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鸿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出梁庄记》。
今年4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的《出梁庄记》问世。这本书被视为为她赢得广泛声誉的《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讲述了梁庄和梁庄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状况和精神图景。
“‘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正因为如此，从2011年开始，梁鸿历时两年，走访10多个城市、340余人，以超过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撰写了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描述了梁庄人在城市里、在工厂中的命运。
“说《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延续，不如直言它是《中国在梁庄》更为深刻的扩展和掘进。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著名作家阎连科如此评价《出梁庄记》。
学者刘瑜则说“梁鸿将‘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2011年冬天，正在写作《出梁庄记》的梁鸿曾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在这本书里，我不希望只展示在中国各处的梁庄人生存的艰难，我想展示的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展示的是制度和个人、乡村与城市背后的深刻矛盾，读懂了这些，那就可能会更了解现在的中国。”
QA “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的期待更大”
《中国周刊》：在《出梁庄记》里有一章“南方”，其中写到“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你觉得最早一批和现在去南方打工、开工厂的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梁鸿：可能相同的地方都是去挣钱。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的期待更大，更希望有开阔的空间能够容纳他们。而最早出去的一批有一部分还在拼搏，不断“归零”，但也还存有希望。他们也有大的目标，希望能够“干事业”，未来能够有大的发展，至于将来回梁庄，还是在当地，这都是没有想过的问题，因为生活还在行进，他们还被“困”在当地。
《中国周刊》：在采访里，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工厂 ？
梁鸿：印象最深的是在青岛电镀厂。那里面的污染状况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老乡们仍在那里忍受。但他们也有所反抗。譬如他们曾经因为加班不给钱而去投诉，但最终的结果却被老板雇人狠揍了一顿。
还有的因为老板过分苛刻而偷一些材料去卖，得钱后大家平分。这是一种消极反抗的方式，虽然效果不大，但却是农民在面对不公平时唯一的选择。他们没有工会，没有合法的方法去获得缺失的正义。
《中国周刊》：其实，一直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工厂恶劣生存环境的报道不少，采访过程中，你觉得有改变吗？身处其中的工人，他们感受体会如何？
梁鸿：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工厂。譬如在东莞的服装厂，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大车间，因为空间还可以，再加上服装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污染的行业，尽管简陋，但也还说得过去。
厦门的一些科技厂，工作环境也都还可以，欧美一些企业工人可以在里面相对宽松地说话，聊天，但日企就过于规范，各种时间规定很死，流水线本身又是一个很紧张的工种，所以，几乎一个上午下来都会筋疲力尽。但几乎每个工厂又都要加班。
而一些污染比较大的工厂就有特别大的问题。譬如我到青岛电镀厂所看到的，确实需要很大改造。还有建筑工人，工人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耐受力比较强，可以承受，有些就比较差。中老年工人大部分都在默默承受。
《中国周刊》：今年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农民工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认为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消费者群体。这一根本转变势必推动中国的下一场重大经济演变。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梁鸿：我倒是没有那么乐观。农民工的层次需要细分，譬如中老年的农民工，他们的消费能力很低，他们基本上还处于储蓄钱的状态，要攒钱盖房，给儿子娶媳妇，要应付日常的开支。
年轻工人的消费意识就非常强。他们会几个月节衣缩食也去买苹果手机，买一件心仪的衣服。也基本上是月光族。但他们的消费能力能否大到推动一场经济演变的地步，我还保持很谨慎的态度。这些农村出身的青年工人，包括城市一般家庭的孩子，他们都面临着成家的巨大压力。一旦要结婚成家，要生孩子买房子，整个消费水平马上下降。
《中国周刊》：今年出版界的一个现象是“打工五书”，包括《出梁庄记》在内，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在你看来，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集中出现这种书？
梁鸿：这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内在联系。也许，这样一个问题到了现在已经是大家都回避不过去的问题了，第二代第三代青年进城农民正在成长，大规模地走进工厂，各种事件越来越多，因工作环境、待遇问题、身份尊严问题或成长问题导致的自杀、抑郁、偏执、罢工等等频频发生。大家都有一种隐隐的危机感。写作者这个时候集体关注也是非常正常的社会反应。
《中国周刊》：对于“中国新工人”的说法，你怎么看？
梁鸿：这一问题我没有认真研究。我想这主要表述的是这一群体作为一个阶层，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所应该要注意的，也想把改变“农民工”这一词语中所包含的巨大的歧视性和制度性问题。但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一旦把它表述为一个阶层，有固定的含义和边界，可能又会带来更大的区分和彼此间的不融合。
《中国周刊》：从你的采访来看，你觉得“工厂”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吗？
梁鸿：我们肯定会看到一部分中国的状况。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工厂里以高度里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公平、待遇、正义，还有精神的困境。
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高，“工厂里的中国”将成为以后中国生活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多年轻工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一般城市工人，都面临着如何获得尊严、公平和平等的问题。
其实，今天看来“富士康”的问题并不简单是农民青年工人的问题，它与户口的关系并不十分直接，相反，它与工人如何在工厂生活保持完全的自我和精神的健康直接相关。
