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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
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
首先，作者从廖平的著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
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
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
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
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
首先，作者从廖平的著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
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
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
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
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