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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李国杰，那可是清末民初露过脸的一个人物。甭说他是李鸿章的长孙、张之万(张之洞之兄)的孙女婿，单说这个公子哥儿的官职吧：光绪十九年，就是公元1893年，他12岁的时候，便承袭其父为一等侯爵，随后入宫侍卫。慈禧太后格外宠爱他，有一次还特别开恩给他点过“面花”。那个时候受到“老佛爷”宠爱的人，该有多荣耀!所以到了1903年，这个公子哥儿被破格升任广东汉军副都统，第二年，又调任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一命呜呼，出殡时，在皇棺前有一个骑白马开道的将军，称之为“顶马将军”，此人正是李国杰。1910年，这位爵爷出使比利时王国。然而好景不长，辛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摇摇欲坠的清王朝颓然倾圮，正在国外花天酒地的李国杰，闻讯后吓得六神无主。没过多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没有忘记恩师李鸿章对自己的栽培，便一个电报召回李国杰。这个前清王朝的爵爷，回到北京，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参政院参政，不久，成为一名参议员，依然是高马金堂、侯服玉食。
1924年，冯玉祥反戈一击，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李国杰见势不妙，急忙携家眷财产南下上海，做了一阵子寓公，后来当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董事长。
1930年，国民政府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总经理，李国杰这个董事长成了摆设。他气不过，便买通上海滩徽帮首领王亚樵，干掉了赵铁桥，接着又疏通各种关节，终于在1932年2月，坐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的宝座。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这个新任总经理在上海滩干出了一件震惊国人的丑事……
抵押仓库，换取巨款三千万元
李国杰是个旧官僚，他懂得什么生意经?自从当上了招商局总经理之后，门庭若市，大把大把的钞票送上门，供他抽大烟，置洋房，买古玩，宴宾客，依旧摆着一副清朝官僚的架势。他哪里知道，这大把大把的钞票是手下人瞄着他卖缺卖轮船换来的。当时有好事者作趣联一副刊载在小报上，嘲讽李国杰。联日：
“卖差，卖缺，卖轮船，伟人不若是也；买烟，买房，买古董，侯爵何其多乎!”
李国杰字伟侯，作者把这两个字嵌入联中，活龙活现地描绘了一个昏庸贪财的官僚模样。
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多少人靠着招商局这块牌子捞油水!不到半年工夫，一个堂而皇之的轮船招商局，已被折腾得千疮百孔，负债累累，光是欠下汇丰银行的债款已达50万元。汇丰是英商办的，他们何等精明，眼瞅着招商局左支右绌，日暮途穷，便来了一招撒手锏——要求招商局在60天内连本带息还清债款，否则将诉诸法院。
李国杰冒汗了。他不愿把事态扩大张扬出去，怕丢了乌纱帽呀!可是每天要归还债款一万元，哪儿弄去!急得李国杰躲在公馆里发脾气，摔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杨的亲信幕僚悄悄地走进李公馆，给李国杰出主意说：“爵爷，卑职常想，您总管的招商局有多少码头?单是这上海滩就有大小码头十几座，哪一座不是金碗玉碟?哪一个不是洋鬼子垂涎欲滴?在下之意，何不拿出一座小码头抵押给洋人，少说也能换回百八十万的。”
李国杰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屋里踱着方步。姓杨的幕僚见有机可乘，便跟在李国杰屁股后面算了一笔账：“要是能得100万两白银，除还清汇率欠款，尚余70万，用此款可购进旧洋轮两艘，机帆船四条……”
李国杰停住步，微闭双目，自言自语：“卖码头?”
杨先生赶忙解释：“不，不，是临时抵押。局里不妨写个呈文给交通部，如此，爵爷即可免去后顾之忧了。”
李国杰连连地“嗯”了几声。
可巧就在此时，“中国营业公司”的美商沙得利也登门献策说：“阁下，您可以租借几个码头货栈么，这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
李国杰听到“租借”二字，很合心意，就问：“沙得利先生，你说的是租借吗?请问如何租法?”
