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天主教与科学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天主教与科学两者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可以将两者关系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中世纪之前的相互独立与平行发展时期，中世纪的稳定发展时期，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间的冲突时期，20世纪以来的对话时期。当然对上述不同时期两者关系的概括，对应每个时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存在，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主要基调。对于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伊安·巴博确认了以下模式:“冲突、相互独立、对话与整合”。可以用这四种模式来分析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复杂状态及其演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20世纪以来，教会世俗权力丧失与教俗分离，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天主教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与渊源之上，天主教现代转向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别表现为:自然神论的护教思想、克尔凯戈尔信仰主义新正统神学的先声、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宗教解释尝试等等，这些思想的发展为20世纪天主教的现代转向做好了铺挚。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经历了现代派神学主观主义宗教观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回归传统的基要主义合一梦想的破灭以及新正统神学的出现，天主教必须结束自我囚禁的“罗马囚徒”，走出城堡思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与科学的关系上，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冲突模式基本结束，传统体制冲突模式基本被现代积极主动、参与建设性制衡所代替。
现代天主教与以前相比，首先存在一个重新自我定位，由集信仰、真理、现世统制于一体，转变为重新定位与拓展自身存在方式，寻找自身存在空间与存在价值，教会几百年来的苦痛与失败主要在于不断强硬的以神学代替科学，以信仰代替理性，以所谓先天的结论代替现代人的认知，其结果不可避免会遭到惨败。天主教回到人文而从科学领域退却的结果并不是失败，而是重生的明智之举，为人类服务并非只有与科学殊死决斗才能生存，教会认识到自己可以有另外的生存空间。从传统思维看，天主教放弃了冲突，但这只是领域与方式的改变，从内在看，这种新的争夺，由于更加间接与隐蔽，实际上更加全面深刻和猛烈，这无疑构成了与传统模式明显不同的现代模式，自20世纪以来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改变了过去被动保守、节节败退的局面，逐渐展现出现代自信，在处理各种内外事务中呈现出主动面对、步步为营、不断进取的局面。由于教会在争夺现代人内心世界影响力的不懈努力，天主教与科学两者互动与交流也更加成为一种常态，同时由于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相互关系及自身层次的多元化、多样性，现代天主教与科学冲突关系也呈现出愈加复杂、立体多层次多元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影响下，教会也迎来了体制重构的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天主教与科学的建制转换，天主教在体制上逐步由外在建制向信仰服务体系转变，教会所完成的革新具体表现为教会学以及教会组织体系的革新、宗教仪式的现代化与地方化、教义学的更新，同时还表现为教会现实运行与现代科学的高度关联，教宗科学院、梵蒂冈城市运行，尤其是梵蒂冈广播电台更可以看作是教会与科学交相辉映的一个重要表现，上述内容所构筑的教廷与科学的关系均力图营构教会的自身主体性及与科学的新互动模式。同时，天主教伦理的现代转变，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科学影响下的教会对现代社会的参与由形而上的神学伦理学到关注人与现实的伦理学与文化的转变。
梵二会议是20世纪天主教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梵二会议意味着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对话模式的开启，在天主教与科学相互性、互动与交流对话的参与模式下，无论从教会实体还是神学思想逐步完成了传统神学到关注现实社会、社会问题，关注人的尊严、人格，关心人的内心体验的转变，教会神学研究也由过去更多注重形而上的哲学研究到更多借助现代社会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为信仰与现实问题论证服务，教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融入现代社会并试图发挥正面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无论普世大公运动还是对话，或者神学思想的任何一方面内容，思想存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这种状况本身体现为自觉或者是自发、自然的状态。传统天主教完全处于单一、稳定与自我论证、自我表白的状态，甚至从产生之初到近代莫不如此，但变化无时不在，天主教应对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分裂、激烈的冲突或者对抗，但显然这些还不足于使教会本身发生颠覆性的危机，反而在坚持中似乎赢得了存在下去的机会。这无疑是与当时代合拍的。如此，对话既是天主教融入现代社会的理论与现实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利性的现代话语权的争夺。
与此同时，20世纪新物理学的发展，也为天主教与神学的整合提供了一种思想的途径，当然这样一种整合体现为现时代两者关系的一种和平的分歧、制约，是一种相互性和对话与交流的结果与实现价值的最高体现。新物理学所带动整体科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向。不能否认科学自身发展存在着严格的规范和边界，但20世纪科学的某些进展却越来越超出传统认知的基础——经验与现象归纳本身，进入了抽象和思辨的层面，现象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分离似乎越来越大，就在神学以经验层面向科学靠近的同时，科学在某些方面似乎正在返回到形而上的领域在向神学靠近，对精神与信仰的关注并非天主教神学独此一家的专利，但不容否认其自身特有存在价值与存在空间。两者关系整合契机的出现，也为天主教自身整理其传统理论中一些无法解决的困境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可能，即使退后一步分析，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如天主教信仰与真理、教会伦理与科学的问题，教会思想的发展从而获得了一些新的思路，使教会的认识得以深化，教会护教理论也因此有所发展。
