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照相馆:名气全靠口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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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屹立在北京前门大街、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北照相馆,始建于1921年,是北京现存最早的老字号照相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在大北照相馆拍照为一件时髦事儿。
  1958年11月14日,雷锋第一次来到北京,并留下了两张在天安门的照片。这两张照片就出自大北照相馆。其中一张是雷锋站在金水桥头,以天安门城楼做背景,雷锋手里提着编织篮。另一张是雷锋看见一个青年骑在一辆摩托车上拍照,便走过去,让大北的摄影师给自己拍下了这张“艺术照”。
  也是在天安门。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长长的人流走向金水桥附近,更多的人在华表前排队等候,他们要在红旗招展的天安门前留影。大北照相馆的几位摄影师,从早晨七点开始就等在那里,不住手地按快门,到十点多钟,已用完近百盒胶卷。
  戏装照、团体照、儿童黑白大头照、人物肖像照……都是大北照相馆最经典传统的摄影项目,几十年来,大北照相馆拍下的那些照片,留存和记载了几代人的绵长记忆。
  1999年1月20日,时任中国国家总理的李鹏为大北照相馆题字——“发扬大北老字号技艺,为振兴照像业而努力”。
  不做广告,靠口口相传
  1971年,17岁的马万喜进入大北照相馆当学徒。如今他已是北京大北照相有限责任公司(大北照相馆2002年底成立北京大北照相有限责任公司)的党支部书记。
  回忆起当年,马万喜说:“当时北京城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差不多有近百家,但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四个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
  这其中,大北照相馆的规模比较大,各工种分工明确、部门齐全,不仅有各自的车间,还有技术革新组,可以做天安门拍照的专用相机,室内,照相用的背景道具,还有食堂后勤部门等,包罗万象。
  “一寸的照片,一个底片做4张,一共六毛七。”谈起1970年代的价格,马万喜承认大北比其他照相馆贵很多,但大伙非常认大北这块招牌,所以顾客络绎不绝。
  马万喜见过大北照相馆的热闹光景。那时,他还在一线当摄影师,每天为顾客拍照片,忙到没时间吃饭。“1980年代,人特别多,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大北照相馆的顶峰时期。前门店大厅设一个服务台,有专人叫号,跟现在医院挂号排队差不多。”
  现在的大北虽不如当年鼎盛,却也依旧红火。据大北照相的总经理汪东儒介绍,过春节时,包括花市大街的分店也挤满了来拍全家福的顾客。“一两个小时等着也是很正常的。”顾客们对这种景象已经习以为常,丝毫没有抱怨。
  大北照相馆一路走下来,无论是技术还是质量,在京城有着很高的地位。马万喜骄傲地对记者说,“这个企业在全国一直都很有名,口碑一直很好。我们从来不主动做广告,就是靠顾客口口相传。”
  重拾戏装照
  大北照相馆的历史,脱不开“戏装起家”四个字。1921年,在前门石头胡同开张的大北照相馆,首批顾客就是周围八大胡同的“姑娘们”。那时有专门的服装、化妆师和全套的拍摄流程。
  “文革”开始后,大北这一特色项目受到冲击,所有戏装被销毁,戏装照被迫停掉。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很早就知道大北照相馆的名气,上世纪80年代,他带着一个香港的票友和化妆师,来大北照相馆拍了戏装照。这件事让大北照相馆重新有了想法——是不是可以把戏装拾起来,当成一个业务继续开展?但当时这只是个想法,并未付诸实施。
  机会终于来了!2000年,北京戏曲职业学校化妆老师杨嘉敏找到大北照相馆,称想跟大北合作,把戏装照恢复起来。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作为一件双赢的事,双方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敲定了合作事宜。
  戏校提供服装、道具、化妆,大北提供场地、拍照和照片制作。就这样,大北戏装照正式恢复,一直持续到现在。
  后来,杨嘉敏还专门请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主持人吴江燕来大北拍了一套戏装照作为宣传照,在北京市,甚至国外,都引起了轰动。其中选定的一张戏装照至今仍然摆在前门店里非常显眼的位置上。彼时,大北戏装照再达顶峰。
  团体照独一无二
  老字号之所以屹立多年而不倒,从来不在于求全,而在于传统和特色的传承与发展,大北照相馆亦如是。比如其独具特色的传统项目——团体摄影。
  在大北照相馆现存的资料库里有一张宝贵的照片,那是1955年8月7日所拍摄的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合影”。据马万喜介绍,这张照片是大北照相馆现存最早的一张团体合影。
