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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今天谈到余华这位作家，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他的《活着》。这本书仿佛成为了这个作家的代名词，甚至有一部分读者认为《活着》是余华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以至于這本书在现如今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坛都享有一定声誉，但《活着》这本书自余华1992年创作之时却少为中国的读者所热爱追捧，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这种“活着”热席卷整个文坛，笔者将从流传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活着》广受读者追捧的原因进行讨论。
关键词：《活着》;余华;精神胜利法;当代人的价值观
一、《活着》中的生死观
很多人表示在看了余华的《活着》之后便感到压抑的透不过气来，相较于活着来说，死亡仿佛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色彩。主人公富贵是那个时代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在那样一个时代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亲眼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自己而去，晚年只能同一头牛度过。的确整部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死亡的沉闷气息，以至于很多读者表示看完这本书反而不想活着了，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之后还能够顽强的活下来。富贵对于生命的态度正是中华民族人民几千年以来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存观的一个真实写照，我想作者之所以未将富贵也推向死亡，是想给所有的读者留有一丝希望，也正是想通过富贵这样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让读者通过正视死亡，进而珍惜生命的可贵。
二、从流传学看“活着”热
从流传学的角度来看，《活着》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从国外火到国内的，或许这一观点让大众难以信服，但是众多证据表明，《活着》这本书确实并非从刚开始就极受读者追捧。
首先我们从余华这个作家本身说起，九十年代中国的先锋作家们处于一个低谷的空窗期，在“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先锋作家们面临着滞后的文学创作观念同思想更新的现代读者之间的矛盾的困境，在这个时候随着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涌入，先锋作家的那种激进的反叛传统文学模式已然不能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在这种背景影响下的马原、余华等一大批先锋作家面临着读者的多寡的困境，因此是否转型就成为了先锋作家的第一个分歧点，正如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所说的“80年代后期是一个文化的溃败期，先锋作家是在面对’新时期’危机的历史前提下，而不得不走上形式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西方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后代现主义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之后，读者和先锋作家的思想差距被越拉越大，而在这种情况下的余华既想抒写作为先锋作家的自我意识，又不想失去读者的市场，于是余华就在卡夫卡等西方文学作家那里习得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灵感——“虚伪的形式”，这也成为了此后余华的作品的主要形式，我们可以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等大量后期作品中看到这一点。作者通过在作品中大量的采取“虚伪的形式”来守住自己的先锋意识。正如余华在采访中所说的：“卡夫卡是我的第二位导师，他把我从川端康成的陷阱中解救出来，是他让我学会了自由的写作。”也正是这种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为余华作品受到国外读者追捧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我们再回过头再来看一下《活着》这部作品本身，这本书是余华在1992年创作，首次出版是于1993年在Hachette出版公司出版了法国版，此后的几年里又出版了很多版本，诸如意大利文版和日文版等等，唯独中文版本却是在2004年首次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十余年间这部小说并未在中国激起千层浪，反而是在这部小说受到无数国外读者追捧之后重新引起了读者的重视，也正是《活着》这部小说让余华在国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随后在国外读者的影响下这本书引起了中国读者的重视和思考，但此书在出版至今并未在中国获得一些重量级奖项，从《活着》这本书所获得得奖项来看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本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出来就广受读者追捧。
三、《活着》中的隐含的现代价值观
《活着》在近几年内几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形式上迎合大众的阅读偏好。前面我们谈过余华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开启了文学形式的转型，在其转型后的作品中减少了先锋作家的那种一味追求激进的感官刺激的低于零度的冷漠笔触，从而转向一种温情的充满情感的叙事模式，因此形式的转变后余华的作品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偏好。其二、在情节塑造上利用大众遭遇的同理心。余华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自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虽然余华不是写实主义作家，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往往能够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而苦难这一主题也是余华作品中的主要形式。苦难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生存所要面临的主题，无论在什么时代，人作为个体生命的意识形态存在，都会经历来自各方面的磨难。作者通过塑造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民形象来体现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在情节上的设置凸显真实，我们可以看到富贵遭受到的苦难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有来自社会的，也有来自家庭的，在整个情节塑造上凸显了“活生生”的生活，多方面的磨难能够使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找到一种共鸣点。其三、精神内核契合现代生存状态。在富贵的自叙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苦难对于这样一个“弱者”而言已是常态，“踏实”二字是富贵对于生存和现实态度的总结，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在面对至亲之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自己之后，自己却幸运的活了下来，这对于富贵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踏实”。富贵的这种凭本能的对待现实生活的压迫的 “精神胜利”，与当今社会多元化割裂个体意识状态下，人承受生命的种种不能承受的轻和重的体验有着极高的相似之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对于现实生活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人们处理的方式和富贵一样，选择“接受”或是“忘却”以此来逃避自身面对这种苦难的抉择。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没有人能够突破命运的不确定因素，从生到死的过程几乎都是人所不能掌控的，而作家也只好将生存问题回归到“人自身”，以求找寻突破。这位作家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生存为天下的理念，从另一个方面向人们阐释了一种别样的“为己”生存原则，这种新型的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努力和尝试，也是《活着》传播给大众的生存理念，毕竟人活着不为其他，就因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中文版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夏冰.论余华《活着》的生存哲学.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5）：102-104.
