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企业总部迁移不仅会产生一些可计量的实际成本，还存在着可能的机会成本。本文对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的探讨，是对企业迁移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一次尝试。本文研究发现，三一重工在迁移后的年度中获得的政府补助持续减少。
关键词：三一重工 迁移成本 政府补助
2013年2月19日，三一重工（股票代码：600031）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完成了总部地址变更的法律程序。对于三一重工的总部迁移，自消息流出（2012年11月）到完成变更登记，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时，三一重工的迁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其迁移动因的讨论沸沸扬扬。但关于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的讨论却比较少，对其迁移涉及的成本的分析更是缺乏。对三一重工而言，做出总部搬迁的决定，以及选择北京作为目标区位，涉及的成本主要是决策成本。由于三一重工本来就在北京有子公司北京三一重机，并且在北京预先设立了三一产业园，以及当年（2012年6月）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出台了吸引企业设立总部的优惠政策，三一重工总部搬迁至北京的区位选择决策并不难做出。或者如果这是一项酝酿已久的决策，那这些决策成本已经逐渐发生并在往昔得到消化。因此就搬迁年度而言，更直接的搬迁成本还是体现在实际执行总部搬迁的环节。就企业内部而言，首先涉及相关人员以及物资设施的搬迁，其次涉及总部与其他部门工作沟通模式的改变；对于企业外部而言，则涉及到周知各利益相关方，应对各种舆论，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税务变更登记等等。但直接成本毕竟有限，并且通过会计核算已经得到确认和计量。但任何一项决策除了实际发生的成本，还存在着机会成本。本文对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旨在揭示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可能存在的机会成本。
一、三一重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
根据三一重工在年报中的披露，三一重工历年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金额：2009年是0.30亿元；2010年是0.95亿元，2011年高达9.37亿元。此后三一重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有所下降，2012年是5.77亿元，2013年6.94亿元，2014年3.80亿元，2015年2.85亿元。其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中，财政补贴及税收返是大头，2011年及以后均占比80%以上。由于占比最多的財政补贴及税收返还在总部迁移后的金额比之前下降较多，所以尽管计入营业外收入的其它补贴在总部迁移后的年度有所增加，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总的政府补助还是呈显著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一重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的变化，本文还选取了与三一重工可比性非常强的同行业的中联重科（股票代码：000157）的政府补助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图1）显示，自2013年三一重工总部搬走后，总部仍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获得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呈直线上升的趋势，2015年更是高达5.25亿元。
二、三一重工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
三一重工计入递延收益（有些年份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的政府补助，2010年账户余额是0.7亿元，2011年账户余额1亿元，2012年账户余额达峰值1.57亿元。从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历年数据的对比来看，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的年份，2013年到2015年，与2012年相比，其产业园建设项目补助、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科研经费、购地补贴款、重大工业产业补助以及其他，余额都有所下降；只有金额占比最低（2012年占比不到1%）的购置研发设备补贴款有所上升。而中联重科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余额则逐年增加。
由表1可知，三一重工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的余额，自2010年以来一直低于中联重科，但在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前，二者的差距并不大。且可能因为三一重工的会计处理更激进，把部分应递延的政府补助计入了当期损益。但2013年及之后，二者差距迅速扩大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
三、结语
三一重工把总部从出生地长沙迁移到北京的决策对企业具有深远影响。总部迁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成本和收益，本文主要分析其总部迁移以后政府补助的变化。本文研究发现，三一重工在总部迁移后获得的政府补助呈下降趋势，不仅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在减少，而且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余额也在下降；而同期中联重科的政府补助却在不断增加。政府补助的减少，可谓三一重工总部搬迁的一项机会成本。本文仅对政府补助的金额进行了比较，而且没有用其他影响政府补助的因素如企业规模、雇员人数、企业业绩等指标进行调整，所以本文仅能得出初步判断。再则本文并未对三一重工政府补助减少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和解释。因此本文的研究存在较多不足。后续研究者不仅可以在测量企业总部迁移成本上继续努力，还可以对企业总部迁移的收益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吴波，郝云宏.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迁入地优势及其分异获取机理[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4）：46-55.
