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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磨破嘴皮說明台灣經濟在增長，爲什麽民調還在下降？從數字上看台灣GDP確實在發展，爲什麽老百姓卻「無感」？問題就出在「投資不足」，具體而言，就是缺乏足以引領台灣經濟發展的産業政策和完整配套的執行力度。
2013年1月13日，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是極爲平常的一天；對很多民進黨人來說，是心情難以平靜的一天。就在這一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發動了接任黨主席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群衆」活動——把很多民眾從中南部用遊覽車拉到台北搞「人民火大」大遊行，這個「形式大於內容」的遊行，除了「運動群衆」、「政治算計」外，絲毫看不出對台灣經濟發展有什麽幫助。
台灣的問題並不是靠遊行能解決的，況且蘇貞昌發動的大遊行也沒有告訴民眾——台灣的經濟問題到底發生在哪裡？如此勞命傷財的政治活動，不但讓百姓搞不清楚台灣經濟癥結在何處，而且也完全模糊了台灣經濟問題的焦點。
有國民黨「大掌櫃」之稱的劉泰英認爲，台灣的經濟問題並不複雜，只是方法不對而已；馬英九的「633計畫」就是很好的東西，如果真能落實，台灣的經濟發展將不得了，許多當前的經濟問題也自然解決。
劉泰英在接受《台商》雜誌獨家採訪時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經濟目前的癥結，基本上起於並累積自陳水扁執政8年和馬英九執政4年多的時間裏，台灣的島內投資沒有成長。「馬英九執政以來，並不缺乏政策方向，也不是沒有計畫，問題出在方法不對，執行力度不夠，政府協調能力不足。」
資不足 出口虛增
具有豐富財經經驗的劉泰英分析稱，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動力，都不外乎來自經濟學所說的三個面向：投資、需求與出口。大陸經濟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政府及民間的不斷投資和高速成長的出口拉動。如果大陸沒有政府及民間的持續投資和兩位數以上的出口增長，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經濟發展。反觀台灣，這十多年來的投資明顯不足、內需也一直不振，雖然出口有所增長，但是出口增長的很大成份是虛的。
就投資方面而言，在李登輝時代，台灣島內含民間、外資及政府公營事業的投資每年皆呈兩位數的快速成長，使政府資本得以累積和創造促進經濟發展的「正能量」，但自陳水扁時代以後的12年多（2000年以來），各項投資卻沒成長，並且還有輕微退步。
投資不足勢必影響社會財富積累，「資本累積慢」、「政府投資不夠」、「國民可支配所得未增加」……從經濟能量的供給面來講，台灣經濟實質民間可支配所得成長在陳水扁時代僅剩1%，到馬英九時代為0%，供給面成長嚴重不足，經濟必然陷入停滯甚至衰退。
而正是由於台灣內部投資未增加，政府消費未增加，造成內需不振，使得台灣經濟嚴重依賴外銷。可是近年來，外銷又受到國際大環境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台灣出口，與此同時，「大陸經濟成長減緩」、「大陸可自製電子零件增多」等因素也影響著台灣的出口，如2011年以來台灣空運貨物量減少，華航很多貨機停飛等，就與大環境經濟發展有關，大陸有了「進口替代」品後，由進口改為自製，勢必對台灣出口產生影響。特別是歐美經濟問題，使台灣對歐美出口成長大幅下降，台灣的GDP也因此虛增成份變多。
投資不足，需求減緩；供給虛增，成長乏力。表明台灣經濟在供給面、需求面均産生了問題，這就是台灣經濟目前的主要癥結。
成長「被吃」 百姓「無感」
經濟癥結突出，GDP實質成長持續下滑，人民對生活改善無感，自然要「火大」。表面上看，台灣的GDP每年都有所增長，但是，台灣的薪酬14年未有增加，老百姓自然會對政府抱怨。
台灣經濟實質成長在李登輝時代達6.6%，陳水扁時代降至4%，到馬英九執政僅剩3%，並且這3%並未轉化到百姓身上，這才是百姓無感的原因。」劉泰英指出，像手機、平板電腦等IT產業過去12年一直是台灣的主流産業，也一直是台灣GDP增長的支柱，但由於IT產業折舊提存太高，表面上的GDP成長，扣除巨額折舊後，淨額成長率卻變慢，IT產業所賺的錢不得不拿去更新設備、研發新技術，賺的錢難以分配給股東及轉化到社會購買力，靠IT出口產生的GDP增長無法轉變成國民實際民間所得，甚至還造成國民所得分配不均，使得全社會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