对于在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天主教的时代变化，也应对其特性做某种程度的批判性分析，天主教在世俗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独特性价值丧失，自我消解的危机，同时这种变化更多方面也表现出是一种混乱代替另外一种混乱，在天主教在现代社会试图重新恢复影响，争夺当代话语权与社会控制权的过程，也体现出其功利色彩的一面。教会现代神学大厦的建设还只是存在于设想中的若干极为粗陋的框架的时候，内部的争论已纷至沓来，无论内部以及面对现实社会，天主教都在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攻防，而对现代社会的所谓转向与融入也只是功利性的宣示占领，这必然与其对现代性的追求背道而驰，自身也将会在神性与世俗的反向消解中陷入发展的困境。当然通过对天主教与科学现代多元多层次的关系揭示，可以厘清神学与科学存在的极其复杂的现代维度，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文化之一角，窥(一)斑而略知西方文明的实在。
20世纪以来，教会世俗权力丧失与教俗分离，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天主教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与渊源之上，天主教现代转向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别表现为:自然神论的护教思想、克尔凯戈尔信仰主义新正统神学的先声、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宗教解释尝试等等，这些思想的发展为20世纪天主教的现代转向做好了铺挚。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经历了现代派神学主观主义宗教观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回归传统的基要主义合一梦想的破灭以及新正统神学的出现，天主教必须结束自我囚禁的“罗马囚徒”，走出城堡思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与科学的关系上，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冲突模式基本结束，传统体制冲突模式基本被现代积极主动、参与建设性制衡所代替。
现代天主教与以前相比，首先存在一个重新自我定位，由集信仰、真理、现世统制于一体，转变为重新定位与拓展自身存在方式，寻找自身存在空间与存在价值，教会几百年来的苦痛与失败主要在于不断强硬的以神学代替科学，以信仰代替理性，以所谓先天的结论代替现代人的认知，其结果不可避免会遭到惨败。天主教回到人文而从科学领域退却的结果并不是失败，而是重生的明智之举，为人类服务并非只有与科学殊死决斗才能生存，教会认识到自己可以有另外的生存空间。从传统思维看，天主教放弃了冲突，但这只是领域与方式的改变，从内在看，这种新的争夺，由于更加间接与隐蔽，实际上更加全面深刻和猛烈，这无疑构成了与传统模式明显不同的现代模式，自20世纪以来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改变了过去被动保守、节节败退的局面，逐渐展现出现代自信，在处理各种内外事务中呈现出主动面对、步步为营、不断进取的局面。由于教会在争夺现代人内心世界影响力的不懈努力，天主教与科学两者互动与交流也更加成为一种常态，同时由于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相互关系及自身层次的多元化、多样性，现代天主教与科学冲突关系也呈现出愈加复杂、立体多层次多元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影响下，教会也迎来了体制重构的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天主教与科学的建制转换，天主教在体制上逐步由外在建制向信仰服务体系转变，教会所完成的革新具体表现为教会学以及教会组织体系的革新、宗教仪式的现代化与地方化、教义学的更新，同时还表现为教会现实运行与现代科学的高度关联，教宗科学院、梵蒂冈城市运行，尤其是梵蒂冈广播电台更可以看作是教会与科学交相辉映的一个重要表现，上述内容所构筑的教廷与科学的关系均力图营构教会的自身主体性及与科学的新互动模式。同时，天主教伦理的现代转变，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科学影响下的教会对现代社会的参与由形而上的神学伦理学到关注人与现实的伦理学与文化的转变。
梵二会议是20世纪天主教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梵二会议意味着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对话模式的开启，在天主教与科学相互性、互动与交流对话的参与模式下，无论从教会实体还是神学思想逐步完成了传统神学到关注现实社会、社会问题，关注人的尊严、人格，关心人的内心体验的转变，教会神学研究也由过去更多注重形而上的哲学研究到更多借助现代社会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为信仰与现实问题论证服务，教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融入现代社会并试图发挥正面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无论普世大公运动还是对话，或者神学思想的任何一方面内容，思想存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这种状况本身体现为自觉或者是自发、自然的状态。传统天主教完全处于单一、稳定与自我论证、自我表白的状态，甚至从产生之初到近代莫不如此，但变化无时不在，天主教应对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分裂、激烈的冲突或者对抗，但显然这些还不足于使教会本身发生颠覆性的危机，反而在坚持中似乎赢得了存在下去的机会。这无疑是与当时代合拍的。如此，对话既是天主教融入现代社会的理论与现实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利性的现代话语权的争夺。
与此同时，20世纪新物理学的发展，也为天主教与神学的整合提供了一种思想的途径，当然这样一种整合体现为现时代两者关系的一种和平的分歧、制约，是一种相互性和对话与交流的结果与实现价值的最高体现。新物理学所带动整体科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向。不能否认科学自身发展存在着严格的规范和边界，但20世纪科学的某些进展却越来越超出传统认知的基础——经验与现象归纳本身，进入了抽象和思辨的层面，现象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分离似乎越来越大，就在神学以经验层面向科学靠近的同时，科学在某些方面似乎正在返回到形而上的领域在向神学靠近，对精神与信仰的关注并非天主教神学独此一家的专利，但不容否认其自身特有存在价值与存在空间。两者关系整合契机的出现，也为天主教自身整理其传统理论中一些无法解决的困境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可能，即使退后一步分析，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如天主教信仰与真理、教会伦理与科学的问题，教会思想的发展从而获得了一些新的思路，使教会的认识得以深化，教会护教理论也因此有所发展。
对于在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天主教的时代变化，也应对其特性做某种程度的批判性分析，天主教在世俗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独特性价值丧失，自我消解的危机，同时这种变化更多方面也表现出是一种混乱代替另外一种混乱，在天主教在现代社会试图重新恢复影响，争夺当代话语权与社会控制权的过程，也体现出其功利色彩的一面。教会现代神学大厦的建设还只是存在于设想中的若干极为粗陋的框架的时候，内部的争论已纷至沓来，无论内部以及面对现实社会，天主教都在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攻防，而对现代社会的所谓转向与融入也只是功利性的宣示占领，这必然与其对现代性的追求背道而驰，自身也将会在神性与世俗的反向消解中陷入发展的困境。当然通过对天主教与科学现代多元多层次的关系揭示，可以厘清神学与科学存在的极其复杂的现代维度，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文化之一角，窥(一)斑而略知西方文明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