沙得利耸肩一笑：“啊…老朋友，我的侯爵，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就在您的面前，他可以伸出热情的手……”
果然没过几天，沙得利就把英商大来轮船公司与招商局挂上了钩。经过谈判，招商局决定把金利源南栈、四川路北栈、浦东华栈和杨家渡等几座大码头的仓库抵押给大来(一说抵押给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抵押款3000万元，而李国杰则可从中获得回扣佣金100万元。
为了做成这笔大生意，李国杰施展手段把常住上海的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拉成一伙，每人赠送7万元，请他们从中协助，催部里尽快批允。
于是，一出盗卖国家仓库、坐地分赃的丑剧由此拉开了帷幕。
黄雀在后，陈次长卷款而去
黄参议把李国杰的呈文带到南京。那时交通部部长陈铭枢正准备出国考察，已把交通部的工作委托黄绍竑代理。黄时任内政部长，对交通部的事自然是应付差事，不愿插手，所以就把送来的各种呈文连看也不看，一股脑儿地全批给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处理。
陈孚木批阅呈文看到招商局“抵押码头仓库”的报告，大吃一惊，什么“临时抵押”，这是盗卖国土的行为啊!就把这份呈文从卷宗中抽出来，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中，想着过几天去上海时亲自问问李国杰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个时候，蔡司长回到南京见陈孚木。他是陈的亲信，不用通报，径直进了陈的办公室。
蔡走近桌前轻声问：“次长，招商局的呈文您看了吗?”
陈孚木放下手中的毛笔，仰起脸来怒道：“胡来，这是胡来!弄不好要吃官司蹲班房的!”
蔡小声说：“可是次长，要是招商局整个地破了产，上头怪罪下来，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临时抵押几个码头仓库，过两年偷偷地再赎回来，虽是下策，也是无可奈何的缓解办法。”
接着蔡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小心地放在办公桌上，说：“这是李国杰送您的5万元。”
陈孚木站起来离开座位，对那张巨额支票连看也不看一眼，似乎毫无兴趣。
蔡司长跟在陈的屁股后边央求说：“次长，只要您说一声行，我这就去办，不下批文也好。”
陈孚木抱着两只胳膊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轻声地说：“为了挽救招商局的命运，你去和李国杰商量着办吧，记住，事宜机密。”
蔡眼睛一亮，高兴地说：“是，我立刻动身。”
陈孚木等蔡刚一迈出房门，立即抓起桌上的支票揣进怀中。
隔日傍晚，蔡司长再次从上海返回南京，匆匆赶到陈孚木寓中，向他报告：“抵押已经成交。”
陈孚木毫无表情，只是说：“好，你回去休息吧。”
待蔡司长走后，陈孚木立即抓起电话挂长途，叫通李国杰公馆。他先是亲热地寒暄一番，随后话锋一转进入正题：
“我问你，‘大来’的款子还有多少未提?”
“除还清汇丰欠款，尚余70万。”
“噢，是这样，部里最近在上海购进了一批急需器材，你们是不是先把这70万垫付一下，三天之后由部里拨 款归还。如何呀?”
李国杰一时愣住了，嗫嗫嚅嚅地说：“这……”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陈孚木放下电话，急匆匆走进卧室，对夫人说：“明天就去香港，再转澳门，要快，要保守机密。”
第二天一清早，陈夫人乘车南下了。
紧跟着，陈孚木悄悄地乘当天特别快车去上海，顺顺当当地从李国杰手中拿到70万元花旗银行的支票，并立即转汇澳门一家外国银行，然后悄悄地登上一艘外国轮船，远走高飞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李国杰自以为干得十分巧妙，未曾想尾巴已经被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抓住了。杜决定来个借刀杀人，报一箭之仇。
庐山告密，杜月笙借刀杀人
杜月笙吩咐把上海滩的另一个大流氓张啸林请来。很快，张啸林来到杜公馆，杜月笙把李国杰勾结大来洋行盗卖码头仓库的事说了一遍。张啸林是个急性子，一听就嚷着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好借机把招商局捞过来。
杜月笙摇了摇头说：“这后面不知还有什么背景，要是有蒋先生呢?”杜月笙接着说：“所以我想此事先不要声张，我们不妨去庐山见见蒋先生，看看他的态度，然后再定行动。”
张啸林点点头，说：“言之有理。”
当天晚上杜月笙就向庐山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说有急事禀报，乞望接见。第二天来了回电，命他们上山面谈。
杜月笙为何如此仇恨李国杰?他要报的是哪一箭之仇?