  从1954年起,大北照相馆已为历届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劳模大会,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中外各界人士大型团体照拍摄近3万余次,受到了中央领导及有关单位的称赞。其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2月28日,是“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全体代表合影”,“这是大北拍摄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的合影照片,很有代表性。”马万喜说。
  见证了大北照相馆40多年的变迁,马万喜感慨万千。“从1954年开始,中央机关、国家各大部委的团体照,一直是大北照相馆负责。我们也见证了我们国家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比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周恩来接见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参赛选手,香港回归,载人航天,奥运会等等。”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机关服务部,是1950年代就留下来的。上世纪80年代,门市照相业务和机关服务部基本各上占50%。1990年代到十八大以前的十几年间,机关服务部占的比重比较大,占到70%-80%。”到现在,团体摄影仍然是大北照相馆非常重要的一块业务。
  虽然没有详细统计过数字,但马万喜回忆道,过去拍的那些大合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参加的),黑白底片存了满满的四个立柜,约有3000张。
  这么多年给中央领导照大合影,有一件事让马万喜印象深刻。1983年,邓颖超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当时在北京西城区的政协礼堂开一个全国性政协会议,拍完会议合影之后,大北照相馆的师傅们都在收拾机器,邓颖超主动邀请师傅们一块合影。她说,“你们大北的师傅老给我们照相,很辛苦啊。今天咱们也一起照个合影。”那时,马万喜才29岁,邓颖超的这句话让他记忆犹新。   “在那种场合,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例行公务,不会有过多寒暄。”马万喜补充道,“经常参加这种场合,大北照相馆的师傅们都非常具有职业素养,是有纪律的。”
  儿童黑白照搭上数码技术
  “大北的老师傅们给我的女儿和全家人拍了很多年的照片,我们都很满意,和他们都有了感情。突然一下子他们都不照相了,我们全家人都觉得挺遗憾的。”2006年4月6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寻曾在大北照相馆拍黑白照的老师傅》,让马万喜感触颇深。
  文章中的主人公段先生每年都会带女儿去大北照相馆照一套传统胶片相机拍摄的黑白照片,为她的成长留下纪念。这个习惯段先生保持了八年。有一天,他带女儿再次来到大北,却发现照相馆搬家了,新的地方取消了胶片业务,变成了全数码制作。
  提到这篇报道,马万喜向《中国周刊》记者解释,“ 2005年底,因前门店拆迁,大北照相馆搬到花市大街枣苑1号。因为场地的限制和数码技术的兴起,照相馆无奈停了胶片黑白照业务。”直到现在,马万喜依旧记得当时的场景,“确实有很多顾客一听说这些变化,都觉得很惋惜和遗憾。”
  考虑到顾客的需求和期待,大北照相馆积极寻找措施应对。2006年4月,大北照相馆正式对外推出用数码技术制作的儿童黑白大头照业务。刚开始是单幅的,有2寸和4寸两种规格,后来也推出了一些套照。
  这一迅速流行起来的业务继承了过去的优良传统,例如,依旧保留着能把相片裁出花边、如今很难见到的裁刀。马万喜说,“这是我们唯一在用的老物件,但它能作为美化照片的一个特色手段。”
  儿童黑白照不但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效果,而且又有所创新。“现在是彩色世界,但我们就要在数码技术的变革下把黑白照作为一个特色,另辟蹊径。”虽然其他照相馆现在也有这个业务,但马万喜表示大北有自信做到更好。
  2006年,大北照相馆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在一些人的印象里,老字号又土又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但大北照相馆历经多年形成的传统和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技术和感情优势。特别是儿童黑白照这样一个小小的革新,更是抓住了儿童这一消费群体。“现在因为儿童黑白照这一顶级技术,抓住了很多年轻的客户。”马万喜说。
  “好的摄影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帮助顾客弥补缺陷,照片无论黑白还是彩色都应有亮有暗,立体感强,人物的层次质感表现比较丰富,这样的照片才有魅力”。对于大北照相馆的未来,马万喜认为像这样的老字号继承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技术,但是更应该顺应潮流、引导潮流让老字号走得更长远、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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