劉泰英舉例說，在陳水扁之前的台灣，原本民間薪資高、公務員薪資低，年輕人普遍流向企業發展，現在卻反過來了，很多學生畢業後爭著去考公務員，表明政府還有緩慢增加公務員薪資，企業的待遇對年輕人沒有吸引力。2000年以前，也就是李登輝交棒時，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起薪尚有35000元（新台幣，下同），現在竟然只剩22K了（22000元），如果再加上通貨膨脹，台灣民眾的收入明顯下降了，數字上的GDP成長都被折舊率「吃掉」了，老百姓並沒有從GDP增長中得到實惠。
「口號政策」 配套缺失
「馬英九承受了阿扁執政8年對李登輝12年累積的能量耗損甚巨，台灣一切以『政治掛帥』，國民黨不知如何『當反對黨』，馬英九執政後也未好好經營，從阿扁到馬英九的12年裏，幾乎沒有提出明確的產業政策，造成民間投資信心低落，意願下降，外資投資減少得更多。」劉泰英說。
而現在陳沖領導的行政團隊又「包袱太大」，加上本身「決策功能小」，馬英九和陳沖之間如何分工又不明確，和扁時代相仿，只能頻繁更換行政團隊。「尤其在台灣經濟陷入困境時，竟然還會出台『油電雙漲』和『加稅』政策，進一步導致島內投資沒信心。李登輝交棒時的台灣GDP和IT産值均高出南韓甚多，現在竟都被趕上甚至超過。」
台灣經濟要發展，就必須有良好的産業政策釋出，總體經濟、個體經濟，宏觀、微觀的政策都必須有清晰的規劃。然而事實上，馬政府即使出一些好的規劃，也因缺乏相應的配套和執行力度讓政策流於口號。 「如果馬英九的『633計畫』能順利執行，台灣經濟現在就沒問題了。『633計畫』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計畫，但是，具體的政策、辦法是什麼？配套政策有哪些？執行這個規劃後會不會造成缺電？道路不夠用怎麼辦？島內要投資多少才能保持6%成長？政府對此有沒有通盤計算？從政府2012年編列的一千多億新台幣投資計畫就可以看出，馬政府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如何才能實現6%的經濟增長，政府編列這麼少的投資，怎麼可能實現6%的經濟增長目標？沒有週全的通盤考慮，明顯是『只有口號沒有行動』。」劉泰英強調，帶動性的、政策結構性的投資不增加，經濟動能就起不來。
「鮭魚返鄉」 台商死掉
經濟動能不足，自然要想方設法注入動能活力，如當下正在號召的台商回台投資政策等。
「台商回台，用『鮭魚返鄉』這個名詞實在不佳。什麼是『鮭魚返鄉』？就是鮭魚要産卵時往回遊，産卵結束後鮭魚就死掉了，用這種口號要台商返台投資，就是要台商回來死掉，實在不吉利。」劉泰英更指出，名稱還在其次，致命的是，台灣對台商回台投資的政策也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如政府手續繁複、限制門檻多等，「為何不能建立一套機構簡化手續？大陸經濟發展也是這樣吸引外資的呀。比如大陸很多地方招商都實行『一條龍服務』，一個窗口集中服務，台灣爲何做不到？再者，政府有沒有研究哪一類台商適合返鄉？對台商回台投資如何低利融資？這些問題都要有體系和統一部署，要提出具體政策，亦即『行動方案』（action program），但目前的政府未與企業界充分溝通，對台商企業回流亦缺乏執行計畫。」
同時，對台商企業的發展，政府也有不少需要改進的空間。劉泰英舉例，台灣OEM企業的附加價值（毛利）低，IT產業僅5%；即便是ODM的台商企業，毛利也不到10%。而南韓約有10%～20%，因南韓政府和民間密切配合，對需要大量研發費用的IT產業積極扶持，「他們的OEM發包廠商對代工的台資企業成本掌握甚清，在價格透明的情況下，從事OEM代工的台商企業獲利甚微，與南韓的IT産業利潤相比，台灣IT企業競爭力明顯低落。如果新台幣再升值，根本沒有辦法和南韓企業競爭。」
明確政策 加強統合
如何破解目前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怎樣才能扭轉台灣經濟困局？
劉泰英認為，首先要自問：馬英九的作用是什麼？馬政府的作用是什麼？要先有方向，再有政策和方案。「三無政府」（無方向、無政策、無魄力）是解決不了台灣經濟問題的。「政府制定政策的要訣是在妥協的基礎上提出『次佳』的產業發展計畫，任何政策都很難做到『最佳』，但是可以適時調整，做到『次佳』。『兩兆雙星』政策為何夭折？『六大產業政策』為何無疾而終？就是產業政策沒有適時調整，或者是統合力、執行力不足造成的。」
