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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其“应然”的教育目的是促进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学校的目标却发生了异化——追求考试成绩的最大化。导致学校“实然”目标与“应然”目标相偏离的根源是当前的高考制度。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是高考的改革一定要审慎，否则，带给教育的可能是伤害而不是促进。
关键词：学校目标；应然；实然；高考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方法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对于学者而言，了解事物的“应然”状态很重要，但是了解事物的“实然”状态可能更重要。吉尔兹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是要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作为分析的基础，而不是按照学者在心灵上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来观察事物。[1]为什么要通过观察来发掘社会运作的隐秘进而获得社会运作的“实然”状态呢？吴思通过提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有些事情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如果对社会的“实然”状态知之不多，而一味地按照所想象的“应该如此”来代替“实际如此”，必定就会对社会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偏差。[2]根据笔者的观察，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应然”与“实然”相偏离的问题中，学校的教育目标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学校教育目标十分重要，它规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如果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偏差，那么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从理论上或者从“应然的”角度看，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学校的目标，或者说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如此。为了了解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与“应然的”教育目标的脱离，笔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包含所研究问题的社会现场，采用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笔者在三个星期的田野调查中，到一所农村小学进行了蹲点调查，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二、学校对“应然”教育目标的偏离
学校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育、美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那么，学校是否真的以此为目标呢？首先来看看德育的情况。在提到教育内容时总是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把道德放在首位，说明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道德从来没有成为学校首要的目标。我们首先用一个典型的个案来证明这个结论，鲜活的案例往往比抽象的理论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六年级的阿明（化名）同学有偷窃的习惯，曾经偷窃过多位老师的财物。对于这个在道德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老师们应该给予比普通同学更多的的教育、指导和关怀，因为此类学生的道德缺陷如果不能在学校中得以纠正，到了社会以后可能会走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道路。但是，学校领导和老师并没有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来挽救阿明，学校采取的措施，仅仅是预防性和警告性的，一些老师甚至并不愿意管教这个孩子。学校对关于德育的淡漠，还表现在对思想品德课的敷衍上。思想品德课是促进学生基本道德发展的重要课程，但是品德课却受到了极大的忽视。笔者调查这所学校，1~3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学校校长兼代，校长事务比较繁忙，很多次课都无法正常上，一个学期上不了几节课。4~6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各班级的班主任兼代，班主任经常把思想品德课变成自习课，让学生复习其他科目。即使在次数有限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们也没有按照思想品德课所要求的那样，采用多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心灵、改变学生的道德行为。大部分老师照本宣科，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解一遍，然后让学生把思想品德课本上的思考题目和答案写在作业本上，以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与此同样，音乐和美术课也受到了忽视。经典的教育理论认为，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斯宾塞认为：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3]一些教育学家还认为，美育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对学生智、德、体各方面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4]这样重要的教育内容，在教育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看美术课。这个学校一直没有专任美术老师，美术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按照课程表上的要求，每个班级有两节美术课，但是兼代美术的语文或数学老师一般会把其中的一节变成语文或数学课，实际每周只上一节美术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是这样，这成了一个公认的“潜规则”。美术课的专业性很强，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胜任美术课，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自己照着美术课本画画。再来看看音乐课。2009年9月之前，一个中师毕业的年轻女老师负责全校的音乐课，音乐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后来，学校领导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水平不错，“高水平的老师不讲正课挺可惜的”，所以从2009年秋季起学校领导决定让这个老师教“正课”，全校音乐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音乐课也像美术课一样由一周两节变成了每周一节。大部分老师不懂乐理，就教学生唱流行歌曲，有的老师自己不会唱，就让文艺委员教学生唱。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学校的音乐和美术等课程教学质量之所以很差，是因为农村学校缺少合格的音乐和美术教师，但是，农村学校对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不重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学校看来，音乐和美术等“副科”是可有可无的。最后再看看出现在课程表上的其他课程。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这所学校也开设了地方性课程。笔者调查了六年级地方性课程的授课情况。六年级的地方课程叫做《种养》。学校的课程表上规定每个班级每周上两节课，但是《种养》课的实际地位连音乐和美术都不如，每周一节课都保证不了。老师基本上不讲授这些课程，也不指导学生自学这些课程，更没有引领学生将课本上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老师们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种养》课的作业本，老师在自习课的时间内（或者是在有关部门组织检查的前夕），在黑板上列出几个问题和答案，然后让学生把问题和答案抄到作业本上。这样，一本本漂亮的作业就会在检查的时候出现在教育官员的面前。
三、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
