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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英法两国进行激烈的霸权争夺，拿破仑讥讽其对手是个“小店主国家”，但恰恰是这个“小店主国家”让拿破仑称霸欧洲大陆的梦想破灭了。“小店主”一直是有雄才大略的法兰西帝王们的克星。英国能够在近代争霸历史上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几百年，也拜小店主们的鼎力支持。小店主们的集体不断壮大，权利在增长，自由在培育，当然，前提是驯服君主与特权。
驯服君主
“小店主国家”并不只有一家，美国国父亚当斯也曾将自己的国家比作是“小店主国家”，因此，英国和美国都算是小店主国家，而近代历史就是英美霸权的历史。小店主们的活力与能量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充满了生机。
英法对决期间，拿破仑曾经采取了“大陆封锁”政策，斩断小店主们与海外市场的联系，几次封锁的敕令之后，不是英国小店主离不开欧洲大陆，而是欧洲大陆诸国离不开小店主。在拿破仑面前，小店主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无数的小店主建立起来的市场网络让拿破仑也甘拜下风。小店主们的市场网络不仅降服了路易十四、拿破仑，而且也将英国的君主装进笼子里面，甚至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17世纪英国都铎王朝绝嗣，伊丽莎白一世的侄孙詹姆士继任王位，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任君主都努力推行“君权神授”的理念，通俗地说就是君贵民轻，国王的权力不断膨胀，不要说平民百姓了，就连国王身边的大臣的权利都无法保障。
1215年的《大宪章》被认为是规范国王权力的开始，虽然很多条款并没有得到遵守，但是“驯服君主”的意识却一直留存下来，尤其是第39款规定，“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侪的合法裁判，或经国法的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损害。”王室的资产在都铎王朝早期只占全国的3%左右，亨利八世借助宗教改革的“东风”剥夺了教会的资产，王室资产大为膨胀，即便如此，国王还是入不敷出。在火炮时代，战争就是烧钱的买卖，国王们需要向小店主们征税，要征税就得召开议会，下议院基本都是地主、商人这样的平民阶层的聚集地。国王要钱，人民要权利。
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其子查理一世继位之后便与法国公主完婚，走“法国道路”的倾向引起民众的不满，英国小店主们更向往“荷兰模式”，荷兰保护小店主的利益。1625年6月，新议会一开就给国王一个下马威：废除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以后每年都议会就国王征收关税进行表决。这不是断国王财路吗？查理一世恼羞成怒，关闭议会，但前方军费告急，他只能再次召集议会，要求议会三日之内批准拨款，否则解散。下议院宁可解散也不屈服。深谙法律史的爱德华·柯克却带领民众“抗捐”。1628年3月，第三届议会召开，查理一世再次恫吓议员，出人意料的是，柯克等人起草了“权利请愿书”，给国王头上再绑上一道紧箍。除了《大宪章》中的精神之外，还要求：政府军队不得占据民宅；不得根据军事戒严令任意代表普公民。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签署了《权利请愿书》，但是他并不想贯彻执行。
1629年议会再次召集的时候，查理一世将议会中不听话的议员给关起来，议会被结算了。没有议会就是专制统治，查理强行征收船税，重申王室林地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缴重税等等。国王的“星室法庭”对清教徒进行打压，威胁到它们的“良心自由”。1640年苏格兰的抵抗已经成燎原之势，查理一世誓言要捍卫君主的权威，但是战争意味着烧钱，于是查理又召集议会，反对他的议员又回来了。查理一世将伦敦商人的黄金给没收了，小店主们的财产权受到威胁。内战爆发了，这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也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英国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而是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英国没有跌入暴力革命的泥潭之中。
可数的权利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英国内战的根源还在于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但是上层的政治结构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一个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中需要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观念、资源的流动，当然，对官僚机构的约束是对小店主在内的平民阶层自由的保障。
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英国进入了“共和阶段”，克伦威尔的政治权威来自绩效而不是传统，因此他不断征战“护国”，第一次英荷战争是对英国对荷兰海上主导权的挑战，为英国商人的海外拓展创造了机会。彼时英国处于从农向商转变的时代，在技术没有获得根本性突破的时候，商业能够推动社会的转型。商业的拓展才能让更多的小店主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克伦威尔死后，英国进入了二十多年的复辟时期，时移世易，查理二世想模仿路易十四的套路已经不可能。内战带来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中产阶级（小店主阶层）对财产权的保护，没有财产权的保障，政府可以随便没收个人财产，小店主们都不会安心经营自己的产业，他们会像法国贵族那样竞相求得帝王的赏赐。征税权集中于下议院，稳定以及可预期的财税制度使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展。