今年4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的《出梁庄记》问世。这本书被视为为她赢得广泛声誉的《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讲述了梁庄和梁庄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状况和精神图景。
“‘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正因为如此，从2011年开始，梁鸿历时两年，走访10多个城市、340余人，以超过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撰写了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描述了梁庄人在城市里、在工厂中的命运。
“说《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延续，不如直言它是《中国在梁庄》更为深刻的扩展和掘进。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著名作家阎连科如此评价《出梁庄记》。
学者刘瑜则说“梁鸿将‘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2011年冬天，正在写作《出梁庄记》的梁鸿曾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在这本书里，我不希望只展示在中国各处的梁庄人生存的艰难，我想展示的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展示的是制度和个人、乡村与城市背后的深刻矛盾，读懂了这些，那就可能会更了解现在的中国。”
QA “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的期待更大”
《中国周刊》：在《出梁庄记》里有一章“南方”，其中写到“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你觉得最早一批和现在去南方打工、开工厂的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梁鸿：可能相同的地方都是去挣钱。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的期待更大，更希望有开阔的空间能够容纳他们。而最早出去的一批有一部分还在拼搏，不断“归零”，但也还存有希望。他们也有大的目标，希望能够“干事业”，未来能够有大的发展，至于将来回梁庄，还是在当地，这都是没有想过的问题，因为生活还在行进，他们还被“困”在当地。
《中国周刊》：在采访里，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工厂 ？
梁鸿：印象最深的是在青岛电镀厂。那里面的污染状况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老乡们仍在那里忍受。但他们也有所反抗。譬如他们曾经因为加班不给钱而去投诉，但最终的结果却被老板雇人狠揍了一顿。
还有的因为老板过分苛刻而偷一些材料去卖，得钱后大家平分。这是一种消极反抗的方式，虽然效果不大，但却是农民在面对不公平时唯一的选择。他们没有工会，没有合法的方法去获得缺失的正义。
《中国周刊》：其实，一直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工厂恶劣生存环境的报道不少，采访过程中，你觉得有改变吗？身处其中的工人，他们感受体会如何？
梁鸿：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工厂。譬如在东莞的服装厂，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大车间，因为空间还可以，再加上服装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污染的行业，尽管简陋，但也还说得过去。
厦门的一些科技厂，工作环境也都还可以，欧美一些企业工人可以在里面相对宽松地说话，聊天，但日企就过于规范，各种时间规定很死，流水线本身又是一个很紧张的工种，所以，几乎一个上午下来都会筋疲力尽。但几乎每个工厂又都要加班。
而一些污染比较大的工厂就有特别大的问题。譬如我到青岛电镀厂所看到的，确实需要很大改造。还有建筑工人，工人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耐受力比较强，可以承受，有些就比较差。中老年工人大部分都在默默承受。
《中国周刊》：今年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农民工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认为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消费者群体。这一根本转变势必推动中国的下一场重大经济演变。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梁鸿：我倒是没有那么乐观。农民工的层次需要细分，譬如中老年的农民工，他们的消费能力很低，他们基本上还处于储蓄钱的状态，要攒钱盖房，给儿子娶媳妇，要应付日常的开支。
年轻工人的消费意识就非常强。他们会几个月节衣缩食也去买苹果手机，买一件心仪的衣服。也基本上是月光族。但他们的消费能力能否大到推动一场经济演变的地步，我还保持很谨慎的态度。这些农村出身的青年工人，包括城市一般家庭的孩子，他们都面临着成家的巨大压力。一旦要结婚成家，要生孩子买房子，整个消费水平马上下降。
《中国周刊》：今年出版界的一个现象是“打工五书”，包括《出梁庄记》在内，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在你看来，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集中出现这种书？
梁鸿：这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内在联系。也许，这样一个问题到了现在已经是大家都回避不过去的问题了，第二代第三代青年进城农民正在成长，大规模地走进工厂，各种事件越来越多，因工作环境、待遇问题、身份尊严问题或成长问题导致的自杀、抑郁、偏执、罢工等等频频发生。大家都有一种隐隐的危机感。写作者这个时候集体关注也是非常正常的社会反应。
《中国周刊》：对于“中国新工人”的说法，你怎么看？
梁鸿：这一问题我没有认真研究。我想这主要表述的是这一群体作为一个阶层，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所应该要注意的，也想把改变“农民工”这一词语中所包含的巨大的歧视性和制度性问题。但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一旦把它表述为一个阶层，有固定的含义和边界，可能又会带来更大的区分和彼此间的不融合。
《中国周刊》：从你的采访来看，你觉得“工厂”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吗？
梁鸿：我们肯定会看到一部分中国的状况。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工厂里以高度里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公平、待遇、正义，还有精神的困境。
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高，“工厂里的中国”将成为以后中国生活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多年轻工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一般城市工人，都面临着如何获得尊严、公平和平等的问题。
其实，今天看来“富士康”的问题并不简单是农民青年工人的问题，它与户口的关系并不十分直接，相反，它与工人如何在工厂生活保持完全的自我和精神的健康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