比如，要實現「633計畫」中提出的經濟6%成長，資金和勞務就要結合，實現投資生産、公共投資、民間投資（吸引外資）、公營事業投資和勞工教育的整套配合，這些均爲跨部會工程，立法機構如何編列預算，都要有明確的可執行的政策，像以前採用的「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多個部會首長都要參加，使得產業政策制定過程得以充分與學界及企業界溝通後順利執行，而不是像現在，陳沖宣佈的政策，竟然有行政團隊成員站出來公開反對。行政團隊就好像一個交響樂隊，馬英九是交響樂隊的指揮，指揮得不好和團員間的協調不好，自然不可能奏出優美的音樂。
在産業政策制定方面，政府除了充分溝通外，還應加強統合能力。比如競爭激烈的IT産業，若能在政府統合下共同研發，台灣的IT產業成本就能降低很多，就能增加整體競爭力。「以前的經濟主管部門都會經常邀產、官、學、研共同研討，定出明確的産業政策，由『産業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導，個別産業還設有小組會議。劉泰英說，任何社會經濟完全競爭是不可能的，例如環保就不是自由經濟，就不可能任企業自由發展，政府的功能就是適時出台產業調整政策，引導產業和企業發展，以彌補市場不完整的缺點。
又如台灣的農業，産業政策完全可以重新調整，現在施行的農業休耕政策就應該調整，把政府補貼的閒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把休耕補助轉化為生產獎勵），這都需要政府的政策跟進。
再如台灣目前進口大量的咖啡，但台灣的咖啡品質極佳，何以不能在本土大量生産？這樣既可減少進口，反可大量外銷咖啡。同時台灣應改變林相，種植高價值木材、水果等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從而復興農業。
獎勵開發 創造內需
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台灣經濟也會跟著受到影響，但從「四小龍之首變成四小龍之末」，台灣自己要檢討，爲什麽民間投資對政府失去信心？
放眼國際，歐美已從大量揮霍轉變為緊縮，東南亞新興市場正在崛起，外銷市場競爭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台灣也必須要分散市場。隨著外銷市場調整和變更，產業面向也要相應改變，擴大內需是上策。
至於如何擴展台灣內需市場？在劉泰英看來，馬政府可做的事仍然很多。劉泰英強調說，台灣民間投資力量非常強，政府只要能提出明確的産業政策獎勵民間投資，就能迅速增加投資。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政府若不能讓民間投資降低風險，民間投資的意願就不高。劉泰英以過去自己領導的中華開發為例，他說外界對早期的中華開發扮演的角色有很多誤解，中華開發當初扮演的就是統領民間投資的角色。中華開發每投資一個案子，都要經過反復研究，並且要進行利潤計算，認為可行後才會投資，並且是帶領民間一起投資，當民間投資看到跟著中華開發投資沒有風險後，凡是中華開發規劃的案子，民間都會積極參與投資，這樣就帶動了全社會投資。
如今，不但政府投資大大減少，政府能夠帶領民間投資的動力更加不足。「制度合理了就能做事」。劉泰英舉例說，很多台灣人都看到，這十幾年上海、北京完全變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大陸的公共建設投資做得很大。同理，台灣為何不能以「都更」（大陸叫「舊城改造」）創造台灣內需市場？如果進行「都更」，政府既不需要花錢還可增加稅收。基於整體社會利益，可立法強行「都更」，只要政策制定得好，很多事情依靠民間投資就解決了。比如，全世界都講生存權，「台灣為何不能把一些老舊區改建成耐震度八級的建築？都更計畫不僅可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住戶舊房換成新房，還可創造土地價值的增加，同時又可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如此一舉多得的都更計畫，政府不需要花什麼錢，並且馬上就可以做。還有，大陸每年開放一千萬人次觀光客來台，但台灣現在僅有兩百萬人次的容量，表明觀光設備不夠。怎麼辦？政府要出台政策呀，政府要獎勵對觀光事業有開發的企業。如果政府能認真配套台灣的觀光事業，就可整體帶動台灣經濟向前發展。光都更和發展觀光事業這兩項，就能帶動台灣龐大的內需，提振台灣經濟。」
