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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我们两百多名大学毕业生，经过几天的等待，分配结果终于出来了。我和师范学院毕业的罗绍明留在地区，同来的学生，都分到八个县去了。我爱人则分配在兴义县郑屯公社教书。
这似乎是不可更改的。
夫妻分居两地，说不上很远。但是，兴义—马岭—顶效—郑屯，也有二十多公里路程，交通还不便。
1970年9月，我的女儿出生。她们母女在郑屯，我在兴义。
母女生活很艰苦。她要自己挑水，洗衣、买菜、做饭。晚上女儿睡了，才备课、改作业。那时买菜是每逢赶场，就买好一个场期的菜，慢慢吃。生火，也是赶场天买下百把斤木炭，堆在房间里做燃料。一时找不到人带女儿，只得背着女儿上课。更严重的是女儿常常生病。农村缺医少药，给我电话，我立即就设法弄部自行车，揣上药，直奔郑屯。
有一年放寒假，我去郑屯接她们。回兴义后，女儿老是哭，我们也莫名其妙。在给女儿洗澡时，发现小内衣上整整齐齐爬了一大排虱子，女儿小手臂一片红肿。我立即出去把小内衣投入火中，回来看见她妈妈眼泪婆娑。
1971年深秋，我被抽调到地委“三秋”工作组，去另外一个区蹲点，一住两个多月。那时通讯不便，时时担心郑屯那边会不会有什么事。工作组撤回兴义，车到顶效，我就请假下车，等从顶效到郑屯的过路车。
我赶到郑屯时，爱人见了我就大哭起来。因为她忙不过来，有天女儿饿得哭，她给女儿煮面条，面还没熟，女儿一把抓住煮面的锅，滚烫的面汤淋向女儿，她被烫得嗷嗷叫，右手臂烫出一大片水泡。学校老师闻讯及时帮忙处理，我爱人说不知以后会不会留下疤痕？
我深深体会到夫妻分居带来的说不尽的困难。
于是，我向县教育局申请调动爱人。
找到县教育局方局长，请他听我陈述调动理由，就是一件困难的事。难以计数的书面申请，一律泥牛入海，我多方打听他的住处、行踪，有时就在他上班的必经路口等候，他总是推辞说很忙，没时间，滴水不进。
有朋友说，一个敬南公社的老师最近调到城关二小了，她爱人是供电局的，给方局长家安了个电表。我一介文人，手无寸铁，没有什么拿得出手。
我在地委办公室上班，兴义军分区的张二号在我楼上上班。他是当时兴义地区一把手。同事要我给张二号反映，我照办了。张二号让他的秘书找了方局长。
我再次在路口堵住方局长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拿大领导来吓我，我不吃这一套。
人的本能就是挣扎。我又找了地区教育局陈局长，陈局长耐心听了我的诉说，他很同情我。陈找了方，方说郑屯离不开人，陈就从册亨县调来一位老师到郑屯，我爱人才调到下五屯中学。那时下五屯离城五里路，比郑屯近了许多。
到1973年，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但我爱人每天背着女儿，步行于下五屯到地委宿舍间，也很辛苦。她就在这时染上了肝炎，一直服中药，还留下了隐患。
再以后，她调到兴义三中、师专，就没有如此费力了。
我后来在贵州出版社做了点负责工作。一天，有一对夫妻来到我家，说他们是夫妻分居，一个在出版社，一个在湖南娄底。我立即回答，你们分居还跨省，我明天就通知人事处给你们办。他们在我家不过半小时，就解决了问题。这全是因为我经历过夫妻分居之痛，申请调动之痛。
人啊，既要自助，也要相助。
这似乎是不可更改的。
夫妻分居两地，说不上很远。但是，兴义—马岭—顶效—郑屯，也有二十多公里路程，交通还不便。
1970年9月，我的女儿出生。她们母女在郑屯，我在兴义。
母女生活很艰苦。她要自己挑水，洗衣、买菜、做饭。晚上女儿睡了，才备课、改作业。那时买菜是每逢赶场，就买好一个场期的菜，慢慢吃。生火，也是赶场天买下百把斤木炭，堆在房间里做燃料。一时找不到人带女儿，只得背着女儿上课。更严重的是女儿常常生病。农村缺医少药，给我电话，我立即就设法弄部自行车，揣上药，直奔郑屯。
有一年放寒假，我去郑屯接她们。回兴义后，女儿老是哭，我们也莫名其妙。在给女儿洗澡时，发现小内衣上整整齐齐爬了一大排虱子，女儿小手臂一片红肿。我立即出去把小内衣投入火中，回来看见她妈妈眼泪婆娑。
1971年深秋，我被抽调到地委“三秋”工作组，去另外一个区蹲点，一住两个多月。那时通讯不便，时时担心郑屯那边会不会有什么事。工作组撤回兴义，车到顶效，我就请假下车，等从顶效到郑屯的过路车。
我赶到郑屯时，爱人见了我就大哭起来。因为她忙不过来，有天女儿饿得哭，她给女儿煮面条，面还没熟，女儿一把抓住煮面的锅，滚烫的面汤淋向女儿，她被烫得嗷嗷叫，右手臂烫出一大片水泡。学校老师闻讯及时帮忙处理，我爱人说不知以后会不会留下疤痕？
我深深体会到夫妻分居带来的说不尽的困难。
于是，我向县教育局申请调动爱人。
找到县教育局方局长，请他听我陈述调动理由，就是一件困难的事。难以计数的书面申请，一律泥牛入海，我多方打听他的住处、行踪，有时就在他上班的必经路口等候，他总是推辞说很忙，没时间，滴水不进。
有朋友说，一个敬南公社的老师最近调到城关二小了，她爱人是供电局的，给方局长家安了个电表。我一介文人，手无寸铁，没有什么拿得出手。
我在地委办公室上班，兴义军分区的张二号在我楼上上班。他是当时兴义地区一把手。同事要我给张二号反映，我照办了。张二号让他的秘书找了方局长。
我再次在路口堵住方局长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拿大领导来吓我，我不吃这一套。
人的本能就是挣扎。我又找了地区教育局陈局长，陈局长耐心听了我的诉说，他很同情我。陈找了方，方说郑屯离不开人，陈就从册亨县调来一位老师到郑屯，我爱人才调到下五屯中学。那时下五屯离城五里路，比郑屯近了许多。
到1973年，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但我爱人每天背着女儿，步行于下五屯到地委宿舍间，也很辛苦。她就在这时染上了肝炎，一直服中药，还留下了隐患。
再以后，她调到兴义三中、师专，就没有如此费力了。
我后来在贵州出版社做了点负责工作。一天，有一对夫妻来到我家，说他们是夫妻分居，一个在出版社，一个在湖南娄底。我立即回答，你们分居还跨省，我明天就通知人事处给你们办。他们在我家不过半小时，就解决了问题。这全是因为我经历过夫妻分居之痛，申请调动之痛。
人啊，既要自助，也要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