[2]Kalnins A，Lafontaine F. Too Far Away？ The Effect of Distance to Headquarters on Business Establishment Performance[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2013，5（3）：157-179.
关键词：三一重工 迁移成本 政府补助
2013年2月19日，三一重工（股票代码：600031）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完成了总部地址变更的法律程序。对于三一重工的总部迁移，自消息流出（2012年11月）到完成变更登记，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时，三一重工的迁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其迁移动因的讨论沸沸扬扬。但关于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的讨论却比较少，对其迁移涉及的成本的分析更是缺乏。对三一重工而言，做出总部搬迁的决定，以及选择北京作为目标区位，涉及的成本主要是决策成本。由于三一重工本来就在北京有子公司北京三一重机，并且在北京预先设立了三一产业园，以及当年（2012年6月）北京中关村管委会出台了吸引企业设立总部的优惠政策，三一重工总部搬迁至北京的区位选择决策并不难做出。或者如果这是一项酝酿已久的决策，那这些决策成本已经逐渐发生并在往昔得到消化。因此就搬迁年度而言，更直接的搬迁成本还是体现在实际执行总部搬迁的环节。就企业内部而言，首先涉及相关人员以及物资设施的搬迁，其次涉及总部与其他部门工作沟通模式的改变；对于企业外部而言，则涉及到周知各利益相关方，应对各种舆论，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税务变更登记等等。但直接成本毕竟有限，并且通过会计核算已经得到确认和计量。但任何一项决策除了实际发生的成本，还存在着机会成本。本文对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旨在揭示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可能存在的机会成本。
一、三一重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
根据三一重工在年报中的披露，三一重工历年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金额：2009年是0.30亿元；2010年是0.95亿元，2011年高达9.37亿元。此后三一重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有所下降，2012年是5.77亿元，2013年6.94亿元，2014年3.80亿元，2015年2.85亿元。其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中，财政补贴及税收返是大头，2011年及以后均占比80%以上。由于占比最多的財政补贴及税收返还在总部迁移后的金额比之前下降较多，所以尽管计入营业外收入的其它补贴在总部迁移后的年度有所增加，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总的政府补助还是呈显著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一重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的变化，本文还选取了与三一重工可比性非常强的同行业的中联重科（股票代码：000157）的政府补助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图1）显示，自2013年三一重工总部搬走后，总部仍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获得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呈直线上升的趋势，2015年更是高达5.25亿元。
二、三一重工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的变化情况
三一重工计入递延收益（有些年份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的政府补助，2010年账户余额是0.7亿元，2011年账户余额1亿元，2012年账户余额达峰值1.57亿元。从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历年数据的对比来看，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后的年份，2013年到2015年，与2012年相比，其产业园建设项目补助、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科研经费、购地补贴款、重大工业产业补助以及其他，余额都有所下降；只有金额占比最低（2012年占比不到1%）的购置研发设备补贴款有所上升。而中联重科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余额则逐年增加。
由表1可知，三一重工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的余额，自2010年以来一直低于中联重科，但在三一重工总部迁移前，二者的差距并不大。且可能因为三一重工的会计处理更激进，把部分应递延的政府补助计入了当期损益。但2013年及之后，二者差距迅速扩大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
三、结语
三一重工把总部从出生地长沙迁移到北京的决策对企业具有深远影响。总部迁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成本和收益，本文主要分析其总部迁移以后政府补助的变化。本文研究发现，三一重工在总部迁移后获得的政府补助呈下降趋势，不仅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在减少，而且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余额也在下降；而同期中联重科的政府补助却在不断增加。政府补助的减少，可谓三一重工总部搬迁的一项机会成本。本文仅对政府补助的金额进行了比较，而且没有用其他影响政府补助的因素如企业规模、雇员人数、企业业绩等指标进行调整，所以本文仅能得出初步判断。再则本文并未对三一重工政府补助减少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和解释。因此本文的研究存在较多不足。后续研究者不仅可以在测量企业总部迁移成本上继续努力，还可以对企业总部迁移的收益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吴波，郝云宏.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迁入地优势及其分异获取机理[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4）：46-55.
[2]Kalnins A，Lafontaine F. Too Far Away？ The Effect of Distance to Headquarters on Business Establishment Performance[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2013，5（3）：15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