2013年1月13日，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是極爲平常的一天；對很多民進黨人來說，是心情難以平靜的一天。就在這一天，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發動了接任黨主席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群衆」活動——把很多民眾從中南部用遊覽車拉到台北搞「人民火大」大遊行，這個「形式大於內容」的遊行，除了「運動群衆」、「政治算計」外，絲毫看不出對台灣經濟發展有什麽幫助。
台灣的問題並不是靠遊行能解決的，況且蘇貞昌發動的大遊行也沒有告訴民眾——台灣的經濟問題到底發生在哪裡？如此勞命傷財的政治活動，不但讓百姓搞不清楚台灣經濟癥結在何處，而且也完全模糊了台灣經濟問題的焦點。
有國民黨「大掌櫃」之稱的劉泰英認爲，台灣的經濟問題並不複雜，只是方法不對而已；馬英九的「633計畫」就是很好的東西，如果真能落實，台灣的經濟發展將不得了，許多當前的經濟問題也自然解決。
劉泰英在接受《台商》雜誌獨家採訪時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經濟目前的癥結，基本上起於並累積自陳水扁執政8年和馬英九執政4年多的時間裏，台灣的島內投資沒有成長。「馬英九執政以來，並不缺乏政策方向，也不是沒有計畫，問題出在方法不對，執行力度不夠，政府協調能力不足。」
資不足 出口虛增
具有豐富財經經驗的劉泰英分析稱，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動力，都不外乎來自經濟學所說的三個面向：投資、需求與出口。大陸經濟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政府及民間的不斷投資和高速成長的出口拉動。如果大陸沒有政府及民間的持續投資和兩位數以上的出口增長，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經濟發展。反觀台灣，這十多年來的投資明顯不足、內需也一直不振，雖然出口有所增長，但是出口增長的很大成份是虛的。
就投資方面而言，在李登輝時代，台灣島內含民間、外資及政府公營事業的投資每年皆呈兩位數的快速成長，使政府資本得以累積和創造促進經濟發展的「正能量」，但自陳水扁時代以後的12年多（2000年以來），各項投資卻沒成長，並且還有輕微退步。
投資不足勢必影響社會財富積累，「資本累積慢」、「政府投資不夠」、「國民可支配所得未增加」……從經濟能量的供給面來講，台灣經濟實質民間可支配所得成長在陳水扁時代僅剩1%，到馬英九時代為0%，供給面成長嚴重不足，經濟必然陷入停滯甚至衰退。
而正是由於台灣內部投資未增加，政府消費未增加，造成內需不振，使得台灣經濟嚴重依賴外銷。可是近年來，外銷又受到國際大環境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台灣出口，與此同時，「大陸經濟成長減緩」、「大陸可自製電子零件增多」等因素也影響著台灣的出口，如2011年以來台灣空運貨物量減少，華航很多貨機停飛等，就與大環境經濟發展有關，大陸有了「進口替代」品後，由進口改為自製，勢必對台灣出口產生影響。特別是歐美經濟問題，使台灣對歐美出口成長大幅下降，台灣的GDP也因此虛增成份變多。
投資不足，需求減緩；供給虛增，成長乏力。表明台灣經濟在供給面、需求面均産生了問題，這就是台灣經濟目前的主要癥結。
成長「被吃」 百姓「無感」
經濟癥結突出，GDP實質成長持續下滑，人民對生活改善無感，自然要「火大」。表面上看，台灣的GDP每年都有所增長，但是，台灣的薪酬14年未有增加，老百姓自然會對政府抱怨。
台灣經濟實質成長在李登輝時代達6.6%，陳水扁時代降至4%，到馬英九執政僅剩3%，並且這3%並未轉化到百姓身上，這才是百姓無感的原因。」劉泰英指出，像手機、平板電腦等IT產業過去12年一直是台灣的主流産業，也一直是台灣GDP增長的支柱，但由於IT產業折舊提存太高，表面上的GDP成長，扣除巨額折舊後，淨額成長率卻變慢，IT產業所賺的錢不得不拿去更新設備、研發新技術，賺的錢難以分配給股東及轉化到社會購買力，靠IT出口產生的GDP增長無法轉變成國民實際民間所得，甚至還造成國民所得分配不均，使得全社會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
