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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先秦各家道论进行纲领性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借助于《庄子》视野而展开的。《老子》之“道”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一方面他以理想的自然之道来否定文化世界，另一方面他又以“柔弱胜刚强”的取胜经验来强调现实的政治功利。《老子》“道论”的矛盾来自于他将一己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道”，而之所以会如此，是《老子》在探索道的途径和方式上乏力。《老子》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本文通过探索认为，从《老子》开始，墨子、宋尹派道家、慎到派道家等，“百家道论”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缺陷，即都存在着以一己经验、意见僭拟超越、普遍性之“道”的问题。《庄子》道论具有“反道论”的性质，他对辩者的责难，是针对所有道论所作的不具体但极其深刻的、“釜底抽薪”式的瓦解。《庄子》学派对道论的攻击和瓦解，使得先秦道论在老子所开创的探求“普遍性的道”这一方向上难以为继。从《庄子》的角度看来，知识者希望通过提出“普遍性的道”来解决全社会的秩序危机这本就是占有之心的表现。在对“百家道论”批评的基础上，《庄子》道论则达到了先秦道论的高峰。《庄子》本身的道论避免了以经验、意见僭拟道，而走向具有宗教性格的“向道而生”--即信赖作为人类及万物存在背景的无限而深邃的大自然、宇宙。这个解决方案有着哲学乌托邦的气质。这些探讨构成本文的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四章。
《庄子》之后，荀子、韩非、墨辩对普遍性的“道”采取或改造、或重起炉灶、或完全丢弃的学术态度。而其中，荀子对道的认识，以及他对“百家道论”的批评与《庄子》道论所达到的高度非常接近。但是荀子所提出的解决“百家道论”各蔽于一偏的方案是儒家一尊主义。荀子这里体现出“援道入儒”的学术总结色彩。韩非这里，有非常清晰的对“道”作为一个普遍性概念的认识，但就整个韩非思想而言，其道论与重因变、重实效、加强君主权威的政治思想断为两截。后期墨家学派没有道论，但其从实践论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对先秦辩者学说的批评与总结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学术探索。而《易传》的作者则发明了一种具有“困境哲学”性质的“变化之道”，但是此“变化之道”并不指向一种新的秩序设想。这个阶段形而上之道的探求不再居于思想的中心地位。这些讨论构成本文的第五章。
另一方面，本文综合前人研究，梳理了先秦道论的历史源流。殷周天道观的本质是给人间秩序寻找、提供神圣来源。殷人崇拜本族的宗祖神“帝”，在殷人的观念中，“帝”永远保佑商王，周人则形成了天不私一姓，择有德者而授之的“天命”观，殷周天道观是以与天沟通为核心，以王权升降为中心的王国上层统治集团的群体观念。周人的“天命观”在春秋霸政之后基本消失，“天”崇拜崩溃。先秦道论是殷周天道观崩溃后知识者兴起的“补天之举”。先秦道论是知识者用“道”来弥补殷周以来“帝”、“天”的空缺。知识者以自己的智慧、识见探索全社会、天下的理想秩序之本--“道”，而在此“道”的指导下，知识者同时解决自己的存在意义问题，即“内圣外王”。
本文将殷周天道观和春秋末年开始出现的“百家之道”统名之为先秦天道观。先秦天道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殷周天道观，此时期的天道观比较纯粹，即氏族集团的上层群体信仰、祭祀、沟通至上神的“帝”、“天”以获得王权合法性，这个天道观从西周夷厉时期开始有所动摇，到了春秋时期基本崩溃。第二个阶段是自春秋末到战国晚期，代表性的天道观是人文精神激荡下的“百家道论”，其特征是平民知识者竞相提出普遍性的“道”作为国君们的政治原则。此期派别众多，学术繁荣，是著名的“轴心时代”，而狭义的先秦道论便是指这一时期的思想。第三个阶段，是在战国中期初步提出至汉代才完全成熟的以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天人感应观念为主体揉合儒家学说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国家宗教性质的秦汉新天道观。本文主要考察的是第二阶段的“百家道论”，兼及第一阶段的殷周天道观，以明其源流，第三阶段的秦汉新天道观则未纳入本文的考察视野。通过对先秦天道观的梳理，本文同意，在学术、职业统系上，道论是道家学派的产物，其源头可能出自于史前时期的巫，殷周时代的史。这些是本文第二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