原来李国杰为了报答王亚樵帮他除掉赵铁桥，除奉送巨款外，另拨出“江安”轮一艘相赠。但是他忘了这“江安”轮早已被他送给了张啸林。后来王亚樵用武力接管了“江安”轮。为此事，李国杰得罪了张啸林、杜月笙。
杜月笙和张啸林到了庐山，很快就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杜月笙把李国杰如何庸碌无能，如何勾结王亚樵杀了赵铁桥，把持招商局，近日又如何与大来洋行签订密约，抵押码头仓库等，有头有尾、有根有据地叙述了一遍。蒋介石最忌恨王亚樵，因为这个人曾几次派人暗杀自己。听说有王亚樵参与招商局的事，他不禁勃然大怒，表示立即下令查办此事。
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杜月笙兴奋地说：“老弟，这件事蒋先生不晓得。他极为震怒，看样子我们可以动手了。”
果然没过多久，上海一些大小报纸接连不断地登出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消息：
《李国杰盗卖码头获巨款》；
《本报质询招商局总经理称病回避》；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卷款逃逸不知去向》；
《试看政府如何处置?》……
上海查案，宋子文亲审诉讼
财政部长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之后，先在南京做了一番询问调查，随即赶到上海，传李国杰到市府开会。这时的李国杰已是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整日躲在新闻路公馆里大骂陈孚木是骗子，是流氓强盗，现在突然接到宋子文的电话，要他去见面，吓得魂飞魄散。
在家人的搀扶下，李国杰拄着手杖战战兢兢地走进市政府小客厅。他抬头一看，只见宋子文端坐在正中沙发上，两旁坐着俞飞鹏、吴铁城以及财政部、交通部的官员，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大来洋行的代表。这不是会审吗?李国杰缓步走到中间一个特为他准备的小沙发旁，有礼貌地向宋子文和两旁的人频频点头，露出一丝苦笑，然后坐下来。
杜月笙首先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件宣读，把招商局如何贿赂交通部官员，如何与大来洋行密商，如何分摊赃款，一桩桩说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
接着大来洋行的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本行曾接受招商局的请求，愿出资3000万元，接受杨家渡、金利源、北栈、华栈的仓库为抵押，押金业已全数提去。如今李总经理既被指控犯有盗卖国家权益的罪行，本行不愿卷入此案，期望退回全部抵押资金，以期善始善终。”
宋子文说：“退还抵押资金的问题当另案处理。贵行与招商局签订过合同是无疑的了。”
大来洋行代表欠起身说：“是的，部长先生。”
宋子文怒视李国杰，问：“李总经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李国杰颤抖着身子站起来说：“此事卑职有呈文，乃经交通部陈孚木次长批准的。”
交通部官员马上说：“查阅本部收发文本，并未见有此呈文登记。我想问问李总经理：既然你说是部里批准的，那批文是多少号?批准文件现在何处?”
李国杰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叹了一口气，又跌坐在沙发上。
宋子文问：“李国杰，你从中获利多少?”
