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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筹划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国内外有关政府筹资的文献异常丰富，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唯独从政府收入筹划的角度专门研究政府收入的成果实属凤毛麟角，更是缺少政府最优筹资方案的理论架构和政策设计。本文不仅把政府收入筹划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财观，而且看作是当代政府的一种公共治理工具，从政府角色定位和政府收入筹划的核心概念为切入点，以保障政府能力与政府角色相匹配的财力需求为目标，试图探求政府最优筹资方案的理论架构，建立一套关于政府收入筹划的研究方法和数理模型，最终设计并初步开发出一套政府收入筹划职能决策支持系统，从而为各级政府理财提供决策工具和理论支撑。因此，本文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全文共八章，约十五万字。
第一章为“导论”。重点介绍了选题背景与研究动机，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思路，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政府收入筹划的概念模型”。研究政府筹资关键要解决政府角色的定位问题。一般地，政治学家往往把政府描述成一个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国家机器，经济学家喜欢将政府看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而社会学者则愿意把政府当成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组织。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政府是一个集国家机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权威性组织，所以，它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而且是政治国家中的“政治人”，还是公民社会中的“道德人”。有鉴于此，本文仅从研究需要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政府能力的概念。本文认为：所谓政府能力，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角色职责而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合法而有效治理的能力。政府能力建设的实质是使政府的角色与其能力相符合，就是不断调整政府职能的范围使其与政府能力相适应，与社会需要相适应，与人的自由发展相适应。接下来，本文从政府作为政治人、经济人和道德人三位一体的角色履行其职责义务实施公共治理的层面出发，将政府收入筹划的核心概念定义为：政府收入筹划是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按照政府能力与政府角色相匹配的理财原则，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一定时期内现实或潜在的财源价值进行估算、预测和规划，以谋求政府收入形式最佳、规模最适、结构最优、效率最高和风险最小的一种公共治理工具。政府收入筹划实际上是在解决政府能力的问题，根据政府能力与政府角色之间一定要对等和匹配的总体要求，政府收入筹划必须坚守保障政府能力与政府角色相匹配的理财原则。政府收入筹划实际上是在解决政府能力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政府现有的或潜在的财源进行价值估算、动态预测和统筹规划，来寻求一种与政府的角色职责正好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机制，这就是能够同时达到形式最佳、规模最适、结构最优、效率最高和收入风险最小的政府收入机制。
第三章为“基于形式最佳的政府收入筹划”。政府收入形式最佳是指通过政府收入形式的整体安排和对历史扬弃的选择，使政府收入体系达到规范和谐、配置最优。从哲学的范畴讲，政府收入形式最佳是指整个收入形式体系的配置最优化，而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政府收入形式的最优化。基于形式最佳的政府收入筹划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根据物品属性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所提供的可供人们消费、满足人们各种消费需要的物品或劳务，按消费特征的不同可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税收是纯公共物品的价格，所以，以纯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石修正税制；准公共物品是指具有竞争性但没有排他性和具有排他性但没有竞争性的物品，其最佳提供方式是由政府通过收费的方式加以提供，应以准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石规范政府收费；同时，以私人物品理论为基石对经营性收费实行市场定价。其次，从政府角色职责层面出发，作为政治人角色的政府，它站在政治国家的活动层面，以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为行动指南，其行为以利国为根本出发点，其收入需求是满足国家职能需要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完全依靠使用政府的统治权利来获得收入，即各种税收和其它强制性转移收入等；作为经济人角色的政府，它站在市场经济的活动层面，以政府利益至高无上为行动指南，其行为以利己为根本出发点，其收入需求当然是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收入水平，而这种收入水平完全依赖于政府作为市场交易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所取得的互益互惠性收入，包括销售货品、提供服务、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股利、佣金、长期合约以及租赁合约等业务的带来的收入；作为道德人角色的政府，它站在公民社会的活动层面，以公民利益至高无上为行动指南，其行为以利民为根本出发点，其收入需求当然是保障基本公民权的收入水平，而这种收入水平完全依赖于政府作为公民社会主体进行来自公民志愿的公益收入，包括社会福利基金缴款、补助、捐赠和彩票收入其它杂项收入。最后，从交易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根据市场基础交易的性质，可将政府收入分为交换收入和非交换收入；交换收入也称交换性交易性收入，是交易双方分别以牺牲某种代价来换取等值回报的交易收入。交换交易收入从以下形式取得：一是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给第三方；二是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给其他政府机构；三是提供他人使用主体的能产生利息、特许使用费和股利的资产。非交换收入是指非交换性交易产生的收入，主要包括两种：使用政府的统治权利获得的收入，即各种税收和其它强制性转移收入等；其它非强制收入，包括拨款、补助、捐赠和其它杂项收入。