政府废除了此前关于新发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归国家所有的规定，开矿业兴盛起来，金银的开采量大幅提升刺激了国内商业的发展。付费公路的出现让民间资本进入最新的交通网络建设，到18世纪末，英国国内的公路网已经建立起来。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是英国商业繁荣的助推器。市场网络的发展也慢慢削平了等级制度的遗产，土地进入市场自由流动，农业与商业之间实现了流通，金钱关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
司法审判是保障着公民人身自由。英国一直实行陪审员制度，但陪审员不能犯错，如果错判或者作出悖于法官指示的判决就会受到惩罚。1670年皇家民事法庭裁决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当然如果陪审员徇私舞弊，那将会受到正式的指控和审判。国王与议会之间的争斗算是惊涛骇浪，而司法制度的改进与司法正义的强化则是润物无声，将权利变成有形和实际的，而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自由和权利都需要一项一项落实，而司法审判与判例的积累就成为正义与权利的地基。
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所以没有流血更多的是因为詹姆斯二世已经大失人心，众叛亲离，包括他的二女儿也支持姐夫威廉三世。詹姆斯二世第二次在海滩逗留数日，没有人搭理他。而一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却波澜壮阔，拿破仑从流放地逃回法国，一登陆便征集起一支军队。如果法国人民个个像英国的小店主，拿破仑也不会回光返照般地复辟了。对于国王而言，小店主们的确不是顺从的臣民，威廉三世和玛丽登基会后就被套上了《权利法案》的铁笼，等二人去世之后，议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议会主权制确立起来，王在法下的原则得以施行。
议会主权意味着“小店主”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以国家的名义发行国债成为新的融资方式。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成为英国政府融资平台，上千名商人成为股东。时值英法对抗，政府让英格兰银行向前线汇20万军费，但银行草创，在国外没有分支机构。银行董事和筹款职员到欧洲各处游说，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信任英格兰银行，将手头资源调拨给英军，最终帮助英国战胜了路易十四，市场网络的魔力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英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债台高筑，“太阳王”壮志未酬，而小店主国家的旗帜却“日不落”。
光荣革命抑制了权力的冲动，政府给市场以自由和稳定的预期，而市场的繁荣使小店主遍布全国各条街道。小店主团体越来越大，并影响到政府决策，使之采取有利于小店主的政策，如此良性循环，英国焉有不强之理？
两百年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而她就是小店主之女，在小店主与首相之间这一步之遥，英国用了几百年，这才是真正的制度性革命。血流漂杵打翻的是皇冠，小店主的权利与尊严也被践踏于血污之中，血腥复仇只能让一个国家在暴力的陷阱中徘徊，而无法走上制度繁荣之路。
驯服君主
“小店主国家”并不只有一家，美国国父亚当斯也曾将自己的国家比作是“小店主国家”，因此，英国和美国都算是小店主国家，而近代历史就是英美霸权的历史。小店主们的活力与能量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充满了生机。
英法对决期间，拿破仑曾经采取了“大陆封锁”政策，斩断小店主们与海外市场的联系，几次封锁的敕令之后，不是英国小店主离不开欧洲大陆，而是欧洲大陆诸国离不开小店主。在拿破仑面前，小店主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无数的小店主建立起来的市场网络让拿破仑也甘拜下风。小店主们的市场网络不仅降服了路易十四、拿破仑，而且也将英国的君主装进笼子里面，甚至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17世纪英国都铎王朝绝嗣，伊丽莎白一世的侄孙詹姆士继任王位，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任君主都努力推行“君权神授”的理念，通俗地说就是君贵民轻，国王的权力不断膨胀，不要说平民百姓了，就连国王身边的大臣的权利都无法保障。
1215年的《大宪章》被认为是规范国王权力的开始，虽然很多条款并没有得到遵守，但是“驯服君主”的意识却一直留存下来，尤其是第39款规定，“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侪的合法裁判，或经国法的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损害。”王室的资产在都铎王朝早期只占全国的3%左右，亨利八世借助宗教改革的“东风”剥夺了教会的资产，王室资产大为膨胀，即便如此，国王还是入不敷出。在火炮时代，战争就是烧钱的买卖，国王们需要向小店主们征税，要征税就得召开议会，下议院基本都是地主、商人这样的平民阶层的聚集地。国王要钱，人民要权利。
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其子查理一世继位之后便与法国公主完婚，走“法国道路”的倾向引起民众的不满，英国小店主们更向往“荷兰模式”，荷兰保护小店主的利益。1625年6月，新议会一开就给国王一个下马威：废除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以后每年都议会就国王征收关税进行表决。这不是断国王财路吗？查理一世恼羞成怒，关闭议会，但前方军费告急，他只能再次召集议会，要求议会三日之内批准拨款，否则解散。下议院宁可解散也不屈服。深谙法律史的爱德华·柯克却带领民众“抗捐”。1628年3月，第三届议会召开，查理一世再次恫吓议员，出人意料的是，柯克等人起草了“权利请愿书”，给国王头上再绑上一道紧箍。除了《大宪章》中的精神之外，还要求：政府军队不得占据民宅；不得根据军事戒严令任意代表普公民。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签署了《权利请愿书》，但是他并不想贯彻执行。