劉泰英舉例說，在陳水扁之前的台灣，原本民間薪資高、公務員薪資低，年輕人普遍流向企業發展，現在卻反過來了，很多學生畢業後爭著去考公務員，表明政府還有緩慢增加公務員薪資，企業的待遇對年輕人沒有吸引力。2000年以前，也就是李登輝交棒時，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起薪尚有35000元（新台幣，下同），現在竟然只剩22K了（22000元），如果再加上通貨膨脹，台灣民眾的收入明顯下降了，數字上的GDP成長都被折舊率「吃掉」了，老百姓並沒有從GDP增長中得到實惠。
「口號政策」 配套缺失
「馬英九承受了阿扁執政8年對李登輝12年累積的能量耗損甚巨，台灣一切以『政治掛帥』，國民黨不知如何『當反對黨』，馬英九執政後也未好好經營，從阿扁到馬英九的12年裏，幾乎沒有提出明確的產業政策，造成民間投資信心低落，意願下降，外資投資減少得更多。」劉泰英說。
而現在陳沖領導的行政團隊又「包袱太大」，加上本身「決策功能小」，馬英九和陳沖之間如何分工又不明確，和扁時代相仿，只能頻繁更換行政團隊。「尤其在台灣經濟陷入困境時，竟然還會出台『油電雙漲』和『加稅』政策，進一步導致島內投資沒信心。李登輝交棒時的台灣GDP和IT産值均高出南韓甚多，現在竟都被趕上甚至超過。」
台灣經濟要發展，就必須有良好的産業政策釋出，總體經濟、個體經濟，宏觀、微觀的政策都必須有清晰的規劃。然而事實上，馬政府即使出一些好的規劃，也因缺乏相應的配套和執行力度讓政策流於口號。 「如果馬英九的『633計畫』能順利執行，台灣經濟現在就沒問題了。『633計畫』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計畫，但是，具體的政策、辦法是什麼？配套政策有哪些？執行這個規劃後會不會造成缺電？道路不夠用怎麼辦？島內要投資多少才能保持6%成長？政府對此有沒有通盤計算？從政府2012年編列的一千多億新台幣投資計畫就可以看出，馬政府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如何才能實現6%的經濟增長，政府編列這麼少的投資，怎麼可能實現6%的經濟增長目標？沒有週全的通盤考慮，明顯是『只有口號沒有行動』。」劉泰英強調，帶動性的、政策結構性的投資不增加，經濟動能就起不來。
「鮭魚返鄉」 台商死掉
經濟動能不足，自然要想方設法注入動能活力，如當下正在號召的台商回台投資政策等。
「台商回台，用『鮭魚返鄉』這個名詞實在不佳。什麼是『鮭魚返鄉』？就是鮭魚要産卵時往回遊，産卵結束後鮭魚就死掉了，用這種口號要台商返台投資，就是要台商回來死掉，實在不吉利。」劉泰英更指出，名稱還在其次，致命的是，台灣對台商回台投資的政策也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如政府手續繁複、限制門檻多等，「為何不能建立一套機構簡化手續？大陸經濟發展也是這樣吸引外資的呀。比如大陸很多地方招商都實行『一條龍服務』，一個窗口集中服務，台灣爲何做不到？再者，政府有沒有研究哪一類台商適合返鄉？對台商回台投資如何低利融資？這些問題都要有體系和統一部署，要提出具體政策，亦即『行動方案』（action program），但目前的政府未與企業界充分溝通，對台商企業回流亦缺乏執行計畫。」
同時，對台商企業的發展，政府也有不少需要改進的空間。劉泰英舉例，台灣OEM企業的附加價值（毛利）低，IT產業僅5%；即便是ODM的台商企業，毛利也不到10%。而南韓約有10%～20%，因南韓政府和民間密切配合，對需要大量研發費用的IT產業積極扶持，「他們的OEM發包廠商對代工的台資企業成本掌握甚清，在價格透明的情況下，從事OEM代工的台商企業獲利甚微，與南韓的IT産業利潤相比，台灣IT企業競爭力明顯低落。如果新台幣再升值，根本沒有辦法和南韓企業競爭。」
明確政策 加強統合
如何破解目前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怎樣才能扭轉台灣經濟困局？
劉泰英認為，首先要自問：馬英九的作用是什麼？馬政府的作用是什麼？要先有方向，再有政策和方案。「三無政府」（無方向、無政策、無魄力）是解決不了台灣經濟問題的。「政府制定政策的要訣是在妥協的基礎上提出『次佳』的產業發展計畫，任何政策都很難做到『最佳』，但是可以適時調整，做到『次佳』。『兩兆雙星』政策為何夭折？『六大產業政策』為何無疾而終？就是產業政策沒有適時調整，或者是統合力、執行力不足造成的。」
