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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麗的經濟數據、令人豔羨的物質成果隨著「唯GDP」時代的告別而褪色，經濟社會發展為「可持續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概念所指導，大陸越來越意識到，要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更需在諸如人類發展指標等方面頗有著墨，於是，「控煙」，這個原本對大陸民眾來說陌生又不可思議的詞，登上了推進和諧、健康與文明社會的歷史舞台。
西方的控煙運動先試先行，無數的經驗告訴大陸，在控煙這場世界性的鬥爭中，控煙與反控煙的力量必定因為「利益」而膠著糾纏：控煙力量追求民眾的健康利益，而反控煙力量追逐煙草帶來的利潤，二者註定無法調和。
「逐利性」是生物的本能，但當逐利的渴望蒙著欺騙的遮羞佈淩駕於科學、道德與良知之上時，就會產生扭曲。正如大陸控煙出現了「煙草業以政府名義阻撓控煙」、「簽約而不履約」、「煙草的生產者和監管者合二為一、政企一家」的怪現狀。控煙，這場「健康運動」無奈上升到了錯綜複雜的「經濟層面」、「政治層面」。控煙難！在大陸控煙仿佛更難！要社會效益還是要經濟利益？——這成了政府必須要解答的一道橫在面前的考題。
「大陸相關部門的領導，不管是為了建設小康社會，還是為了共產黨的建設，為老百姓的福利，都應該痛下決心，改變思想，跳出狹隘的思維模式。要從控煙方法、政策的改變、控煙行動的實施和控煙成效的展現等方面開始，實施一個更寬闊的、對國家更有長久利益的方法。」著名控煙活動家臧英年說。
簽約不履約 大陸控煙的尷尬現狀
2003年11月，大陸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成為其第77個簽約國，開始了控煙之路；2005年2月27日，公約正式生效；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批准了該公約，並於10月正式向聯合國遞交了批准書。
「按《公約》要求，2011年1月9日起，大陸應在包括工作場所在內的所有室內公共場所、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場所完全禁煙。」臧英年說。但顯然，大陸簽約但不履約，至今仍失信於世界。「在簽署《公約》後5年的執行期間，大陸對世衛組織提出的各項控煙指標都是遠不達標，以37分（百分制）的低劣成績交卷，著實令大陸蒙羞、讓世人嘲笑。」臧英年無奈歎道。
據臧英年介紹，大陸履約的關鍵實則在於世衛組織提出的五項指標，簡稱「POWER」。第一項「P」，就是「protection」，保護不抽煙的人不要受二手煙的損害，也就是要公共場所禁煙，這一條大陸目前既沒有執行更沒有立法；第二項 「O」 ，即「offer assistance」，給吸煙的人提供戒煙幫助，而大陸因將吸煙歸為「習慣」而非「成癮性慢性疾病」，費用不歸醫保報銷，且醫院也沒有建立有效的戒煙服務的條件，使得這條也落空；第三項「W」，就是「warning」，即煙盒上必須要放圖形的警告，以示煙草危害，大陸的煙草業以「中國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習慣不適合以這種方式做宣傳」而堅決抵制，此項再次交了白卷；第四項「E」，即「eliminate illegal tobacco promotion」，禁止所有違法的煙草的宣傳推廣，不可以由煙草公司出錢贊助任何的公益活動，包括運動、表演，也不可以搞希望小學、捐助綠化委員會或婦女基金會等，以防其利用公益活動面貌為自己建立聲譽，掩飾其在社會上造成的損害從而達到其銷售香煙的目的。
「最後一點，必須增加煙稅和煙價，使得農工大眾、年輕人買不起煙。」臧英年說，「增加煙稅，吸煙數量下降，而國家稅收反而會增加，這是國際上已經證明的經驗，也是最有效的控煙手段之一。」但在大陸，貴煙有「公務用煙」和煙草賄賂大行其道，低端市場用煙杆子製作危害更大的低價香煙賣給農民，到處都在鼓勵吸煙，「五項條條落空，非常可憐。」
