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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上市3个月销量就突破了300万，以疯狂的势头席卷全国最终达到800万总销量。一时间，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放的、出租车里听的、公园里、广场上大爷大妈跳交谊舞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红太阳”。
冯海宁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不经意间产生的一个想法，居然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
太阳指引方向
街上许多出租车里挂的都是毛主席的头像，“为什么不能作点老歌呢？”
1991年，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有些焦虑，这一段时间，她都在为完成公司的出版任务而发愁。当时中唱上海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什么样的东西既能为公司盈利，又被市场喜欢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冯海宁和公司的同事们。
一次去广州参加出版订货会，冯海宁见到街上许多出租车里挂的都是毛主席的头像，“为什么不能作点老歌呢？”，她灵机一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种怀旧的风潮，这些老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家喻户晓，尽管已经多年没人唱起，但它们在人们心中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毕竟这些歌曲曾经歌颂了一个时代”。事隔多年，冯海宁依然对当年的这段往事津津乐道。
随后，冯海宁来到北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经常合作的老搭档、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曲家金巍。金巍也觉得非常好，这更加坚定了冯海宁的信心。
带着灵光乍现的兴奋，冯海宁回到上海，开始着手选题策划。“当时崔健用摇滚方式唱了《南泥湾》，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我们也受到启发，用流行的方式来翻唱这些经典老歌”。这个提议得到时任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杨圣良的赞同：“我们不想做成《南泥湾》那种路子，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罗列出来，用当时很时髦的曲风表现出来”。
在收集到的众多革命歌曲中，大部分歌曲都与歌颂毛主席有关，加上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于是专辑的主题被定为毛主席颂歌，并正式定名为《红太阳》，是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名演化而来。
太阳这样升起
联唱的形式能够让老百姓听到更多的歌，而且节奏相对固定，更容易传唱。
歌颂毛主席的好歌太多，难以取舍，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联唱的形式，后来证明，这对于扩大专辑销量起了重要作用。杨圣良表示：“联唱的形式能够让老百姓听到更多的歌，而且节奏相对固定，更容易传唱”。
虽然这些歌都被广为传唱，但许多歌曲并没有留下音像资料，冯海宁和同事们只能到处去查找，经常还能找到一些文革前油印的简谱。金巍被邀请来负责唱片的编曲，他做过一些民歌的联唱，在歌曲串联方面比较拿手。金巍给这些老歌配上了现代感很强的节奏，配器中运用了许多电声乐器和合成器，曲风也与当时的流行歌曲很相近，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贴近老百姓，年轻人也会喜欢。
在选择歌手方面，要求也很高，既要有点名气，声音要有特点，还要适合这种风格。因为联唱的东西节奏有趋同感，所以要求声音的识别度要高，如果是音色相近，效果就不好。杨圣良回忆说：“毛阿敏、韦唯我们都没有考虑，她们的风格属于比较大气的那种，不太适合这种偏小调的路线。而且当时她们算是国内歌坛最大牌的，我们的稿酬也很低，支付不起他们的费用”。最终，李玲玉、屠洪刚、孙国庆、范琳琳等一批歌手入选。
录制进度很快，工作很顺利，冯海宁对这拨歌手赞不绝口：“那一批歌手都是唱出来，功底很扎实，素质很好。他们小时候也都听过这些歌，所以很容易就找到感觉。当时也没有小样，就是对着谱子，4、5天就录好了”。
录制的过程充满快乐，参与录音的工作人员和歌手都很喜欢这些歌，大家都很兴奋，门口看门的师傅都跑进来听。唱片还没出炉，冯海宁预感到这张专辑一定能获得成功。
太阳红遍全国
工厂24小时开工赶制，订货商都把车开到车间门口，货刚出厂就被拉走，根本供不应求。
冯海宁的预感没有错，唱片一经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公司的业务员发现，以往对他们爱搭不理的经销商现在开始反过头争着请他们吃饭，以求多争取一点货源。
“那时候工厂24小时开工赶制，订货商都把车开到车间门口，货刚出厂就被拉走，根本供不应求，不得已我们在济南、武汉、广州等地增设加工点，公司的业务员就驻扎在那里，随时向周围地区发货”。说起当年的盛况，冯海宁难掩兴奋。“订货会时有个经销商并不看好这个带子，我当时劝他多订一点，不然会后悔的。当时他不听，结果后来他又带着车跑来排队，后来每次他见到我说起这件事还有点不好意思”。
《红太阳》上市3个月销量就突破了300万，以疯狂的势头席卷全国。一时间，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放的、出租车里听的、公园里、广场上大爷大妈跳交谊舞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红太阳”。