李国杰有气无力地说：“100万，给蔡司长10万，黄参议7万，陈次长5万，余下70余万都交给陈孚木拿走了……我一个子也没捞到。”
宋子文不想再问什么了，便向在座的人点头示意说：“各位请便吧。”随即离开座位昂首走出客厅，其余人等也都尾随而去。李国杰拄着手杖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刚迈出客厅门口，过来两名警察把他押走了。
1933年10月，财政部向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控告交通部官员陈孚木、李国杰等一伙，盗卖国家码头仓库权益的罪行。不久，法院作出判决；
缉拿主犯陈孚木，从犯黄居素、蔡培归案；
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八年，剥夺公民权十年。
李国杰锒铛入狱，尝到了铁窗之苦。但他感到最苦的，是不能再过鸦片烟瘾。后来家人在外面四处打点，八方疏通，花了50万元保证金，才把李国杰从狱中接出来“保外就医”。从此，李国杰在董家渡上海医院包了几个大房间，由家属陪住，每日吞云吐雾，并自带佣人厨师，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后来段祺瑞应蒋介石之邀从天津移居上海，知道了这桩事，便向蒋说情，提前开释了李国杰。至此，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也就偃旗息鼓了。
不过杜月笙却从中渔利当上了招商局的董事长，并促成了与他关系很深的刘鸿生出任总经理。自然那艘“江安”轮又落到了张啸林手中。这些都是后话了。
上海沦陷后，李国杰降日参加了维新政府，1939年2月21日在新闸路寓所中被人刺死，终年58岁。陈孚木也在1940年投入汪伪政权，专门搜集经济情报，成了汉奸。
1924年，冯玉祥反戈一击，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李国杰见势不妙，急忙携家眷财产南下上海，做了一阵子寓公，后来当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董事长。
1930年，国民政府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总经理，李国杰这个董事长成了摆设。他气不过，便买通上海滩徽帮首领王亚樵，干掉了赵铁桥，接着又疏通各种关节，终于在1932年2月，坐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的宝座。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这个新任总经理在上海滩干出了一件震惊国人的丑事……
抵押仓库，换取巨款三千万元
李国杰是个旧官僚，他懂得什么生意经?自从当上了招商局总经理之后，门庭若市，大把大把的钞票送上门，供他抽大烟，置洋房，买古玩，宴宾客，依旧摆着一副清朝官僚的架势。他哪里知道，这大把大把的钞票是手下人瞄着他卖缺卖轮船换来的。当时有好事者作趣联一副刊载在小报上，嘲讽李国杰。联日：
“卖差，卖缺，卖轮船，伟人不若是也；买烟，买房，买古董，侯爵何其多乎!”
李国杰字伟侯，作者把这两个字嵌入联中，活龙活现地描绘了一个昏庸贪财的官僚模样。
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多少人靠着招商局这块牌子捞油水!不到半年工夫，一个堂而皇之的轮船招商局，已被折腾得千疮百孔，负债累累，光是欠下汇丰银行的债款已达50万元。汇丰是英商办的，他们何等精明，眼瞅着招商局左支右绌，日暮途穷，便来了一招撒手锏——要求招商局在60天内连本带息还清债款，否则将诉诸法院。
李国杰冒汗了。他不愿把事态扩大张扬出去，怕丢了乌纱帽呀!可是每天要归还债款一万元，哪儿弄去!急得李国杰躲在公馆里发脾气，摔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杨的亲信幕僚悄悄地走进李公馆，给李国杰出主意说：“爵爷，卑职常想，您总管的招商局有多少码头?单是这上海滩就有大小码头十几座，哪一座不是金碗玉碟?哪一个不是洋鬼子垂涎欲滴?在下之意，何不拿出一座小码头抵押给洋人，少说也能换回百八十万的。”
李国杰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屋里踱着方步。姓杨的幕僚见有机可乘，便跟在李国杰屁股后面算了一笔账：“要是能得100万两白银，除还清汇率欠款，尚余70万，用此款可购进旧洋轮两艘，机帆船四条……”
李国杰停住步，微闭双目，自言自语：“卖码头?”
杨先生赶忙解释：“不，不，是临时抵押。局里不妨写个呈文给交通部，如此，爵爷即可免去后顾之忧了。”
李国杰连连地“嗯”了几声。
可巧就在此时，“中国营业公司”的美商沙得利也登门献策说：“阁下，您可以租借几个码头货栈么，这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
李国杰听到“租借”二字，很合心意，就问：“沙得利先生，你说的是租借吗?请问如何租法?”