打科技牌煙草營銷大騙局
正力量與反力量始終此消彼長。在大陸控煙步履維艱、民眾禁煙意識淡薄的另一面，則是煙草行銷大行其道，煙草業堂而皇之地抵制與違背《公約》，阻撓控煙。
國際煙草業應對控煙的辦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靠隱瞞科學證據和利用虛假「證據」進行欺騙。而如今，大陸煙草業使用的「打科技牌」的策略，和幾十年前的西方煙草業如出一轍：否認煙草使用對健康的嚴重危害，製造所謂「低焦油」、「低危害」捲煙和加進中草藥等添加物「中式捲煙」騙局，散佈關於「煙草危害科學證據不足信」等言論，與衛生部公佈的煙草危害科學結論大唱對台戲；通過「煙草院士」和「煙草科技評獎」的運作，騙取「科技」的光環，以便用「科學」的名義銷售所謂「低害捲煙」的虛假「概念」；通過廣泛的新品捲煙促銷活動，打開「低害捲煙」的市場。
當科技發展到今天，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相比普通捲煙，吸「低焦油捲煙」並不會降低吸煙帶來的危害，「中草藥捲煙」與普通捲煙一樣會對健康造成危害。欺騙的伎倆敗露後，他們便不再裝扮出「重證據」、「負責任」的形象，而是直接跳到台前，企圖依仗巨大的財力挑起訴訟，阻撓各種有效的控煙措施實施。
經濟拷問煙草背後的利益鏈
馬克思曾說過，「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麼資本家們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這番話也許正能形象地說明，在控煙這場鬥爭中，複雜而牢固的煙草經濟鏈，才是「掣肘」控煙工作開展的最重要原因。
一直以來，煙草行業都是政府財政收入納稅大戶，煙草業也總以帶來高額利潤標榜其社會貢獻。2011年大陸煙草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達10111.4億元（人民幣，下同），工商稅利7529億元，煙草行業稅收總額多年位居大陸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首。
不過，「巨富」煙草經濟的另一面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若一個國家當年的煙草稅是若干億美元，20年後，這個國家將不得不用當年所徵收煙草稅的2.8倍支付因吸煙帶來的健康危害，且不包括由吸煙導致的其他損失。煙草業造成的社會危害其實已遠超其帶來的利潤。
與此同時，現有的煙草管理體制亦是大陸控煙的最大障礙之一。
大陸政府在控煙歷史上曾有過一段積極作為，但到了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後，工信部成為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單位，而此時領導國家控煙履約小組的正是工信部。
「擔任政府控煙職責的國家煙草專賣局，跟推廣煙草銷售的企業單位中國煙草總公司兩位一體，國家把煙草控制的主要職能，交由煙草業來掌管，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以賣煙為主，以控煙為其次』。」臧英年說。而只有切斷政府和煙草企業的利益鏈條，大陸的控煙工作才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為此，臧英年建議，政府領導要對控煙的意義有足夠的認識，更要避免利益牽扯；人大、政協要充分發揮作用，加緊立法工作的推進；要在國務院成立「煙害防治工作小組」。涉及到具體層面，則是要首先在醫院禁煙，醫務人員不吸煙並宣傳吸煙有害；政府領導、企業領導帶頭戒煙，樹立領導榜樣、引導企業文化；有正確的風氣領導，控煙、禁煙、拒煙的聲浪要高於吸煙的引誘和鼓勵；在全大陸推動「無煙家庭」觀念。
而對於如何幫助煙民轉業，臧英年表示，在美國，已經有人發現了煙草的用途：提煉尼古丁、殺蟲劑，製作藥品諸如治腳氣的藥等，剩下的纖維還可以造紙。「經濟效益與賣煙等量齊觀。」臧英年認為，大陸也應該進行一定的試驗，讓大部分煙草的製造轉移到其他方面。
