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证明，政治动员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服务某种政治权威而对公众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的行为。积肥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基础和推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的全国性政治动员运动。1957年12月，湖北省兴起了冬季积肥运动。《湖北日报》为此发表了《为积肥百亿担而斗争》的社论，指出肥料和水利一样，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为实现1957年农业生产“大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证明，政治动员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服务某种政治权威而对公众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的行为。积肥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基础和推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的全国性政治动员运动。1957年12月，湖北省兴起了冬季积肥运动。《湖北日报》为此发表了《为积肥百亿担而斗争》的社论，指出肥料和水利一样，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为实现1957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必须用大搞水利那样的决心、劲头、规模，大搞肥料，在全省范围内造成一个积肥运动的高潮，为积肥百亿担而斗争。如此短时间、大规模的全国农业生产运动，必然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政治动员。本文选取了红安县喻畈村开展的积肥运动动员为研究个案，以认同聚合为研究视角，分析积肥运动动员不同阶段的策略以及农民与国家的互动，旨在研究国家如何破除现实阻碍，实现价值认同聚合和组织认同聚合，推动积肥运动走向高潮。又是为何会造成利益认同偏差，导致积肥运动出现波折。本文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农村收集档案、访谈当事人，以求对红安县喻畈村的积肥运动达到全面、科学的认识。
本文正文共分四部分，主要以积肥运动的动员背景、开端、高潮、偏离四个发展阶段为逻辑线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探讨了红安县喻畈村一方面面领着积肥运动的政策号召，一方面自身面临着集体的资源困境和农名的思想阻碍，动员难以开展。第二部分描述了积肥运动动员初期思想价值统一的过程和做法。第三部分介绍了动员主体通过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凝聚了农民的组织认同，推动积肥运动火热进行。第四部分，阐述了动员后期积肥动员由生产动员变为具有政治性质的任务和竞赛，脱离了积肥的初衷，农民和集体之间出现的利益认同偏差，农民采取消极应对行为。
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全文的总结和经验启示分析，提出了认同聚合视角下积肥运动动员包含的三个维度，其中价值认同聚合是必要前提，组织认同聚合是有力保障，利益认同聚合是有效动员的关键。
其他文献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为了继承和发扬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并进一步根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沉疴旧病，调整因勃列日涅夫对外过度扩张而致使的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并借此克服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避免核战争所带来的全盘皆输的后果并致力于共同解决新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意在推进苏联全面改革的“改革与新思维”。苏联外交在新思维的指导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裁军为契机寻求退出美苏冷战;通过与联邦德国的再“缓和”致力于建设欧洲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农民是影响革命走势和国家走势的重要因素，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大跃进运动时期，国家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进一步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整合，那么在此过程中取得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认同是重要问题。在大跃进运动初期，斜庙生产大队的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态度由质疑转变为认同并积极参与到大跃进运动中来，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使得国家政权顺利下渗到乡村社会这一级，重构了乡村
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为完成较大型的工程建设，发动政治动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人力补偿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缺陷，从而达到促进发展的目的。大跃进时期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并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展高潮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功建设，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政治动员，而有效的政治动员则是基于民众对修水库政策的认可。群体之间只有
本文以山东省青岛市移风店镇八位老人的口述材料为基础，同时结合当地档案资料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以移风店镇各生产大队卫生所的建设过程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卫生所的建构逻辑，进一步揭示农村基础医疗体系与国家建构的关系。 本文主体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生产大队卫生所得以建立的基础条件，国家制定政策加以引导、保障和规范，建设医疗设施、购买医疗设备提供基本需要，进行政治动员号召所需人才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民间自发组织结社的传统，人们出于共同的目的，按照一定的章程，自愿组织起来开展共同活动。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开展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国家对农民自组织的态度发生转变，有选择性地对自组织个体成员进行吸纳和重塑。国家如何吸纳并重塑自组织成员，自组织成员又是如何回应国家，国家吸纳农民自组织中个体成员的背后会产生什么政治意义，这种意义对国家处理与农民组织的关系及发挥农民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有什
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治理到县一级为止，乡绅和宗族充当了国家政权与基层农村社会的纽带，替代国家权力治理广大的乡村社会，农民除了完成国家规定的“纳税”和“徭役”等义务以外，很少直接与国家发生联系，因此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本质上是“乡绅和宗族”治理的自治社会。在“乡绅和宗族”治理下的传统农村社会，广大农民群体只要完成国家义务，就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力，具有较大的独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发动土地改革运动、集体化运动和建立人民公社体制等方式，逐渐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的建立，标志着传统村落被正式纳入国家的行政体系，农民被前所未有的国家化了。邹谠甚至用“全能主义”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改造乡村传统文化的实践中，传统的民俗组织——“唢呐匠”被当作封建迷信组织而加以取缔和禁止。但“唢呐匠”组织并未消失在国家的整
在传统中国，国家权力的渗透始终未能深入到乡村地区，只能通过乡村地区的“代理人”来实现乡村治理，乡村地区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在人民公社体制之下，中国共产党借助人民公社的组织网络在乡村地区建立了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向乡村地区渗透，建立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有效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整合。人民公社制度实施之后，广大乡村地区普遍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其既是一级集体经
广袤的中国大地因显著的区域差异而孕育了人们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各自独有的文化底色及国家权力介入的程度也形塑着生活在该地域上的人们的国家认同观念。为此，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应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路径以凝聚其国家认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以土地为生的传统农耕文明区域，掀起了集体化运动的热潮，在边疆牧区进行了民主改革，通过一系列运动构建国家观念，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但是由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掀起了农业集体化运动浪潮。在经历了互助组、低级社和高级社等发展阶段后，国内民众大步迈入“政社合一”的公社时代，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依俗而治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人民公社推行的平均主义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生产劳动的自由与权利，同时也人为地割裂劳动质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六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的管理失衡导致国内各地粮食大幅减产，持续的自然灾害则使得该情况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