上文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德育放到其应该具有的高度，也不重视以音乐和美术为代表的审美教育，更不重视地方性课程。笔者的论述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实际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当前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呢？围绕着学校的目标，笔者与学校的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结合与老师的访谈和笔者的观察，借鉴经济学对企业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表达，笔者将学校“实然”的目标定义为“追求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这个定义不仅仅适应于小学，对于初中和高中而言同样适用。关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需要作两点解释。第一，这个考试成绩指的是“主课”成绩，而不包括诸如音乐、美术等“副科”成绩。对于小学而言，“主课”是指语文和数学，当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学，可能还包括英语等科目；初中和高中的“主课”不仅包括语文和数学，还包括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第二，学生有时是指所有的学生，但有时并不包括所有的学生，因为学校教师并不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首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老师们最为关注的，“尖子生”不仅仅是需要倍加呵护的“成才”苗子，而且尖子生最能够体现老师和学校的教学成绩。其次，在小学阶段，全体学生的平均成绩是教师和学校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初中和高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初中（特别是初三）和高中，学校的教学成绩是由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来体现的，而不是由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来体现，因此，学校并不追求全部学生平均成绩的最大化，老师们仅仅追求有升学希望的那部分学生的成绩最大化，班级里面很多“学困生”的学习状况，老师是漠不关心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校“实然”教育目标与“应然”教育目标的背离，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首先异化成了对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即对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而在初中和高中，这个目标的异化程度更为严重，表现为对部分学生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四、对教育目标异化原因的考察
教育目标之所以发生异化，其根源之一需要从高考中寻找。高考不是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纲，但高考所起到的作用，却远远重要于教学大纲。高考是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指挥棒：高考不考查一个人的品德，学校就放松对学生品德的要求；高考不考音乐、美术和地方性课程，这些课程对于学校来说就可有可无，高考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心。高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是因为高考在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经济学认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是受教育者对自身的一种投资，因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受教育者带来货币（如工资）和非货币（如声誉、社会地位等）的收益。教育社会学认为，受教育者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之后，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5]在我国的高考制度下，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必经之路，受教育者若想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学历，就必须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而要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就必须从小学开始为高考而准备。随着我国近几年高考扩招，学生考大学越来越容易了，以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有些民办高校对高考分数的要求很低，“交钱就可以上大学”。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不再是新闻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地位是否下降了呢？高考的社会影响是否降低了呢？通过与学生家长的访谈发现，虽然考大学日渐容易，而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但是家长们并没有降低对考大学的需求。家长认识到，虽然大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但是读了大学毕竟为找一份好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很好的条件，不读大学，可能连找到好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读什么样的大学”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读一个好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压力要小一些；读一个不好的大学，毕业后的压力就大一些；读那些不对高考分数有要求的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就更缺乏保障。选择什么样的大学，高考的成绩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所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没有改变家长、学生、教师对高考的态度，高考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目前很多地区进行了力度不一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一切为考试而教，一切为考试而学”的现象，那么，此类改革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的初衷呢？根据笔者的观察，这类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目标，最后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考的社会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旦教学改革或课程改革降低了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应试教育”的能力，这样的改革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改革往往会夭折。南京市教育局曾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过素质教育，但是由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在短期内降低了该市学生“应试教育”的能力，使得南京市在2004年高考中失利，引起了包括南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强烈批判，最后，南京市教育局顶不住社会压力，不得不终止了已取得初步成效的素质教育，向应试教育回归了。[6]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高考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也说明了改革高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五、对改革的一点思考
“实然”教育目标偏离“应然”教育目标，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而高考正是导致教育目标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对高考内容适当地进行改革，同时逐步改革“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录取形式，对于解决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问题，使学校教育目标真正回归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高考改革一定要慎重，这个复杂问题，不可简单地对待。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现在的学校不重视德、美、体，那么在选拔人才和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时候加上这些因素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说来简单做起来复杂。以道德为例，道德虽然很重要，但是，道德可以衡量和评价吗？如果可以评价，会不会导致学生为了在道德评价中得高分而出现“假积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再比如体育，很多地区在计算中考成绩时，体育成绩也核算在内，由于体育考试更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在很多地区，体育成绩的高低变成了幕后交易的对象。再比如音乐和美术课，如果全部纳入到高考总成绩之中，将会导致我国城乡教育的更大差距，因为在我国农村基本上没有合格的音乐和美术老师。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尽管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高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任何轻率的对待高考改革的措施，带给我们教育的，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4.
[2]吴思.血酬定律·潜规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353.
[3][英]斯宾塞.教育论[M].胡毅，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30.
[4]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15.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86.
[6]吴非.“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4，（10）：76.