1629年议会再次召集的时候，查理一世将议会中不听话的议员给关起来，议会被结算了。没有议会就是专制统治，查理强行征收船税，重申王室林地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缴重税等等。国王的“星室法庭”对清教徒进行打压，威胁到它们的“良心自由”。1640年苏格兰的抵抗已经成燎原之势，查理一世誓言要捍卫君主的权威，但是战争意味着烧钱，于是查理又召集议会，反对他的议员又回来了。查理一世将伦敦商人的黄金给没收了，小店主们的财产权受到威胁。内战爆发了，这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也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英国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而是在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英国没有跌入暴力革命的泥潭之中。
可数的权利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英国内战的根源还在于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但是上层的政治结构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一个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中需要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观念、资源的流动，当然，对官僚机构的约束是对小店主在内的平民阶层自由的保障。
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英国进入了“共和阶段”，克伦威尔的政治权威来自绩效而不是传统，因此他不断征战“护国”，第一次英荷战争是对英国对荷兰海上主导权的挑战，为英国商人的海外拓展创造了机会。彼时英国处于从农向商转变的时代，在技术没有获得根本性突破的时候，商业能够推动社会的转型。商业的拓展才能让更多的小店主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克伦威尔死后，英国进入了二十多年的复辟时期，时移世易，查理二世想模仿路易十四的套路已经不可能。内战带来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中产阶级（小店主阶层）对财产权的保护，没有财产权的保障，政府可以随便没收个人财产，小店主们都不会安心经营自己的产业，他们会像法国贵族那样竞相求得帝王的赏赐。征税权集中于下议院，稳定以及可预期的财税制度使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展。
政府废除了此前关于新发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归国家所有的规定，开矿业兴盛起来，金银的开采量大幅提升刺激了国内商业的发展。付费公路的出现让民间资本进入最新的交通网络建设，到18世纪末，英国国内的公路网已经建立起来。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是英国商业繁荣的助推器。市场网络的发展也慢慢削平了等级制度的遗产，土地进入市场自由流动，农业与商业之间实现了流通，金钱关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
司法审判是保障着公民人身自由。英国一直实行陪审员制度，但陪审员不能犯错，如果错判或者作出悖于法官指示的判决就会受到惩罚。1670年皇家民事法庭裁决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当然如果陪审员徇私舞弊，那将会受到正式的指控和审判。国王与议会之间的争斗算是惊涛骇浪，而司法制度的改进与司法正义的强化则是润物无声，将权利变成有形和实际的，而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自由和权利都需要一项一项落实，而司法审判与判例的积累就成为正义与权利的地基。
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所以没有流血更多的是因为詹姆斯二世已经大失人心，众叛亲离，包括他的二女儿也支持姐夫威廉三世。詹姆斯二世第二次在海滩逗留数日，没有人搭理他。而一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却波澜壮阔，拿破仑从流放地逃回法国，一登陆便征集起一支军队。如果法国人民个个像英国的小店主，拿破仑也不会回光返照般地复辟了。对于国王而言，小店主们的确不是顺从的臣民，威廉三世和玛丽登基会后就被套上了《权利法案》的铁笼，等二人去世之后，议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议会主权制确立起来，王在法下的原则得以施行。
议会主权意味着“小店主”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以国家的名义发行国债成为新的融资方式。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成为英国政府融资平台，上千名商人成为股东。时值英法对抗，政府让英格兰银行向前线汇20万军费，但银行草创，在国外没有分支机构。银行董事和筹款职员到欧洲各处游说，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信任英格兰银行，将手头资源调拨给英军，最终帮助英国战胜了路易十四，市场网络的魔力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英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债台高筑，“太阳王”壮志未酬，而小店主国家的旗帜却“日不落”。
光荣革命抑制了权力的冲动，政府给市场以自由和稳定的预期，而市场的繁荣使小店主遍布全国各条街道。小店主团体越来越大，并影响到政府决策，使之采取有利于小店主的政策，如此良性循环，英国焉有不强之理？
两百年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而她就是小店主之女，在小店主与首相之间这一步之遥，英国用了几百年，这才是真正的制度性革命。血流漂杵打翻的是皇冠，小店主的权利与尊严也被践踏于血污之中，血腥复仇只能让一个国家在暴力的陷阱中徘徊，而无法走上制度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