[3]黄传波，张丽.生死之间——论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识.汉文哲学社会科学报.2006（1）：14-15.
作者简介
王睿（1998—），女，汉族，重庆，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活着》;余华;精神胜利法;当代人的价值观
一、《活着》中的生死观
很多人表示在看了余华的《活着》之后便感到压抑的透不过气来，相较于活着来说，死亡仿佛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色彩。主人公富贵是那个时代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在那样一个时代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亲眼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自己而去，晚年只能同一头牛度过。的确整部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死亡的沉闷气息，以至于很多读者表示看完这本书反而不想活着了，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之后还能够顽强的活下来。富贵对于生命的态度正是中华民族人民几千年以来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存观的一个真实写照，我想作者之所以未将富贵也推向死亡，是想给所有的读者留有一丝希望，也正是想通过富贵这样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让读者通过正视死亡，进而珍惜生命的可贵。
二、从流传学看“活着”热
从流传学的角度来看，《活着》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从国外火到国内的，或许这一观点让大众难以信服，但是众多证据表明，《活着》这本书确实并非从刚开始就极受读者追捧。
首先我们从余华这个作家本身说起，九十年代中国的先锋作家们处于一个低谷的空窗期，在“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先锋作家们面临着滞后的文学创作观念同思想更新的现代读者之间的矛盾的困境，在这个时候随着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涌入，先锋作家的那种激进的反叛传统文学模式已然不能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在这种背景影响下的马原、余华等一大批先锋作家面临着读者的多寡的困境，因此是否转型就成为了先锋作家的第一个分歧点，正如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所说的“80年代后期是一个文化的溃败期，先锋作家是在面对’新时期’危机的历史前提下，而不得不走上形式主义革命的道路”，在西方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后代现主义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之后，读者和先锋作家的思想差距被越拉越大，而在这种情况下的余华既想抒写作为先锋作家的自我意识，又不想失去读者的市场，于是余华就在卡夫卡等西方文学作家那里习得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灵感——“虚伪的形式”，这也成为了此后余华的作品的主要形式，我们可以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等大量后期作品中看到这一点。作者通过在作品中大量的采取“虚伪的形式”来守住自己的先锋意识。正如余华在采访中所说的：“卡夫卡是我的第二位导师，他把我从川端康成的陷阱中解救出来，是他让我学会了自由的写作。”也正是这种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为余华作品受到国外读者追捧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我们再回过头再来看一下《活着》这部作品本身，这本书是余华在1992年创作，首次出版是于1993年在Hachette出版公司出版了法国版，此后的几年里又出版了很多版本，诸如意大利文版和日文版等等，唯独中文版本却是在2004年首次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十余年间这部小说并未在中国激起千层浪，反而是在这部小说受到无数国外读者追捧之后重新引起了读者的重视，也正是《活着》这部小说让余华在国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随后在国外读者的影响下这本书引起了中国读者的重视和思考，但此书在出版至今并未在中国获得一些重量级奖项，从《活着》这本书所获得得奖项来看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本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出来就广受读者追捧。
三、《活着》中的隐含的现代价值观
《活着》在近几年内几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形式上迎合大众的阅读偏好。前面我们谈过余华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开启了文学形式的转型，在其转型后的作品中减少了先锋作家的那种一味追求激进的感官刺激的低于零度的冷漠笔触，从而转向一种温情的充满情感的叙事模式，因此形式的转变后余华的作品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偏好。其二、在情节塑造上利用大众遭遇的同理心。余华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自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虽然余华不是写实主义作家，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往往能够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而苦难这一主题也是余华作品中的主要形式。苦难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生存所要面临的主题，无论在什么时代，人作为个体生命的意识形态存在，都会经历来自各方面的磨难。作者通过塑造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民形象来体现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在情节上的设置凸显真实，我们可以看到富贵遭受到的苦难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有来自社会的，也有来自家庭的，在整个情节塑造上凸显了“活生生”的生活，多方面的磨难能够使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找到一种共鸣点。其三、精神内核契合现代生存状态。在富贵的自叙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苦难对于这样一个“弱者”而言已是常态，“踏实”二字是富贵对于生存和现实态度的总结，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在面对至亲之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自己之后，自己却幸运的活了下来，这对于富贵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踏实”。富贵的这种凭本能的对待现实生活的压迫的 “精神胜利”，与当今社会多元化割裂个体意识状态下，人承受生命的种种不能承受的轻和重的体验有着极高的相似之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对于现实生活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人们处理的方式和富贵一样，选择“接受”或是“忘却”以此来逃避自身面对这种苦难的抉择。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没有人能够突破命运的不确定因素，从生到死的过程几乎都是人所不能掌控的，而作家也只好将生存问题回归到“人自身”，以求找寻突破。这位作家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打破了儒家传统中生存为天下的理念，从另一个方面向人们阐释了一种别样的“为己”生存原则，这种新型的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努力和尝试，也是《活着》传播给大众的生存理念，毕竟人活着不为其他，就因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中文版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夏冰.论余华《活着》的生存哲学.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5）：102-104.
[3]黄传波，张丽.生死之间——论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识.汉文哲学社会科学报.2006（1）：14-15.
作者简介
王睿（1998—），女，汉族，重庆，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