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由过去的10％左右回落，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7％时代。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了“新常态”一词来描出中国发展的现状，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给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我国仍然存在着经济总量大、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人口基数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要结合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通常，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预期的目标，然后采用一系列手段影响商业银行等中间金融机构的行为，调节中介变量，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最终影响社会总体经济变量。
在以往的货币政策研究中，经济学者大多注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在上个世纪末，一场席卷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危机，让学者们开始更多的研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金融市场不完善、货币替代、负债美元化等，从实际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特点。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放开国内的资本市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部门都逐渐向着竞争性以及全球化的方向转型和发展。因此，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迅速在世界范围传播，最终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此之后，经济学者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渐开始引入金融因素，这方面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为重振经济，美国自危机之后开始了三轮量化宽松，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美国自2014年下半年退出QE3，同时国内金融体系又带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而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对这些因素的反应更加明显。
因此，本文建立一个具备货币替代、金融加速器和负债美元化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使用中国宏观季度数据实施贝叶斯估计。在基准模型中，家庭从消费与持有货币得到的流动性服务中获得效用，而在为本国产品生产提供的劳动中得到负效用。家庭的消费偏好包含习惯形成，其消费篮子由本国生产的产品与进口产品组成，它们分别由本国厂商和进口厂商供给。
为捕捉数据的动态，除引入习惯形成与资本调整成本外，我们还引入一系列名义刚性。我们以Erceg、Henderson and Levin(2000)的方式为模型引入工资粘性:每个家庭在供给其差异性劳动服务时，以Calvo(1983)交错定价方式设定其名义工资。在价格黏性方面，最终产品厂商将同质的中间产品加以差异化，以部分指数化Calvo交错定价的方式设定价格。同时，进口与出口部门中存在名义刚性，意味着模型中的进口与出口价格在短期中具有不完全的汇率传递。
在政府政策方面，我们首先通过描述外生性的财政当局与中央银行行为，分析模型所表现的均衡动态特征。其次，就不同利率制度在传递经济冲击方面起到的作用加以考察，并讨论其福利含义。在此之余，讨论最优货币政策得以实施时，经济在面对冲击时所表现的脉冲响应特征。
结果表明，模型在整体上对数据有良好的拟合度，中国的货币政策及汇率制度可由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经验描述，其效率受名义和实际摩擦的影响，尤其是受不完全汇率传递、金融市场不完善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的影响。为探讨这些特征对中央银行政策权衡的影响，本文通过估计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对不同模型变体下最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表现和福利绩效进行分析对比。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不完善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会造成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干预，同时弱化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进而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通常，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预期的目标，然后采用一系列手段影响商业银行等中间金融机构的行为，调节中介变量，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最终影响社会总体经济变量。
在以往的货币政策研究中，经济学者大多注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在上个世纪末，一场席卷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危机，让学者们开始更多的研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金融市场不完善、货币替代、负债美元化等，从实际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特点。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放开国内的资本市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部门都逐渐向着竞争性以及全球化的方向转型和发展。因此，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迅速在世界范围传播，最终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此之后，经济学者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渐开始引入金融因素，这方面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为重振经济，美国自危机之后开始了三轮量化宽松，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美国自2014年下半年退出QE3，同时国内金融体系又带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而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对这些因素的反应更加明显。
因此，本文建立一个具备货币替代、金融加速器和负债美元化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使用中国宏观季度数据实施贝叶斯估计。在基准模型中，家庭从消费与持有货币得到的流动性服务中获得效用，而在为本国产品生产提供的劳动中得到负效用。家庭的消费偏好包含习惯形成，其消费篮子由本国生产的产品与进口产品组成，它们分别由本国厂商和进口厂商供给。
为捕捉数据的动态，除引入习惯形成与资本调整成本外，我们还引入一系列名义刚性。我们以Erceg、Henderson and Levin(2000)的方式为模型引入工资粘性:每个家庭在供给其差异性劳动服务时，以Calvo(1983)交错定价方式设定其名义工资。在价格黏性方面，最终产品厂商将同质的中间产品加以差异化，以部分指数化Calvo交错定价的方式设定价格。同时，进口与出口部门中存在名义刚性，意味着模型中的进口与出口价格在短期中具有不完全的汇率传递。
在政府政策方面，我们首先通过描述外生性的财政当局与中央银行行为，分析模型所表现的均衡动态特征。其次，就不同利率制度在传递经济冲击方面起到的作用加以考察，并讨论其福利含义。在此之余，讨论最优货币政策得以实施时，经济在面对冲击时所表现的脉冲响应特征。
结果表明，模型在整体上对数据有良好的拟合度，中国的货币政策及汇率制度可由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经验描述，其效率受名义和实际摩擦的影响，尤其是受不完全汇率传递、金融市场不完善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的影响。为探讨这些特征对中央银行政策权衡的影响，本文通过估计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对不同模型变体下最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表现和福利绩效进行分析对比。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不完善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会造成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干预，同时弱化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进而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