沙得利耸肩一笑：“啊…老朋友，我的侯爵，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就在您的面前，他可以伸出热情的手……”
果然没过几天，沙得利就把英商大来轮船公司与招商局挂上了钩。经过谈判，招商局决定把金利源南栈、四川路北栈、浦东华栈和杨家渡等几座大码头的仓库抵押给大来(一说抵押给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抵押款3000万元，而李国杰则可从中获得回扣佣金100万元。
为了做成这笔大生意，李国杰施展手段把常住上海的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拉成一伙，每人赠送7万元，请他们从中协助，催部里尽快批允。
于是，一出盗卖国家仓库、坐地分赃的丑剧由此拉开了帷幕。
黄雀在后，陈次长卷款而去
黄参议把李国杰的呈文带到南京。那时交通部部长陈铭枢正准备出国考察，已把交通部的工作委托黄绍竑代理。黄时任内政部长，对交通部的事自然是应付差事，不愿插手，所以就把送来的各种呈文连看也不看，一股脑儿地全批给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处理。
陈孚木批阅呈文看到招商局“抵押码头仓库”的报告，大吃一惊，什么“临时抵押”，这是盗卖国土的行为啊!就把这份呈文从卷宗中抽出来，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中，想着过几天去上海时亲自问问李国杰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个时候，蔡司长回到南京见陈孚木。他是陈的亲信，不用通报，径直进了陈的办公室。
蔡走近桌前轻声问：“次长，招商局的呈文您看了吗?”
陈孚木放下手中的毛笔，仰起脸来怒道：“胡来，这是胡来!弄不好要吃官司蹲班房的!”
蔡小声说：“可是次长，要是招商局整个地破了产，上头怪罪下来，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临时抵押几个码头仓库，过两年偷偷地再赎回来，虽是下策，也是无可奈何的缓解办法。”
接着蔡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小心地放在办公桌上，说：“这是李国杰送您的5万元。”
陈孚木站起来离开座位，对那张巨额支票连看也不看一眼，似乎毫无兴趣。
蔡司长跟在陈的屁股后边央求说：“次长，只要您说一声行，我这就去办，不下批文也好。”
陈孚木抱着两只胳膊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轻声地说：“为了挽救招商局的命运，你去和李国杰商量着办吧，记住，事宜机密。”
蔡眼睛一亮，高兴地说：“是，我立刻动身。”
陈孚木等蔡刚一迈出房门，立即抓起桌上的支票揣进怀中。
隔日傍晚，蔡司长再次从上海返回南京，匆匆赶到陈孚木寓中，向他报告：“抵押已经成交。”
陈孚木毫无表情，只是说：“好，你回去休息吧。”
待蔡司长走后，陈孚木立即抓起电话挂长途，叫通李国杰公馆。他先是亲热地寒暄一番，随后话锋一转进入正题：
“我问你，‘大来’的款子还有多少未提?”
“除还清汇丰欠款，尚余70万。”
“噢，是这样，部里最近在上海购进了一批急需器材，你们是不是先把这70万垫付一下，三天之后由部里拨 款归还。如何呀?”
李国杰一时愣住了，嗫嗫嚅嚅地说：“这……”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陈孚木放下电话，急匆匆走进卧室，对夫人说：“明天就去香港，再转澳门，要快，要保守机密。”
第二天一清早，陈夫人乘车南下了。
紧跟着，陈孚木悄悄地乘当天特别快车去上海，顺顺当当地从李国杰手中拿到70万元花旗银行的支票，并立即转汇澳门一家外国银行，然后悄悄地登上一艘外国轮船，远走高飞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李国杰自以为干得十分巧妙，未曾想尾巴已经被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抓住了。杜决定来个借刀杀人，报一箭之仇。
庐山告密，杜月笙借刀杀人
杜月笙吩咐把上海滩的另一个大流氓张啸林请来。很快，张啸林来到杜公馆，杜月笙把李国杰勾结大来洋行盗卖码头仓库的事说了一遍。张啸林是个急性子，一听就嚷着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好借机把招商局捞过来。
杜月笙摇了摇头说：“这后面不知还有什么背景，要是有蒋先生呢?”杜月笙接着说：“所以我想此事先不要声张，我们不妨去庐山见见蒋先生，看看他的态度，然后再定行动。”
张啸林点点头，说：“言之有理。”
当天晚上杜月笙就向庐山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说有急事禀报，乞望接见。第二天来了回电，命他们上山面谈。
杜月笙为何如此仇恨李国杰?他要报的是哪一箭之仇?