第四章为“基于规模最适的政府收入筹划”。所谓最适政府收入规模，既不能简单地强调政府收入规模的最小化，也不能将政府收支适合状态下的政府收入规模视为“最适”，更不能将其界定为合乎政府收入制度约束规范的政府收入规模。由此可见，所谓最适政府收入规模，是以实现社会投资最大化、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以正确处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处于社会经济均衡状态下的政府收入规模。政府税收收入规模最适筹划不仅要考虑到纳税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到纳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税收收入规模最适的界定既关系到政府的收入水平，又关系到政府的支出能力。对于一定时期税收收入规模最适的界定，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和相关税收政策的到位，考虑到纳税人对税收课征的反应，就不能将税收负担水平设定在理论最高值上，而应是退而求其次。从理论上讲，若保持合理的税收收入规模最适，在税收收入量的确定上就需要使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同步、同时能满足政府最低支出需要，最重要的是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规模最适只能限定在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内，不能接近或超过这一最高界限。在筹划税收收入规模最适水平的同时，本章以国债的负担率、国债的偿债率、国债的依存度三个指标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和不同时空上反映了国债发行的最优规模筹划问题，并建立了国债发行规模的最优化模型，对国债收入最适水平进行了初步筹划。
第五章为“基于结构最优的政府收入筹划”。按照某一标准划分的政府收入类别之间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政府收入类别之间有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才能够对经济产生的扭曲作用最小、社会的整体福利损失最小，这就是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筹划的内容。其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政府收入的增长以最小效率损失为前提条件；各种形式的政府收入的增长应该是协调的，它们在政府总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应该是合乎客观规律和比例的；公共产权所带来的各种政府收入与公共权力带来的政府收入应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收入结构的优化是以各种收入形式本身的规范为前提的。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既是政府收入形式结构最优的筹划，也是政府收入价值结构最优的筹划；既是政府收入部门结构最优的筹划，也是政府收入级次结构最优的筹划。鉴于篇幅所限，本章重点讨论政府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中央政府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筹划的模式、政府税收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政府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一般说来，边际成本基本保持不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宜采取税收制度；边际成本递增或递减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和服务，宜采取收费等制度来提供。为达到政府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目标，有必要追求“定性、定位、定量”的政府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明确创新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机制的基本目标。合理确定和严格控制非税收入标准。改革征收方式，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监督体系。其次是中央政府收入与地方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筹划的目的是通过税收划分使得各级政府能够得到合理的财源，以满足居民的各种不同需求，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集权与分权的意义上来理解，各国政府中央政府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筹划的模式大致有以下三种：分散型、集中型和适度集中相对分散型。当今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筹划，真正实行分散型的国家为数极少，大都实行集中型或集中与分散结合型的税权划分模式，把税额大的重要税种划归中央政府所有。因此，中央政府收入和地方政府收入结构最优的筹划策略是：规范政府间财税分配的方式、理顺各级政府税收收入归属机制；适度扩大地方税权，建立省级政府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分税制；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主要税种的具体划分；健全规范而透明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正确引导和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问题；在稳定现行税收管理组织机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国、地税征收管理权。最后是税收收入结构最优筹划。根据十六大三中全会精神，借鉴国外税制改革经验，结合我国现行税制现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的趋势，笔者认为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优筹划的总体思路应是：有立有废、有进有退、有统有分、有增有减、有降有升。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逐步加大前者在税收总额中的所占的比重，降低后者的比重；科学选择主体税种，恰当地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辅助税种，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
第六章为“基于效率最高的政府收入筹划”。政府收入效率就是要求政府收入的筹集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配置效率。政府收入的行政效率是指政府在充分取得政府收入的基础上使其现行的费用最小化；政府收入经济效率旨在谋求政府收入的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政府收入生态效率则通过消减政府收入副外部效应来改善环境质量或削减污染水平；政府收入配置效率是从政府届际关系、府际关系、区际关系、代际关系、国际关系的不同层面寻求政府筹资的配置效率。以行政效率最高为目标的政府收入筹划关键要强化政府收入的成本和效率意识，建立考核政府收入征管成本的机制；税收管理机构要根据政府层次的变化情况而定；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优化干部结构，提高干部素质；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合理调配现有税收征管资源，努力促成税收征管功能最优化。以经济效率最高为目标的政府收入筹划关键要使政府收入的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为此，首先应通过拓宽税基来降低额外负担，其次，应通过运用逆弹性法则设计理想税率来降低额外负担；再次，要运用莱姆西法则实施税收中性战略。基于生态效率最高的政府收入筹划应考虑如何实现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即研究如何通过政府收入政策的制定，影响那些与环境有关的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诱导其产生正外部效应的最大化和负外部效应的最小化，以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府收入的生态效率目标。因此，政府应采取在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予企业补贴的经济政策来消除背离，建立多元生态税的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以排放效率为征收标准的排污收费制度。