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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是最显著的政治、社会现象，其大致分为主动迁徙与强制徙民两类。其中，强制徙民在十六国北朝极为频繁，而在南方较为稀见。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陷梁元帝都城江陵，随后将江陵朝廷的文武百官和居于江陵的士民百姓十余万迁入西魏都城长安，此为南北统一之前，东晋南朝唯一一次都城失陷后被实施的大规模强制徙民。
江陵徙民的发生与此前的南方局势以及南北格局密切相关。江陵的地位以及荆州在南方以至南北格局中的形势，是江陵徙民的军事地理背景。江陵在东晋南朝时期始终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以其为治所的荆州作为南方政权的西门，既是抵御北方胡族政权的重要屏障，同时对于江东之地又有顺流而下的地理优势，故而成为北方政权出兵南下的必争之地。而侯景之乱后，梁元帝以江陵为都，江陵朝廷的建立及覆灭成为江陵徙民发生的直接政治历史背景。同时西魏攻陷江陵后，南北三方鼎峙的格局也成为促使西魏徙空江陵建立萧詧附庸政权的主要原因。
同时，江陵徙民又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强制徙民现象的延续，具备了强制徙民的普遍特点。在对这一时期的强制徙民的普遍状况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江陵徙民同时具备政治性徙民与掠夺性徙民两大性质，政治性徙民多为江陵朝廷的文武百官，掠夺性徙民则以江陵地区的士民百姓为主。而江陵徙民的结果又与强制徙民的一般结果有所不同。其政治性徙民的结果分为两类，一类在迁徙入关之后又被陆续放归南方，另一类则留居西魏北周为官。而掠夺性徙民的结果则是被徙民众基本上被没为奴婢，其中士族子弟有一部分先行放免，而大多数则载周武帝时期陆续放免。
江陵徙民及其结果对于南北朝末期格局以至隋唐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政治、军事方面，江陵失陷及其后徙民导致了梁朝灭亡，陈朝建立，吴姓大族取代侨姓士族成为南朝的政权主体。而西魏北周则借攻陷江陵实施徙民增强了国力，并取得了对于南方的重要战略据点；其后又通过放归部分被徙士人交好陈朝，实现了联陈攻齐的战略目标，最终平灭北齐，杨隋代周之后又进而统一南北。文化、制度方面，留居北朝为官的江陵被徙士人将南朝先进的文化、制度因素输入关中地区，使得原本相对落后的关中政权提升了文化、制度水准。士族社会方面，北方士族在主动迁徙至南方之后成为依附南方政权官僚士族，而江陵徙民使得侨姓士族脱离了南方政权，侨姓士族迁回北方之后既无法融入北方士族社会，又无法转而依附北方政权，最终衰落。
通过全面考察江陵徙民的始末，其作为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历史格局中重要因素的地位由此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