比如，要實現「633計畫」中提出的經濟6%成長，資金和勞務就要結合，實現投資生産、公共投資、民間投資（吸引外資）、公營事業投資和勞工教育的整套配合，這些均爲跨部會工程，立法機構如何編列預算，都要有明確的可執行的政策，像以前採用的「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多個部會首長都要參加，使得產業政策制定過程得以充分與學界及企業界溝通後順利執行，而不是像現在，陳沖宣佈的政策，竟然有行政團隊成員站出來公開反對。行政團隊就好像一個交響樂隊，馬英九是交響樂隊的指揮，指揮得不好和團員間的協調不好，自然不可能奏出優美的音樂。
在産業政策制定方面，政府除了充分溝通外，還應加強統合能力。比如競爭激烈的IT産業，若能在政府統合下共同研發，台灣的IT產業成本就能降低很多，就能增加整體競爭力。「以前的經濟主管部門都會經常邀產、官、學、研共同研討，定出明確的産業政策，由『産業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導，個別産業還設有小組會議。劉泰英說，任何社會經濟完全競爭是不可能的，例如環保就不是自由經濟，就不可能任企業自由發展，政府的功能就是適時出台產業調整政策，引導產業和企業發展，以彌補市場不完整的缺點。
又如台灣的農業，産業政策完全可以重新調整，現在施行的農業休耕政策就應該調整，把政府補貼的閒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把休耕補助轉化為生產獎勵），這都需要政府的政策跟進。
再如台灣目前進口大量的咖啡，但台灣的咖啡品質極佳，何以不能在本土大量生産？這樣既可減少進口，反可大量外銷咖啡。同時台灣應改變林相，種植高價值木材、水果等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從而復興農業。
獎勵開發 創造內需
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台灣經濟也會跟著受到影響，但從「四小龍之首變成四小龍之末」，台灣自己要檢討，爲什麽民間投資對政府失去信心？
放眼國際，歐美已從大量揮霍轉變為緊縮，東南亞新興市場正在崛起，外銷市場競爭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台灣也必須要分散市場。隨著外銷市場調整和變更，產業面向也要相應改變，擴大內需是上策。
至於如何擴展台灣內需市場？在劉泰英看來，馬政府可做的事仍然很多。劉泰英強調說，台灣民間投資力量非常強，政府只要能提出明確的産業政策獎勵民間投資，就能迅速增加投資。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政府若不能讓民間投資降低風險，民間投資的意願就不高。劉泰英以過去自己領導的中華開發為例，他說外界對早期的中華開發扮演的角色有很多誤解，中華開發當初扮演的就是統領民間投資的角色。中華開發每投資一個案子，都要經過反復研究，並且要進行利潤計算，認為可行後才會投資，並且是帶領民間一起投資，當民間投資看到跟著中華開發投資沒有風險後，凡是中華開發規劃的案子，民間都會積極參與投資，這樣就帶動了全社會投資。
如今，不但政府投資大大減少，政府能夠帶領民間投資的動力更加不足。「制度合理了就能做事」。劉泰英舉例說，很多台灣人都看到，這十幾年上海、北京完全變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大陸的公共建設投資做得很大。同理，台灣為何不能以「都更」（大陸叫「舊城改造」）創造台灣內需市場？如果進行「都更」，政府既不需要花錢還可增加稅收。基於整體社會利益，可立法強行「都更」，只要政策制定得好，很多事情依靠民間投資就解決了。比如，全世界都講生存權，「台灣為何不能把一些老舊區改建成耐震度八級的建築？都更計畫不僅可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住戶舊房換成新房，還可創造土地價值的增加，同時又可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如此一舉多得的都更計畫，政府不需要花什麼錢，並且馬上就可以做。還有，大陸每年開放一千萬人次觀光客來台，但台灣現在僅有兩百萬人次的容量，表明觀光設備不夠。怎麼辦？政府要出台政策呀，政府要獎勵對觀光事業有開發的企業。如果政府能認真配套台灣的觀光事業，就可整體帶動台灣經濟向前發展。光都更和發展觀光事業這兩項，就能帶動台灣龐大的內需，提振台灣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