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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能源利用转型的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崛起，“邻避”运动日益成为一种威胁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国性“危机，给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深刻的挑战。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一些重化工、资源依赖型城市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期，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不断打破，“社区-产业-生态环境”的关系也不断重塑。环保抗议、利益冲突与地方发展困境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地方性危机”。本文针对这一新变化和新问题，提出“邻避-地方性危机”的概念，以研究邻避危机如何演化，及其“嵌入”地方性危机的过程和机制问题。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风险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等跨学科视角出发，通过建立一个整体分析框架，阐释了”邻避-地方性危机”这一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与机理，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政策启示。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
（1）邻避危机演进机理研究。首先，建立“结构-情境-行动”框架，基于“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抗议事件”案例和扎根理论方法，考察邻避运动的演化过程，及其中丰富的政民行动逻辑和策略，为邻避运动的演化提供一个总体分析；其次，从整体转向局部，聚焦于抗议者“行动”，从社会心理层面定量检验（行动者的）风险感知、信任、公平感知与反焚倾向之间的因果机制；最后，建构了邻避“风险链”理论，提出邻避危机总是存在着一种“实在风险-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公共危机”的演化轨迹。
（2）“邻避运动”嵌入“地方性危机”的过程机制研究。选择“渤天化工住区抗议和地方转型”案例，首先，定量考察一种“风险容忍”现象（社区为何与风险设施“和平相处”）。研究发现，人们对居住地的情感联系（地方依恋）与功能依赖（如雇佣关系）能够显著地缓解风险感知和抗议意愿，增进邻避设施的社会接受性；其次，本文在外部突发事故的结构性张力下，考察风险性质与规模“变异”的全过程（社区为何从容忍到抗争，最终形成长期的“涟漪效应”），进而分析地方性危机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虽然地方依恋能够“缩减”社会稳定风险，但突发事故却以强大的外部推力迅速激化了风险感知，并消解地方依恋的作用，造成局部社会风险的剧烈放大，在政策变更和社会层面产生持久的“涟漪效应”。由此，原有的生态环境恶化，邻避型产业的无序“退出”，新产业接续和经济结构升级乏力等问题，裹挟着民生和其他社会难题，造成地方转型受阻，形成新的“地方性危机”。
（3）”邻避-地方性危机”的整体治理研究。本文提出治理深层体制性因素,履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机制,协调运用治理工具等治理策略，借此营建积极的制度性信任,缓解利益公众的风险感知,消解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各具特点的“地方性危机”，通过将安全风险纳入长效管控机制、依靠产业升级驱动，培育积极稳固的地方性，形成和谐有序的“产-城-人”关系，从而推动地方跨越发展陷阱。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风险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等跨学科视角出发，通过建立一个整体分析框架，阐释了”邻避-地方性危机”这一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与机理，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政策启示。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
（1）邻避危机演进机理研究。首先，建立“结构-情境-行动”框架，基于“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抗议事件”案例和扎根理论方法，考察邻避运动的演化过程，及其中丰富的政民行动逻辑和策略，为邻避运动的演化提供一个总体分析；其次，从整体转向局部，聚焦于抗议者“行动”，从社会心理层面定量检验（行动者的）风险感知、信任、公平感知与反焚倾向之间的因果机制；最后，建构了邻避“风险链”理论，提出邻避危机总是存在着一种“实在风险-感知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公共危机”的演化轨迹。
（2）“邻避运动”嵌入“地方性危机”的过程机制研究。选择“渤天化工住区抗议和地方转型”案例，首先，定量考察一种“风险容忍”现象（社区为何与风险设施“和平相处”）。研究发现，人们对居住地的情感联系（地方依恋）与功能依赖（如雇佣关系）能够显著地缓解风险感知和抗议意愿，增进邻避设施的社会接受性；其次，本文在外部突发事故的结构性张力下，考察风险性质与规模“变异”的全过程（社区为何从容忍到抗争，最终形成长期的“涟漪效应”），进而分析地方性危机的形成逻辑。研究发现，虽然地方依恋能够“缩减”社会稳定风险，但突发事故却以强大的外部推力迅速激化了风险感知，并消解地方依恋的作用，造成局部社会风险的剧烈放大，在政策变更和社会层面产生持久的“涟漪效应”。由此，原有的生态环境恶化，邻避型产业的无序“退出”，新产业接续和经济结构升级乏力等问题，裹挟着民生和其他社会难题，造成地方转型受阻，形成新的“地方性危机”。
（3）”邻避-地方性危机”的整体治理研究。本文提出治理深层体制性因素,履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机制,协调运用治理工具等治理策略，借此营建积极的制度性信任,缓解利益公众的风险感知,消解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各具特点的“地方性危机”，通过将安全风险纳入长效管控机制、依靠产业升级驱动，培育积极稳固的地方性，形成和谐有序的“产-城-人”关系，从而推动地方跨越发展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