原来李国杰为了报答王亚樵帮他除掉赵铁桥，除奉送巨款外，另拨出“江安”轮一艘相赠。但是他忘了这“江安”轮早已被他送给了张啸林。后来王亚樵用武力接管了“江安”轮。为此事，李国杰得罪了张啸林、杜月笙。
杜月笙和张啸林到了庐山，很快就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杜月笙把李国杰如何庸碌无能，如何勾结王亚樵杀了赵铁桥，把持招商局，近日又如何与大来洋行签订密约，抵押码头仓库等，有头有尾、有根有据地叙述了一遍。蒋介石最忌恨王亚樵，因为这个人曾几次派人暗杀自己。听说有王亚樵参与招商局的事，他不禁勃然大怒，表示立即下令查办此事。
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杜月笙兴奋地说：“老弟，这件事蒋先生不晓得。他极为震怒，看样子我们可以动手了。”
果然没过多久，上海一些大小报纸接连不断地登出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消息：
《李国杰盗卖码头获巨款》；
《本报质询招商局总经理称病回避》；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卷款逃逸不知去向》；
《试看政府如何处置?》……
上海查案，宋子文亲审诉讼
财政部长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之后，先在南京做了一番询问调查，随即赶到上海，传李国杰到市府开会。这时的李国杰已是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整日躲在新闻路公馆里大骂陈孚木是骗子，是流氓强盗，现在突然接到宋子文的电话，要他去见面，吓得魂飞魄散。
在家人的搀扶下，李国杰拄着手杖战战兢兢地走进市政府小客厅。他抬头一看，只见宋子文端坐在正中沙发上，两旁坐着俞飞鹏、吴铁城以及财政部、交通部的官员，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大来洋行的代表。这不是会审吗?李国杰缓步走到中间一个特为他准备的小沙发旁，有礼貌地向宋子文和两旁的人频频点头，露出一丝苦笑，然后坐下来。
杜月笙首先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件宣读，把招商局如何贿赂交通部官员，如何与大来洋行密商，如何分摊赃款，一桩桩说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
接着大来洋行的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本行曾接受招商局的请求，愿出资3000万元，接受杨家渡、金利源、北栈、华栈的仓库为抵押，押金业已全数提去。如今李总经理既被指控犯有盗卖国家权益的罪行，本行不愿卷入此案，期望退回全部抵押资金，以期善始善终。”
宋子文说：“退还抵押资金的问题当另案处理。贵行与招商局签订过合同是无疑的了。”
大来洋行代表欠起身说：“是的，部长先生。”
宋子文怒视李国杰，问：“李总经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李国杰颤抖着身子站起来说：“此事卑职有呈文，乃经交通部陈孚木次长批准的。”
交通部官员马上说：“查阅本部收发文本，并未见有此呈文登记。我想问问李总经理：既然你说是部里批准的，那批文是多少号?批准文件现在何处?”
李国杰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叹了一口气，又跌坐在沙发上。
宋子文问：“李国杰，你从中获利多少?”
李国杰有气无力地说：“100万，给蔡司长10万，黄参议7万，陈次长5万，余下70余万都交给陈孚木拿走了……我一个子也没捞到。”
宋子文不想再问什么了，便向在座的人点头示意说：“各位请便吧。”随即离开座位昂首走出客厅，其余人等也都尾随而去。李国杰拄着手杖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刚迈出客厅门口，过来两名警察把他押走了。
1933年10月，财政部向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控告交通部官员陈孚木、李国杰等一伙，盗卖国家码头仓库权益的罪行。不久，法院作出判决；
缉拿主犯陈孚木，从犯黄居素、蔡培归案；
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八年，剥夺公民权十年。
李国杰锒铛入狱，尝到了铁窗之苦。但他感到最苦的，是不能再过鸦片烟瘾。后来家人在外面四处打点，八方疏通，花了50万元保证金，才把李国杰从狱中接出来“保外就医”。从此，李国杰在董家渡上海医院包了几个大房间，由家属陪住，每日吞云吐雾，并自带佣人厨师，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后来段祺瑞应蒋介石之邀从天津移居上海，知道了这桩事，便向蒋说情，提前开释了李国杰。至此，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也就偃旗息鼓了。
不过杜月笙却从中渔利当上了招商局的董事长，并促成了与他关系很深的刘鸿生出任总经理。自然那艘“江安”轮又落到了张啸林手中。这些都是后话了。
上海沦陷后，李国杰降日参加了维新政府，1939年2月21日在新闸路寓所中被人刺死，终年58岁。陈孚木也在1940年投入汪伪政权，专门搜集经济情报，成了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