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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侪”是上海话中的一个副词性全称量词。“侪”的量化可分为左向和右向，当量化对象出现在“侪”左侧时，须满足复数条件，此时“侪”作全称解读，具有分配性特征；当量化对象出现在“侪”右侧时，除复数条件外，宾语及动词类型也受到严格限制：宾语只允许表类指的光杆名词或者人称代词；且前者仅可与动作动词搭配，后者仅可与心理动词搭配，此时“侪”的作用相当于限制性焦点副词。作为副词性的全称量词，上海话“侪”的用法与普通话“都”很相似，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是，“侪”的语义单一，而“都”为多义词。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普通话与上海话语码混用的现象在上海市区方言中越来越常见，或许会对儿童习得母语造成一定影响。
本论文采用多种实验方法探究上海话儿童对“侪”的获得情况：通过动作演示任务，检验儿童是否掌握全称量词的意义；通过诱导复述任务，检验儿童是否对全称主语和“侪”的共现限制敏感；通过真值判断任务，检验儿童对“侪”的分配性解读是否敏感；通过图片验证任务，检验儿童理解含“侪”的否定句时是否遵守句法一语义同构原则，同时检验语境是否对儿童的判断造成影响。论文还通过语法判断测试，调查了上海话成人对“侪”的右向量化句子的理解，以及“侪“在“阿+V”问句中的接受程度。
实验结果表明，首先，上海话儿童在四岁前就已获得“侪”的全称意义：尽管他们对“数”的概念相对欠缺，但绝不会在全称指令上犯错。其次，四岁至六岁的儿童均表现出对全称主语和“侪”的共现限制敏感，虽然产出的句子中含许多上海话与普通话语码混用的现象，但不影响他们在复述句子时无意识地添加“侪”以修正句子的合法性。再者，儿童从四岁起就牢固地掌握了“侪”的分配性意义，能够区分左／右量化辖域，并判断前者为正确的量化域，未见“对称解读”错误(Philip1995)对儿童拒绝右向量化的全称解读有影响；在无“侪”的歧义句中，上海话儿童和成人仍然显示出对分配性解读的偏好。以上诸方面可证明儿童从四岁起已经掌握“侪”的特征及用法，然而，在解读含全称量词的否定句中，儿童与成人显示出明显不同。具体来说，四岁至六岁的儿童在理解否定词取宽域的句子时，接受逆序解读的比率显著高于接受顺序解读的比率，印证了否定算子的阻隔效应(Zhouand Crain2010)；仅四岁组儿童受到语境影响显著，但合理否定语境的加入并未使得他们的答案更接近成人解读，显示学前儿童语法不遵守同构原则并非是受到非语言因素的干扰。还发现，在否定词取宽域解读的句子中，上海话成人对顺序解读的接受率与对逆序解读的接受率趋同，此情况与普通话对等句子形成鲜明对比。关于“侪”右向量化句子的观察，包括宾语类型限制及动词模态限制，在成人语感调查中得到验证，印证了Liu(1990，1997)提出的将全称特性作为名词短语是否可出现在全称量词辖域之判断标准的可行性。
本论文采用多种实验方法探究上海话儿童对“侪”的获得情况：通过动作演示任务，检验儿童是否掌握全称量词的意义；通过诱导复述任务，检验儿童是否对全称主语和“侪”的共现限制敏感；通过真值判断任务，检验儿童对“侪”的分配性解读是否敏感；通过图片验证任务，检验儿童理解含“侪”的否定句时是否遵守句法一语义同构原则，同时检验语境是否对儿童的判断造成影响。论文还通过语法判断测试，调查了上海话成人对“侪”的右向量化句子的理解，以及“侪“在“阿+V”问句中的接受程度。
实验结果表明，首先，上海话儿童在四岁前就已获得“侪”的全称意义：尽管他们对“数”的概念相对欠缺，但绝不会在全称指令上犯错。其次，四岁至六岁的儿童均表现出对全称主语和“侪”的共现限制敏感，虽然产出的句子中含许多上海话与普通话语码混用的现象，但不影响他们在复述句子时无意识地添加“侪”以修正句子的合法性。再者，儿童从四岁起就牢固地掌握了“侪”的分配性意义，能够区分左／右量化辖域，并判断前者为正确的量化域，未见“对称解读”错误(Philip1995)对儿童拒绝右向量化的全称解读有影响；在无“侪”的歧义句中，上海话儿童和成人仍然显示出对分配性解读的偏好。以上诸方面可证明儿童从四岁起已经掌握“侪”的特征及用法，然而，在解读含全称量词的否定句中，儿童与成人显示出明显不同。具体来说，四岁至六岁的儿童在理解否定词取宽域的句子时，接受逆序解读的比率显著高于接受顺序解读的比率，印证了否定算子的阻隔效应(Zhouand Crain2010)；仅四岁组儿童受到语境影响显著，但合理否定语境的加入并未使得他们的答案更接近成人解读，显示学前儿童语法不遵守同构原则并非是受到非语言因素的干扰。还发现，在否定词取宽域解读的句子中，上海话成人对顺序解读的接受率与对逆序解读的接受率趋同，此情况与普通话对等句子形成鲜明对比。关于“侪”右向量化句子的观察，包括宾语类型限制及动词模态限制，在成人语感调查中得到验证，印证了Liu(1990，1997)提出的将全称特性作为名词短语是否可出现在全称量词辖域之判断标准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