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缺“独董”:余热乎?期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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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8日《京华时报》报道:“央企多拥有七十岁的独董,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中国神华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毅诚,这位独董已是84岁高龄,2010年从中国神华领走的1~6月的报酬为22,5万元…中国中煤的独董高尚全,81岁,从中国中煤拿走30万元报酬收入最高的是中海油独董谢孝衍,年薪为95,9万元、黄毅诚退休前曾任国家能源部部长,高尚全退休前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他们都是曾经的部级高官。
  上市公司中的央企往往“大块头”居多,而一些高官退休后又恰恰愿意选择这些“大块头”去担任独立董事人民网2011年7月6日有篇报道,披露了部分退休高官的去向,不由让人们大吃一惊:在市值排前5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34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他们以不对等的付出,悄然从上市公司或央企中领着几十万元的年薪调查称,全部A股上市公司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1599人,其中467人是独立董事如中石油独董刘鸿儒曾为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年薪22,7万元:独董崔俊慧曾为国税总局副局长,年薪24,4万元:浦发银行独董刘廷焕曾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年薪20万元,等等。
  上述这些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真是令普通民众“羡慕”不已,独立董事究竟是个什么职务?他们凭什么能拿这么高的年薪?人们不禁对此产生好奇乃至不解与不满。
  独立董事这个职务,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独立董事制度其实是舶来品,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我翻阅了有关资料,书上说,独立董事又称外部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通俗讲,即指不在公司任职、不参与公司决策、没有公司股票、却能为公司出谋划策的人。由此看来,这读不懂的“独立董事”原来也有活儿干,他们要为大企业“出谋划策”,还要靠他的“人脉”、“余威”办许多大事情。
  有人将退休官员当独董,美其名目“发挥余热”。但这种“余热”到底是暖和的、有益的,还是烫人的、有害的,则是很难说清的
  大家应当还记得2011年7月3日发生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这个事件之所以对民众造成巨大伤害,之所以迟迟处理不好,与其背后“发挥余热”的退休官员太多不无关系。譬如,担任紫金矿业独立董事的就有来自北京、省里的前领导干部,也有福建省上杭县政界多名退休领导干部任闲职,他们领着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的年薪。有些领导干部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股份,难怪有人说,企业聘请退休高官当独董,对其“工作能力”和“发挥余热”的要求,主要在于他的“保护伞”够不够大,以及他人脉关系的手够不够长利益诉求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靠他去压事,了事,乃至让一些不可告人的坏事化大为不,化小为无
  除此,我认为,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不可不说,
  第一,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寒了民众的心。退休高官在上市公司、央企“挂个名”,就能拿几十万元的年薪:而农民辛辛苦苦种几亩地,不知要流多少汗,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这样的收入差距,怎能不使民众寒心。人老了,从领导干部岗位上退下来,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既是自然规律,也是国家人事制度规定、有些领导干部退休后,想尽办法为自己再谋“职业”,甚至再谋私利,从退休官员的去向,也能洞察出该从政者的官德。红楼梦中《好了歌》有一段说得好:“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退休了,就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安度晚年,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呢?记得数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在自己即将卸任之时,就明确表态“完全退休”、“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这样的心灵表白,反映出的是一种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和人生观,是一种令人难忘、令人敬佩的从政品德。领导干部退休,退的是职务而不是党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模范作用、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能退。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度晚年的机会,而是回家乡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上山一干就是22年,把几万亩荒山秃岭变成了青山绿水、与杨善洲相比,那些利用自己“潜在影响”退休后当独董拿高薪的官员,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第二。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侵占了公众利益。有关专家称,因为国企的资产属于全民所有,所以其独立董事的责任就是保护公众财产,不让国有资产流失、既然如此,退休高官凭一个虚职就年薪几十万元,岂不是在侵占公众财产吗?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也破坏了社会公平。2011年2月,《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2万亿元,上缴红利仅440亿元”的署名文章,引发了人们对国企社会责任的热议,人们不禁要追问:还有19560亿元利润,这些本属于全民的国有资本红利,到哪儿去了?有媒体报道,奢侈消费、高薪酬、高福利、集体私分,正是国企未上缴红利的部分流向,既然国企的资产属全民所有,就应当让人民对自己的财富有更多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民众就不至于眼睁睁地望着这些老总和独董们拿高薪、挥霍、侵吞而不断追问:“公众的那份到哪儿去了?!”
  第三,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是权力期权化。独立董事这个职务为何受到退休高官“青睐”?央企、上市公司为何聘请高官当独董?显然,这都是利益使然,退休了,在家闲得无聊,担任独董,“挂个名”,既可“发挥余热”,又可打发时间,年薪几十万,何乐而不为?再说,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再不“发挥余热”也就来不及了-而对一些央企、上市公司来说,看重的正是退休高官的人脉资源。况且,有些老总、高管在仕途上也曾多多少少得到这些退休高官的“关照”,现在老领导退休了,怎能“知恩不报”,出几十万元年薪,又不要自己掏腰包,一是报报恩情,二是还可以利用老领导继续维持或打通各种关系环节,为企业和自己“保驾护航”。不管怎么说,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都存在公共利益往私人方向输送的现象,是权力自肥,是以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前提的,是当前反腐败中权力寻租、权力期权、官商勾结的一种新动向,对社会和谐及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均构成了伤害。
  第四,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凸现监督体系缺失,干部退休制度实行至今,一直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对领导干部退休的去向,却缺乏完善的制度性约束,由此也加剧了权力期权化的滋生与蔓延。当前领导干部退休或离职后,多数去向低调而神秘,不少甚至彻底淡出了公众视线,基本处在组织监管失控而公众又无法监督的状态。退休领导干部之所以能权力期权化,法律法规不健全和执行制度不严密是主要原因。《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公务员法》没有明确如何处置违者。虽然有法律依据,也有离职时间的约束,但在一些地区对退休领导干部的去向就是放任不管。2007年4月,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相继被查,他们都曾是市政府主管房地产部门的高官,退休后又担任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协会或学会负责人,在许多房地产项目中扮演土地中介角色,大搞权力期权化腐败,社会反响强烈,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也给各级退休领导干部做出了极坏的示范。因此,对退休官员去向亟待制度性监督,消除退休干部隐性的“权力磁场”要从立法的角度遏制退休官员再度行使权力,应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法》,建立更详细的退休领导干部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监管制度和违规惩处制度。
  其实,若要真正监管退休官员,办法其实是很多的。完全可以顺藤摸瓜,查查官员和企业之间以往有无关系、有无权力交易即可。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不久前曾表示,对于“权力期权化”问题,中央将严肃查处。那么我想,此行,不妨就从退休高官当独董拿高薪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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