作者简介：黄金来（1968-），男，广西田阳人，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潘堂忠（1972-），男，广西武鸣人，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关键词：学校目标；应然；实然；高考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方法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对于学者而言，了解事物的“应然”状态很重要，但是了解事物的“实然”状态可能更重要。吉尔兹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就是要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作为分析的基础，而不是按照学者在心灵上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来观察事物。[1]为什么要通过观察来发掘社会运作的隐秘进而获得社会运作的“实然”状态呢？吴思通过提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有些事情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如果对社会的“实然”状态知之不多，而一味地按照所想象的“应该如此”来代替“实际如此”，必定就会对社会的理解发生巨大的偏差。[2]根据笔者的观察，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些“应然”与“实然”相偏离的问题中，学校的教育目标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学校教育目标十分重要，它规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如果学校的教育目标发生偏差，那么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从理论上或者从“应然的”角度看，其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审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学校的目标，或者说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如此。为了了解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与“应然的”教育目标的脱离，笔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包含所研究问题的社会现场，采用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笔者在三个星期的田野调查中，到一所农村小学进行了蹲点调查，与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
二、学校对“应然”教育目标的偏离
学校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育、美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发展，那么，学校是否真的以此为目标呢？首先来看看德育的情况。在提到教育内容时总是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把道德放在首位，说明了道德在教育内容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道德从来没有成为学校首要的目标。我们首先用一个典型的个案来证明这个结论，鲜活的案例往往比抽象的理论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六年级的阿明（化名）同学有偷窃的习惯，曾经偷窃过多位老师的财物。对于这个在道德上存在重大缺陷的学生，老师们应该给予比普通同学更多的的教育、指导和关怀，因为此类学生的道德缺陷如果不能在学校中得以纠正，到了社会以后可能会走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道路。但是，学校领导和老师并没有采取特别有效的措施来挽救阿明，学校采取的措施，仅仅是预防性和警告性的，一些老师甚至并不愿意管教这个孩子。学校对关于德育的淡漠，还表现在对思想品德课的敷衍上。思想品德课是促进学生基本道德发展的重要课程，但是品德课却受到了极大的忽视。笔者调查这所学校，1~3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学校校长兼代，校长事务比较繁忙，很多次课都无法正常上，一个学期上不了几节课。4~6年级的思想品德课由各班级的班主任兼代，班主任经常把思想品德课变成自习课，让学生复习其他科目。即使在次数有限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们也没有按照思想品德课所要求的那样，采用多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心灵、改变学生的道德行为。大部分老师照本宣科，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解一遍，然后让学生把思想品德课本上的思考题目和答案写在作业本上，以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与此同样，音乐和美术课也受到了忽视。经典的教育理论认为，音乐和美术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的发展十分重要。斯宾塞认为：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3]一些教育学家还认为，美育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对学生智、德、体各方面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4]这样重要的教育内容，在教育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来看一看美术课。这个学校一直没有专任美术老师，美术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按照课程表上的要求，每个班级有两节美术课，但是兼代美术的语文或数学老师一般会把其中的一节变成语文或数学课，实际每周只上一节美术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是这样，这成了一个公认的“潜规则”。美术课的专业性很强，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胜任美术课，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自己照着美术课本画画。再来看看音乐课。2009年9月之前，一个中师毕业的年轻女老师负责全校的音乐课，音乐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后来，学校领导发现这个老师讲课水平不错，“高水平的老师不讲正课挺可惜的”，所以从2009年秋季起学校领导决定让这个老师教“正课”，全校音乐课由各个班级的语文或数学老师兼代，音乐课也像美术课一样由一周两节变成了每周一节。大部分老师不懂乐理，就教学生唱流行歌曲，有的老师自己不会唱，就让文艺委员教学生唱。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学校的音乐和美术等课程教学质量之所以很差，是因为农村学校缺少合格的音乐和美术教师，但是，农村学校对音乐和美术等课程不重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学校看来，音乐和美术等“副科”是可有可无的。最后再看看出现在课程表上的其他课程。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这所学校也开设了地方性课程。笔者调查了六年级地方性课程的授课情况。六年级的地方课程叫做《种养》。学校的课程表上规定每个班级每周上两节课，但是《种养》课的实际地位连音乐和美术都不如，每周一节课都保证不了。老师基本上不讲授这些课程，也不指导学生自学这些课程，更没有引领学生将课本上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老师们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个《种养》课的作业本，老师在自习课的时间内（或者是在有关部门组织检查的前夕），在黑板上列出几个问题和答案，然后让学生把问题和答案抄到作业本上。这样，一本本漂亮的作业就会在检查的时候出现在教育官员的面前。
三、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
上文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德育放到其应该具有的高度，也不重视以音乐和美术为代表的审美教育，更不重视地方性课程。笔者的论述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实际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认为学校应该具有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当前学校“实然”的教育目标是什么呢？围绕着学校的目标，笔者与学校的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结合与老师的访谈和笔者的观察，借鉴经济学对企业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表达，笔者将学校“实然”的目标定义为“追求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这个定义不仅仅适应于小学，对于初中和高中而言同样适用。关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最大化”，需要作两点解释。第一，这个考试成绩指的是“主课”成绩，而不包括诸如音乐、美术等“副科”成绩。对于小学而言，“主课”是指语文和数学，当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学，可能还包括英语等科目；初中和高中的“主课”不仅包括语文和数学，还包括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第二，学生有时是指所有的学生，但有时并不包括所有的学生，因为学校教师并不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首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老师们最为关注的，“尖子生”不仅仅是需要倍加呵护的“成才”苗子，而且尖子生最能够体现老师和学校的教学成绩。其次，在小学阶段，全体学生的平均成绩是教师和学校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初中和高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初中（特别是初三）和高中，学校的教学成绩是由考上重点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人数来体现的，而不是由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来体现，因此，学校并不追求全部学生平均成绩的最大化，老师们仅仅追求有升学希望的那部分学生的成绩最大化，班级里面很多“学困生”的学习状况，老师是漠不关心的。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校“实然”教育目标与“应然”教育目标的背离，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首先异化成了对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即对部分学科成绩最大化的追求，而在初中和高中，这个目标的异化程度更为严重，表现为对部分学生智力发展最大化的追求。
