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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文针对部分西部欠发达省区存在的去工业化及部分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之持认同甚至视之为产业高级化过程的现象，从去工业化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及去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展示了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绩效，深入探讨了工业与服务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及二者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欠发达省区断然不可漠视去工业化的存在，更不可实施去工业化，在可预见的将来较长时间内应在守住生态底线及基本保持工业和服务业同步发展的前提下略微优先发展工业。
【关键词】去工业化；关系；同步发展
一、引言
很多西部欠发达省区都在大力倡导和实施工业强省或强区战略，但去工业化现象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应该去工业化吗？
要回答此问题，应在厘清去工业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欠发达省区的实情，因地制宜地深入研究。本文第二部分对去工业化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总结了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情况；最后，对西部欠发达省区能否去工业化得出明确结论。
二、“去工业化”的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学术界通常从地理学视角和宏观经济视角来探讨去工业化概念。前者与产业空洞化紧密关联，后者强调工业就业及产值的绝对和相对数值的下降。
从地理学视角看，去工业化其实是生产过程的地理转移和资源的全球重新配置，即发达国家和地区把产品生产转移至低成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空洞化与去工业化紧密相连，而FDI与产业空洞化强相关。产业空洞化有广狭义之分。前者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或区内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现象。后者指FDI导致生产向区域外转移，区域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所以，Rowthorn&Coutts（2004）这样阐述去工业化：在某个确定的点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回落，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狭义的去工业化特指工业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与产出在绝对和相对数上的降低的不断衰落的过程。Barry Bluestone等（1982）认为，去工业化是广泛而系统的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生产能力上撤资，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大幅减少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的现象。Knoxt等（1996）指出，去工业化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或者是长期转变，在工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工业产出与就业的单一或双双的绝对与相对的下降。
狭义的去工业化主要从产值与就业界定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拘泥于此略显偏狭，应从更开阔的视角予以界定。Nicholas Abercrombie等（1994）认为去工业化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或多或少伴随着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Donald（1999）认为，去工业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人文现象。Cowie&Heathcott（2003）认为去工业化是一个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结构及就业和产值等多方面的转型过程。综上，学界一般将制造业地位与作用的下降过程视为去工业化的进程。
（二）去工业化的类型
一分为二地看，去工业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前者指劳动生产率及产出和收入真实的增长，工业就业占比下降，但缺口被服务业所弥补，实现了充分就业。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正常”的结构性特征和经济成功的标志（Clark，1957）。后者指工业的不健康发展，表现为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业就业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虽然增加但不能弥补缺口，就业不充分（Kassem，2010）。Rowthorn等（1987）认为消极的去工业化是阻止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个结构性失衡的病态状况。
常见情形其实是消极和积极的去工业化并存。正如Alderson（1997）指出的那样，去工业化的进程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只以某种形式出现，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积极与消极因素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决定了去工业化的“好”与“坏”。从经济史视角来看，时至今日发生的去工业化都不是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高级化，而是“消极的”，“不好”的去工业化。原因显而易见的。首先，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应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产业的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等指标。但现实是即便美国也不是这种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的案例。其次，去工业化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遗憾的是，部分甚至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这不能不说，到今天为止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大都是消极的去工业化。
除了从积极和消极视角区分去工业化外，还可将其归类为彻底的去工业化，早熟的去工业化和适度的去工业化。
相较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远未完成，人均经济指标较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元素尚未发育成熟，还不适合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就出现的去工业化叫做“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这标志着这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停滞抑或是逆转。虽然都意味着工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及相关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但早熟的去工业化同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在广度与深度上所蕴含的意义不能相提并论。
（三）去工业化对经济的影响
学界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持去工业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观点的学者，要么论证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要么干脆将此结果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很多学者认为去工业化是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必然正向影响经济增长。Crafts（1996）认为，以创新回报的专用性和经济自由化的提升为基础，去工业化导致就业减少是提高经济增长率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Rowthorn&Ramaswamy（1997）强调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外部效应有重要作用，去工业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Du（2005）指出去工业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两种，首先，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动到服务业时会带来效率损失；其次，服务业较低的资本—劳动比意味着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使资本需求减少，因此影响了经济的最终投入和增长。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中间投入品进行扩张，对其他行业的关联性很强，拉动作用明显，无论在哪方面，认为去工业化有消极影响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四）去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