回顧自己控煙21年的歷程，臧英年坦言，「實踐證明，通過努力，反對控煙的惡勢力是可以消退的。大陸的控煙力量不斷強大，但仍沒有到一個突破階段，要靠我們不斷地努力。」此時正值中國的農曆新年到來之際，臧英年提出， 「有四句話一定要強調：送禮不送煙，登門不吸煙，人人都控煙，快樂過新年。」
西方的控煙運動先試先行，無數的經驗告訴大陸，在控煙這場世界性的鬥爭中，控煙與反控煙的力量必定因為「利益」而膠著糾纏：控煙力量追求民眾的健康利益，而反控煙力量追逐煙草帶來的利潤，二者註定無法調和。
「逐利性」是生物的本能，但當逐利的渴望蒙著欺騙的遮羞佈淩駕於科學、道德與良知之上時，就會產生扭曲。正如大陸控煙出現了「煙草業以政府名義阻撓控煙」、「簽約而不履約」、「煙草的生產者和監管者合二為一、政企一家」的怪現狀。控煙，這場「健康運動」無奈上升到了錯綜複雜的「經濟層面」、「政治層面」。控煙難！在大陸控煙仿佛更難！要社會效益還是要經濟利益？——這成了政府必須要解答的一道橫在面前的考題。
「大陸相關部門的領導，不管是為了建設小康社會，還是為了共產黨的建設，為老百姓的福利，都應該痛下決心，改變思想，跳出狹隘的思維模式。要從控煙方法、政策的改變、控煙行動的實施和控煙成效的展現等方面開始，實施一個更寬闊的、對國家更有長久利益的方法。」著名控煙活動家臧英年說。
簽約不履約 大陸控煙的尷尬現狀
2003年11月，大陸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成為其第77個簽約國，開始了控煙之路；2005年2月27日，公約正式生效；同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批准了該公約，並於10月正式向聯合國遞交了批准書。
「按《公約》要求，2011年1月9日起，大陸應在包括工作場所在內的所有室內公共場所、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場所完全禁煙。」臧英年說。但顯然，大陸簽約但不履約，至今仍失信於世界。「在簽署《公約》後5年的執行期間，大陸對世衛組織提出的各項控煙指標都是遠不達標，以37分（百分制）的低劣成績交卷，著實令大陸蒙羞、讓世人嘲笑。」臧英年無奈歎道。
據臧英年介紹，大陸履約的關鍵實則在於世衛組織提出的五項指標，簡稱「POWER」。第一項「P」，就是「protection」，保護不抽煙的人不要受二手煙的損害，也就是要公共場所禁煙，這一條大陸目前既沒有執行更沒有立法；第二項 「O」 ，即「offer assistance」，給吸煙的人提供戒煙幫助，而大陸因將吸煙歸為「習慣」而非「成癮性慢性疾病」，費用不歸醫保報銷，且醫院也沒有建立有效的戒煙服務的條件，使得這條也落空；第三項「W」，就是「warning」，即煙盒上必須要放圖形的警告，以示煙草危害，大陸的煙草業以「中國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習慣不適合以這種方式做宣傳」而堅決抵制，此項再次交了白卷；第四項「E」，即「eliminate illegal tobacco promotion」，禁止所有違法的煙草的宣傳推廣，不可以由煙草公司出錢贊助任何的公益活動，包括運動、表演，也不可以搞希望小學、捐助綠化委員會或婦女基金會等，以防其利用公益活動面貌為自己建立聲譽，掩飾其在社會上造成的損害從而達到其銷售香煙的目的。
「最後一點，必須增加煙稅和煙價，使得農工大眾、年輕人買不起煙。」臧英年說，「增加煙稅，吸煙數量下降，而國家稅收反而會增加，這是國際上已經證明的經驗，也是最有效的控煙手段之一。」但在大陸，貴煙有「公務用煙」和煙草賄賂大行其道，低端市場用煙杆子製作危害更大的低價香煙賣給農民，到處都在鼓勵吸煙，「五項條條落空，非常可憐。」
打科技牌煙草營銷大騙局
正力量與反力量始終此消彼長。在大陸控煙步履維艱、民眾禁煙意識淡薄的另一面，則是煙草行銷大行其道，煙草業堂而皇之地抵制與違背《公約》，阻撓控煙。