四、对教育目标异化原因的考察
教育目标之所以发生异化，其根源之一需要从高考中寻找。高考不是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大纲，但高考所起到的作用，却远远重要于教学大纲。高考是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指挥棒：高考不考查一个人的品德，学校就放松对学生品德的要求；高考不考音乐、美术和地方性课程，这些课程对于学校来说就可有可无，高考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心。高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是因为高考在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经济学认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是受教育者对自身的一种投资，因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受教育者带来货币（如工资）和非货币（如声誉、社会地位等）的收益。教育社会学认为，受教育者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之后，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5]在我国的高考制度下，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必经之路，受教育者若想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学历，就必须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而要在高考中有较好的表现，就必须从小学开始为高考而准备。随着我国近几年高考扩招，学生考大学越来越容易了，以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有些民办高校对高考分数的要求很低，“交钱就可以上大学”。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不再是新闻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地位是否下降了呢？高考的社会影响是否降低了呢？通过与学生家长的访谈发现，虽然考大学日渐容易，而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但是家长们并没有降低对考大学的需求。家长认识到，虽然大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但是读了大学毕竟为找一份好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很好的条件，不读大学，可能连找到好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读什么样的大学”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读一个好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压力要小一些；读一个不好的大学，毕业后的压力就大一些；读那些不对高考分数有要求的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就更缺乏保障。选择什么样的大学，高考的成绩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所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没有改变家长、学生、教师对高考的态度，高考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目前很多地区进行了力度不一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一切为考试而教，一切为考试而学”的现象，那么，此类改革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的初衷呢？根据笔者的观察，这类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目标，最后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考的社会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旦教学改革或课程改革降低了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应试教育”的能力，这样的改革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改革往往会夭折。南京市教育局曾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过素质教育，但是由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在短期内降低了该市学生“应试教育”的能力，使得南京市在2004年高考中失利，引起了包括南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强烈批判，最后，南京市教育局顶不住社会压力，不得不终止了已取得初步成效的素质教育，向应试教育回归了。[6]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高考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也说明了改革高考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五、对改革的一点思考
“实然”教育目标偏离“应然”教育目标，影响了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而高考正是导致教育目标异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对高考内容适当地进行改革，同时逐步改革“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录取形式，对于解决学校教育目标的异化问题，使学校教育目标真正回归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高考改革一定要慎重，这个复杂问题，不可简单地对待。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现在的学校不重视德、美、体，那么在选拔人才和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时候加上这些因素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说来简单做起来复杂。以道德为例，道德虽然很重要，但是，道德可以衡量和评价吗？如果可以评价，会不会导致学生为了在道德评价中得高分而出现“假积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再比如体育，很多地区在计算中考成绩时，体育成绩也核算在内，由于体育考试更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在很多地区，体育成绩的高低变成了幕后交易的对象。再比如音乐和美术课，如果全部纳入到高考总成绩之中，将会导致我国城乡教育的更大差距，因为在我国农村基本上没有合格的音乐和美术老师。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尽管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高考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任何轻率的对待高考改革的措施，带给我们教育的，可能不是促进而是伤害。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4.
[2]吴思.血酬定律·潜规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353.
[3][英]斯宾塞.教育论[M].胡毅，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30.
[4]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15.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86.
[6]吴非.“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4，（10）：76.
作者简介：黄金来（1968-），男，广西田阳人，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潘堂忠（1972-），男，广西武鸣人，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