依靠这张专辑，上海中唱还清了债务，收回了抵押的房产，编辑和业务人员也因此发了奖金。《红太阳》的火爆很自然的带动了盗版市场的繁荣，应运而生的各种“太阳”不计其数。冯海宁说：“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录音棚几乎全在录这些东西，许多乐手到处赶场，忙的很，许多人都因此发了一笔”。
市场这么好，上海中唱又乘胜追击，一口气录制了5辑。但是后面几辑销量一辑不如一辑。杨圣良表示这也很正常，“第一辑已经把最好听的歌都收录其中，后面可选的好歌越来越少，而且人们的新鲜感也不如前面”。然而即便如此，据统计，《红太阳》仍然创下了近800万总销量，这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太阳不可复制
红太阳的风潮表明我们自己的音乐必须要扎根自己的民族文化才有生命力。
《红太阳》的火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来了许多争议。
当时关于“红太阳”的报道和讨论频频见诸报端。有人认为“红太阳”的流行是人们对当时社会上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不满，是对毛主席时代的怀念；有人甚至提出这是极左思潮的体现，是对抗改革开放的危险信号。
“红太阳”现象甚至惊动了高级领导。“邓小平当时正好在上海，还专门派人来公司调了带子去听”，冯海宁回忆道，“当时新闻出版署还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据说相关领导提出，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的“不争议”原则，没有把这个事情上纲上线，争议才逐渐得以平息”。
有些国外媒体，如BBC、NHK、美国之音等也对“红太阳”高度关注。“这些外国记者跑到公司要采访我，同事说我不在，他们就等在那里，非要采访不可”，冯海宁说：“外国媒体各种解读都有，有的就是当作单纯的文化现象来报道，有的当作政治事件来解读。我们不管那么多，我们就是想考虑市场，只要老百姓喜欢就行”。
还有些词曲作者要求追加稿费，还要打官司。冯海宁表示：“当时我们是按照正常标准的4倍给作者开的稿费，我们觉得唱片卖得这么好，应该给作者多开一些钱。后来这个事情处理得还不错，让各方都能接受”。据说，后来上海中唱还给毛泽东办公室寄了一部分稿酬。
时至今日，《红太阳》影子依然到处可见，每年的春晚都会有类似的歌曲联唱，许多舞厅里依然会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
太阳为什么这样红？冯海宁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些歌曲都是唱出来的经典，当时没有什么炒作、打榜这些，完全靠歌曲本身的传播，和今天的快餐文化不一样。它们唱的是我们的生活，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情怀。这样的奇迹不可复制。”说起当年创造的奇迹，如今已经是环球唱片高层的冯海宁感慨颇多：“红太阳的风潮我们自己的音乐必须要扎根自己的民族文化才有生命力”。
冯海宁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不经意间产生的一个想法，居然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
太阳指引方向
街上许多出租车里挂的都是毛主席的头像，“为什么不能作点老歌呢？”
1991年，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有些焦虑，这一段时间，她都在为完成公司的出版任务而发愁。当时中唱上海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什么样的东西既能为公司盈利，又被市场喜欢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冯海宁和公司的同事们。
一次去广州参加出版订货会，冯海宁见到街上许多出租车里挂的都是毛主席的头像，“为什么不能作点老歌呢？”，她灵机一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种怀旧的风潮，这些老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家喻户晓，尽管已经多年没人唱起，但它们在人们心中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毕竟这些歌曲曾经歌颂了一个时代”。事隔多年，冯海宁依然对当年的这段往事津津乐道。
随后，冯海宁来到北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经常合作的老搭档、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曲家金巍。金巍也觉得非常好，这更加坚定了冯海宁的信心。
带着灵光乍现的兴奋，冯海宁回到上海，开始着手选题策划。“当时崔健用摇滚方式唱了《南泥湾》，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我们也受到启发，用流行的方式来翻唱这些经典老歌”。这个提议得到时任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杨圣良的赞同：“我们不想做成《南泥湾》那种路子，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罗列出来，用当时很时髦的曲风表现出来”。
在收集到的众多革命歌曲中，大部分歌曲都与歌颂毛主席有关，加上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于是专辑的主题被定为毛主席颂歌，并正式定名为《红太阳》，是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名演化而来。