谋求配置效率最高的政府收入筹划，从府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应依据蒂布特模型与奥茨的分权定理，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种，提高政府收入纵向配置效率；从区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应建立区际政府收入协调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税分配的方式、在税收征收环节贯彻税收归属与税收来源的一致性原则，理顺税收收入归属机制；从届际关系的视角出发，为避免政府决策失误的出现，提高政府收入在各届政府之间的配置效率，就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政府预算决策问责制度，深入推进政府预算决策过程透明化，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重塑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适当延长领导干部任期；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应开征生态建设税以建立代际基金，实行税负转移，完善计税方法，即在不改变整体税收水平的前提下，改变税收组成，以便建立政府收入代际筹划机制；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有必要通过建立以资本流量为指标的三级托宾税制，开征旨在削减碳排放的国际协调性碳税。
第七章为“基于风险最小的政府收入筹划”。政府收入风险是指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运转遭受严重损坏，以至不能正常履行其职能而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和社会发展受到阻滞的可能。基于风险最小的政府收入筹划就是要把滋生各种收入风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本章设计出了税收收入风险筹划模型参数及其目标函数，并分析求证了税收收入风险筹划模型的最优解，提出了以风险最小为目标导向的税收收入筹划措施。以可税性理论为指导，将地下经营所得纳入税收调节范围，把“地下经济”型税收收入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改进和优化税收制度，不断消除税制设计中的缺陷和不足，把“税制缺陷”型税收收入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防范“虚拟交易”型税收风险的对策；加重对偷逃税行为的惩罚，提高税法的威慑力，尽量减少“管理漏洞”型税收风险；积极应对“恶意筹划”型税收风险。以风险最小为目标的债务收入筹划策略，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和完善国债偿还制度，降低国债偿还风险；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新增规模；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实行严格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建立偿债基金；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系统。以风险最小为目标取向的国有资产收入筹划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规范委托-代理关系；以推行全面财务预算为龙头，实施出资人财务预算核准制度；建立国家出资者参与重大财务决策的机制；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防范国有资产收入风险；加强立法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
第八章为“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建设”。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是一个供各级政府收入筹划部门领导和决策研究机构进行决策分析，开展政府收入发展战略研究、制订中长期规划和进行政策研究的工具。它的理论基础是信息论、计算机技术、管理科学和运筹学、行为科学、人工智能。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和使用主要包括技术支持人员、助理决策人员和决策人员。建设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目标是：收集和整理与建设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相关的政府收入筹划运行历史数据、其他经济部门提供的综合财经信息、各种政府收入筹划执行计划及相关文件，建立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数据仓库；收集和整理政府收入筹划理论专家和实践工作者积累的政府收入筹划运行分析经验，并经过验证分析，建立专家知识库；设计和整理建设适用于决策分析的各种算法，构造政府收入筹划决策模型库。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是以监测政府可用财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应用决策科学、运筹学和信息经济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各种决策信息。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总体结构由决策者、硬件实体(包括计算机主机、数字化仪、扫描仪、打印机、绘图仪等)、软件实体和用户界面组成。其中，软件实体由3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基础信息层，包括基础数据库，该层是利用已有的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共享机制来取得数据；第二层是4个专用库及库管理系统，包括模型库及其管理系统(MBMS)、方法库及其管理系统(ABMS)、专用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DBMS)、知识库及其管理系统(KBMS)；第三层由各专项任务子系统组成，是系统的关键，它在各库及库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完成各专项任务。具有网络构架和图形界面的人机交互系统是沟通系统与决策者和系统分析人员的桥梁，它的技术支撑除了计算机技术外，还包括3S技术和网络技术。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主要由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任务管理、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模型管理、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指标管理和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数据管理四大模块组成。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任务管理模块主要包括政府收入总量筹划、政府收入结构筹划、政府收入效率筹划和政府收入风险筹划四个子模块。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模型管理主要包括神经网络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动态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线性规划模型等六个子模块。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指标管理主要包括政府收入总量指标、政府收入结构指标、政府收入效率指标、政府收入风险指标等四个子模块。政府收入筹划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数据管理主要包括基础数据库和专用数据库两个子模块。其中：基础数据库模块又被细分为政府统计部门数据库和财税部门统计数据库两个二级子模块；而专用数据库被细分为金财工程数据库和金税工程数据库两个二级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