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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为主要特征，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为核心内容，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1997)将国有企业及其与银行体系关系、环境、形成一个竞争性且具关怀性的社会、继续自由化贸易、资本流动、政府未来角色和地区差异等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6大挑战。其中资本流动问题必然包含导致以证券为媒介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资本市场开放。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最终全面开放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资本市场开放实质是资本以证券为媒介的跨国交互流动，属于资本帐户自由化的范畴，是在一国金融开放的后续阶段完成的任务，必须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协调，开放状态要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改革等保持一致，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追求开放收益的最大化。 应用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分析中国国情，把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问题结合对外开放的环境条件、实现路径等问题，放到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中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需求。 中国资本市场是根植于转轨经济体的新兴市场，既具有新兴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承担转轨市场的社会责任和目标，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新的市场类型即中国资本市场，其特色是“新兴+转轨”。很多制度缺陷不能简单区分什么是“新兴性”带来的，什么是“转轨性”造成的，从而对应地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很多制约市场发展的制度性缺陷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如市场缺乏层次、产品结构单一;市场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制度、社会信用制度、财产及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完备。由于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并互相作用，市场难以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参与各方之间的博弈格局复杂多变，掠夺性战略盛行，短期行为严重。 如果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发展机遇期实际上非常短暂。2006年年底，国内人民币业务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正在进行深层次改革以迎接挑战。如果能够顺利度过此难关，那么，在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内地居民跨境投资的推动下，中国资本帐户开放将有实质性进展。这一进程决不会因资本市场尚未成熟而有任何变化，市场参与各方必须认识到这一矛盾，并在未来三到五年内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比较与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比成熟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功能与作用，分析新兴资本市场制度演进的轨迹和普遍性特点，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研究所面临的制度建设问题。 本文首先运用传统经济金融理论来探讨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其目标问题。这部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二章当中。通过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程的讨论，力求寻找一个较为标准的资本市场目标模式。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对新兴市场国家、转轨国家以及新兴加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路径和资本市场的目标定位差异分别进行了阐述。 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新兴市场国家、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路径和资本市场的目标定位差异分别进行了阐述。第五章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第三章讨论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及其目标定位。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发展资本市场主要是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通过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探讨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问题。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初级阶段，金融市场中的融资行为以间接融资为主，而到了发展的高级阶段，则将以直接融资为主。这样的发展路径涉及金融深化的相关理论。本章主要探讨了以下这些问题: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特点、约束条件、现状及其演进方式等。 第四章主要针对转轨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目标是为了支持产权私有化和产权、资本价格的形成机制。讨论了这一类型国家在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的目标定位问题、改革进程的次序安排问题以及对宏观体制转轨的支持性问题等。 第五章对新兴市场国家、转轨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一些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问题。主要讨论了这些国家金融改革的内容、次序、速度及效应等。探讨一些特轨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功能实现问题。通过两者分别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进行的比较分析，对前述理论部分形成实证支持。 第六章到第八章主要是在开放的环境下探讨中国资本市场的特征、发展目标及其开放路径。戈德斯密斯的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随着约束条件的渐次演进，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我国的约束条件，在半封闭条件下，存在种种隔离措施的情况下的循序渐进的变革。然而，面对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外部冲击愈来愈强烈，本章主要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转轨国家相比，特殊性是什么？提出中国的特殊性就是完成两者目标的同时还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通过对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的回顾分析，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来确定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背景、次序和效应问题。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过程需要资本便宜化，所以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金融政策的导向主要是压低利率水平、扩大利差范围，促进产业资本形成，实现全社会的资源向工业化倾斜。此阶段，资本市场筹集资本的功能较为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储蓄增长，资金不再成为资本形成的限制条件。取消管制措施，改变扭曲的资本价格，形成有利于合理价格发现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是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制度建设的方向是能够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合理的资本价格，引导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世界资本在中国的配置。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必须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走自己的路。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一个新兴市场，具有新兴市场的普遍特征;同时，中国又是最大的转轨经济体，资本市场在转轨过程中所要发挥的作用不同于一般的新兴市场，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兼具“新兴性”和“转轨性”。但是，这两种特性又不能割裂地看，任何一种特性都不能涵盖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也不是作出更侧重于某一特点的判断的问题，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世界资本市场发展史中的特例。“新兴加转轨”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命题，需要正确全面地加以研究和认识。 第三，以往对资本市场研究中往往将国内的实体经济、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割裂开来，侧重于从资本市场本身讨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对外开放问题。本文从系统论思想出发将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对外开放放到宏观经济稳定、金融改革的整体框架内分析其战略选择，得出资本市场改革必须与宏观经济环境协调的结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采取渐进式战略还是激进式战略都只是问题的表象，保证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建设要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协调。 第四，以往对海外资本市场经验借鉴仅仅集中在对单个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上，而为了探索资本市场建设的规律，就必须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进行考察，根据其中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析结论和战略选择方案。 另一方面，本文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次序方面，对这种开放次序的差异、原因、优劣以及后果等进行比较分析时，缺乏一些量化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