太阳这样升起
联唱的形式能够让老百姓听到更多的歌，而且节奏相对固定，更容易传唱。
歌颂毛主席的好歌太多，难以取舍，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联唱的形式，后来证明，这对于扩大专辑销量起了重要作用。杨圣良表示：“联唱的形式能够让老百姓听到更多的歌，而且节奏相对固定，更容易传唱”。
虽然这些歌都被广为传唱，但许多歌曲并没有留下音像资料，冯海宁和同事们只能到处去查找，经常还能找到一些文革前油印的简谱。金巍被邀请来负责唱片的编曲，他做过一些民歌的联唱，在歌曲串联方面比较拿手。金巍给这些老歌配上了现代感很强的节奏，配器中运用了许多电声乐器和合成器，曲风也与当时的流行歌曲很相近，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贴近老百姓，年轻人也会喜欢。
在选择歌手方面，要求也很高，既要有点名气，声音要有特点，还要适合这种风格。因为联唱的东西节奏有趋同感，所以要求声音的识别度要高，如果是音色相近，效果就不好。杨圣良回忆说：“毛阿敏、韦唯我们都没有考虑，她们的风格属于比较大气的那种，不太适合这种偏小调的路线。而且当时她们算是国内歌坛最大牌的，我们的稿酬也很低，支付不起他们的费用”。最终，李玲玉、屠洪刚、孙国庆、范琳琳等一批歌手入选。
录制进度很快，工作很顺利，冯海宁对这拨歌手赞不绝口：“那一批歌手都是唱出来，功底很扎实，素质很好。他们小时候也都听过这些歌，所以很容易就找到感觉。当时也没有小样，就是对着谱子，4、5天就录好了”。
录制的过程充满快乐，参与录音的工作人员和歌手都很喜欢这些歌，大家都很兴奋，门口看门的师傅都跑进来听。唱片还没出炉，冯海宁预感到这张专辑一定能获得成功。
太阳红遍全国
工厂24小时开工赶制，订货商都把车开到车间门口，货刚出厂就被拉走，根本供不应求。
冯海宁的预感没有错，唱片一经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公司的业务员发现，以往对他们爱搭不理的经销商现在开始反过头争着请他们吃饭，以求多争取一点货源。
“那时候工厂24小时开工赶制，订货商都把车开到车间门口，货刚出厂就被拉走，根本供不应求，不得已我们在济南、武汉、广州等地增设加工点，公司的业务员就驻扎在那里，随时向周围地区发货”。说起当年的盛况，冯海宁难掩兴奋。“订货会时有个经销商并不看好这个带子，我当时劝他多订一点，不然会后悔的。当时他不听，结果后来他又带着车跑来排队，后来每次他见到我说起这件事还有点不好意思”。
《红太阳》上市3个月销量就突破了300万，以疯狂的势头席卷全国。一时间，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放的、出租车里听的、公园里、广场上大爷大妈跳交谊舞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红太阳”。
依靠这张专辑，上海中唱还清了债务，收回了抵押的房产，编辑和业务人员也因此发了奖金。《红太阳》的火爆很自然的带动了盗版市场的繁荣，应运而生的各种“太阳”不计其数。冯海宁说：“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录音棚几乎全在录这些东西，许多乐手到处赶场，忙的很，许多人都因此发了一笔”。
市场这么好，上海中唱又乘胜追击，一口气录制了5辑。但是后面几辑销量一辑不如一辑。杨圣良表示这也很正常，“第一辑已经把最好听的歌都收录其中，后面可选的好歌越来越少，而且人们的新鲜感也不如前面”。然而即便如此，据统计，《红太阳》仍然创下了近800万总销量，这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太阳不可复制
红太阳的风潮表明我们自己的音乐必须要扎根自己的民族文化才有生命力。
《红太阳》的火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来了许多争议。
当时关于“红太阳”的报道和讨论频频见诸报端。有人认为“红太阳”的流行是人们对当时社会上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不满，是对毛主席时代的怀念；有人甚至提出这是极左思潮的体现，是对抗改革开放的危险信号。
“红太阳”现象甚至惊动了高级领导。“邓小平当时正好在上海，还专门派人来公司调了带子去听”，冯海宁回忆道，“当时新闻出版署还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据说相关领导提出，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的“不争议”原则，没有把这个事情上纲上线，争议才逐渐得以平息”。
有些国外媒体，如BBC、NHK、美国之音等也对“红太阳”高度关注。“这些外国记者跑到公司要采访我，同事说我不在，他们就等在那里，非要采访不可”，冯海宁说：“外国媒体各种解读都有，有的就是当作单纯的文化现象来报道，有的当作政治事件来解读。我们不管那么多，我们就是想考虑市场，只要老百姓喜欢就行”。
还有些词曲作者要求追加稿费，还要打官司。冯海宁表示：“当时我们是按照正常标准的4倍给作者开的稿费，我们觉得唱片卖得这么好，应该给作者多开一些钱。后来这个事情处理得还不错，让各方都能接受”。据说，后来上海中唱还给毛泽东办公室寄了一部分稿酬。
时至今日，《红太阳》影子依然到处可见，每年的春晚都会有类似的歌曲联唱，许多舞厅里依然会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
太阳为什么这样红？冯海宁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些歌曲都是唱出来的经典，当时没有什么炒作、打榜这些，完全靠歌曲本身的传播，和今天的快餐文化不一样。它们唱的是我们的生活，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情怀。这样的奇迹不可复制。”说起当年创造的奇迹，如今已经是环球唱片高层的冯海宁感慨颇多：“红太阳的风潮我们自己的音乐必须要扎根自己的民族文化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