去工业化除了对经济有影响外，对社会福利、收入不平等、性别工资差异、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言，Spilimbergo（1998）认为若技术进步外生，去工业化就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若技术进步内生，去工业化就有可能降低经济福利。Doussard等（2009）的研究结论显示，去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还与工资降低、贫困率上升以及收入不平等有密切关系。Sorokina（2007）则提出了去工业化将形成更多的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势必增加再培训需求。Ostry等（2001）认为，去工业化对制造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并已持续影响了很多工人。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结构特征显示，从收入上看，部分工业企业的蓝领工人可划分为中产阶级。因此，去工业化减少了工业蓝领工人就业数量，改变着中产阶级的结构。
三、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绩效
贵州省自2010年启动工业强省战略以来，就工业企业数而言，贵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仅为2049户，到2014年，已经发展到3895户，2015年，更是增长到了4145户。就其他经济指标而言，2014年资产总额突破1万亿元；201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10万亿元，工业销售产值也突破万亿，达1.06万亿元。201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步提升，为66.4%。此外，贵州特色民族制药与节能环保产业技术有突破性进展，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2015年贵州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4.0%和22.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8%和5.5%，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15.6%和10.4%。2015年全省医药、电子产业工业增加值分别突破100亿元和5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9%和102%，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9%和1.5%，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2和0.8个百分点；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2.0%和6.7%。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1.4%，居全国第2位（首位为西藏，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到100个），全国平均增速仅为0.8%；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0.7%，居全国第3位，全国平均增速为-2.3%，19个省份增速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7.8%。
四、西部欠发达省区不应去工业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和服务业增速相差无几，但服务业开始呈现超越工业之势。目前，发达地区大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速缓慢，服务业强劲增长在情理之中。2013年，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强调服务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支柱产业，要求加快其发展（何德旭、姚战琪，2008）。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改变相互影响。就经济增长而言，产业结构变动表现在技术要求和吸纳能力的不同导致各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总产值增速不同，从而引发了产业结构的调整（Baumol，1967），此外，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将诱致主导产业的变更，进而对配套行业的生产与消费产生影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库兹涅茨，1971）。一般来说，传统产业结构学派认为，产业结构演化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部门演化的过程（罗斯托，1962），产业结构将遵从农业-工业-服务业路径，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将逐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由此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Peneder，2002）。因而，钱纳里（1989）建议优先发展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并借此促进经济增长。受此影响，部分学者持工业的重要性低于服务业的观点。比如，随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庞瑞芝等（2014）就认为，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显而易见，此类观点一般都假设产业部门之间相互独立，并未考虑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和外部效应，在产业或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跨界整合流行的当下，这种观点有待实证检验。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再工业化，诱因显而易见：制造业对服务业及总体经济的外部效应与拉动作用明显而不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很大。制造业所具有的很强的正外部性对区域的创新和竞争力颇为关键。工业具有服务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研发、创新收益、引致新的实体经济需求、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岗位。所以，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并未降低反而凸显了工业的重要性。服务业受到工业正外部性的影响，与之融合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极为重要。黄永春等（2013）指出，“去工业化”不仅阻碍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更进一步还迟滞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主要考虑。袁志刚、高虹（2015）算出，我国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将促进0.435%的服务业就业。
工业技术对经济增长正外部性影响的持续时间比服务业更长，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比服务业对工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时间更长。服务业所占GDP比重越大，工业技术创新对GDP的拉动作用越小，GDP增长将主要依托服务业技术创新，但服务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时间较短，要持续创新技术，难度较大，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压力较大。杨勇（2008）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渐趋平稳。欠发达省区不应偏重服务业，应齐头并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
从产业融合视角看，提高服务业占比有助于降低GDP的波动率，稳定经济，但代价是工业技术创新拉动GDP增长的效果会减弱，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化不大。必须看到，工业技术创新很高的外部性决定了它影响经济增长的时间大大长于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潜力有一定影响，虽然具备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对潜在经济增速的释放作用不大甚至有阻碍。欠发达省区当然应该发展服务业尤应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性服务业，但并不意味着应“去工业化”。
制造业比服务业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复杂，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从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牺牲工业的发展质量换取服务业的发展非明智之举。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显示，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工业有维持潜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过度发展服务业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空心化和经济发展泡沫化。虽然制造业的增速低于服务业，但它们互为投入产出，要准确研判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为重要尚缺有力证据。
本文认为，长期来讲，欠发达省区应均衡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应在守住生态底线及基本保持工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略微优先发展工业，依托工业的发展促进创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稳定经济。
参考文献
[1]乔晓楠，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经济绩效：一个分类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6：5-17.