國際煙草業應對控煙的辦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靠隱瞞科學證據和利用虛假「證據」進行欺騙。而如今，大陸煙草業使用的「打科技牌」的策略，和幾十年前的西方煙草業如出一轍：否認煙草使用對健康的嚴重危害，製造所謂「低焦油」、「低危害」捲煙和加進中草藥等添加物「中式捲煙」騙局，散佈關於「煙草危害科學證據不足信」等言論，與衛生部公佈的煙草危害科學結論大唱對台戲；通過「煙草院士」和「煙草科技評獎」的運作，騙取「科技」的光環，以便用「科學」的名義銷售所謂「低害捲煙」的虛假「概念」；通過廣泛的新品捲煙促銷活動，打開「低害捲煙」的市場。
當科技發展到今天，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相比普通捲煙，吸「低焦油捲煙」並不會降低吸煙帶來的危害，「中草藥捲煙」與普通捲煙一樣會對健康造成危害。欺騙的伎倆敗露後，他們便不再裝扮出「重證據」、「負責任」的形象，而是直接跳到台前，企圖依仗巨大的財力挑起訴訟，阻撓各種有效的控煙措施實施。
經濟拷問煙草背後的利益鏈
馬克思曾說過，「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麼資本家們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這番話也許正能形象地說明，在控煙這場鬥爭中，複雜而牢固的煙草經濟鏈，才是「掣肘」控煙工作開展的最重要原因。
一直以來，煙草行業都是政府財政收入納稅大戶，煙草業也總以帶來高額利潤標榜其社會貢獻。2011年大陸煙草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達10111.4億元（人民幣，下同），工商稅利7529億元，煙草行業稅收總額多年位居大陸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首。
不過，「巨富」煙草經濟的另一面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若一個國家當年的煙草稅是若干億美元，20年後，這個國家將不得不用當年所徵收煙草稅的2.8倍支付因吸煙帶來的健康危害，且不包括由吸煙導致的其他損失。煙草業造成的社會危害其實已遠超其帶來的利潤。
與此同時，現有的煙草管理體制亦是大陸控煙的最大障礙之一。
大陸政府在控煙歷史上曾有過一段積極作為，但到了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之後，工信部成為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單位，而此時領導國家控煙履約小組的正是工信部。
「擔任政府控煙職責的國家煙草專賣局，跟推廣煙草銷售的企業單位中國煙草總公司兩位一體，國家把煙草控制的主要職能，交由煙草業來掌管，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以賣煙為主，以控煙為其次』。」臧英年說。而只有切斷政府和煙草企業的利益鏈條，大陸的控煙工作才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為此，臧英年建議，政府領導要對控煙的意義有足夠的認識，更要避免利益牽扯；人大、政協要充分發揮作用，加緊立法工作的推進；要在國務院成立「煙害防治工作小組」。涉及到具體層面，則是要首先在醫院禁煙，醫務人員不吸煙並宣傳吸煙有害；政府領導、企業領導帶頭戒煙，樹立領導榜樣、引導企業文化；有正確的風氣領導，控煙、禁煙、拒煙的聲浪要高於吸煙的引誘和鼓勵；在全大陸推動「無煙家庭」觀念。
而對於如何幫助煙民轉業，臧英年表示，在美國，已經有人發現了煙草的用途：提煉尼古丁、殺蟲劑，製作藥品諸如治腳氣的藥等，剩下的纖維還可以造紙。「經濟效益與賣煙等量齊觀。」臧英年認為，大陸也應該進行一定的試驗，讓大部分煙草的製造轉移到其他方面。
回顧自己控煙21年的歷程，臧英年坦言，「實踐證明，通過努力，反對控煙的惡勢力是可以消退的。大陸的控煙力量不斷強大，但仍沒有到一個突破階段，要靠我們不斷地努力。」此時正值中國的農曆新年到來之際，臧英年提出， 「有四句話一定要強調：送禮不送煙，登門不吸煙，人人都控煙，快樂過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