[2]Spilimbergo Antonio.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6（3）：450-460.
[3]黄永春，郑江淮，杨以文，祝吕静.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解析——来自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外部性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3，3：7-19.
[4]渠慎宁，吕铁.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服务业更重要吗——论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财贸经济，2016，3：138-147.
作者简介
李亚龙（1977-），男，汉族，贵州毕节人，管理学博士，贵州行政学院经管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四生命周期与组织鼎盛；
【关键词】去工业化；关系；同步发展
一、引言
很多西部欠发达省区都在大力倡导和实施工业强省或强区战略，但去工业化现象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应该去工业化吗？
要回答此问题，应在厘清去工业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欠发达省区的实情，因地制宜地深入研究。本文第二部分对去工业化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总结了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情况；最后，对西部欠发达省区能否去工业化得出明确结论。
二、“去工业化”的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学术界通常从地理学视角和宏观经济视角来探讨去工业化概念。前者与产业空洞化紧密关联，后者强调工业就业及产值的绝对和相对数值的下降。
从地理学视角看，去工业化其实是生产过程的地理转移和资源的全球重新配置，即发达国家和地区把产品生产转移至低成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空洞化与去工业化紧密相连，而FDI与产业空洞化强相关。产业空洞化有广狭义之分。前者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或区内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现象。后者指FDI导致生产向区域外转移，区域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所以，Rowthorn&Coutts（2004）这样阐述去工业化：在某个确定的点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回落，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狭义的去工业化特指工业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与产出在绝对和相对数上的降低的不断衰落的过程。Barry Bluestone等（1982）认为，去工业化是广泛而系统的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生产能力上撤资，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大幅减少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的现象。Knoxt等（1996）指出，去工业化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或者是长期转变，在工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工业产出与就业的单一或双双的绝对与相对的下降。
狭义的去工业化主要从产值与就业界定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拘泥于此略显偏狭，应从更开阔的视角予以界定。Nicholas Abercrombie等（1994）认为去工业化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或多或少伴随着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Donald（1999）认为，去工业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人文现象。Cowie&Heathcott（2003）认为去工业化是一个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结构及就业和产值等多方面的转型过程。综上，学界一般将制造业地位与作用的下降过程视为去工业化的进程。
（二）去工业化的类型
一分为二地看，去工业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前者指劳动生产率及产出和收入真实的增长，工业就业占比下降，但缺口被服务业所弥补，实现了充分就业。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正常”的结构性特征和经济成功的标志（Clark，1957）。后者指工业的不健康发展，表现为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业就业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虽然增加但不能弥补缺口，就业不充分（Kassem，2010）。Rowthorn等（1987）认为消极的去工业化是阻止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个结构性失衡的病态状况。
常见情形其实是消极和积极的去工业化并存。正如Alderson（1997）指出的那样，去工业化的进程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只以某种形式出现，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积极与消极因素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决定了去工业化的“好”与“坏”。从经济史视角来看，时至今日发生的去工业化都不是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高级化，而是“消极的”，“不好”的去工业化。原因显而易见的。首先，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应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产业的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等指标。但现实是即便美国也不是这种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的案例。其次，去工业化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遗憾的是，部分甚至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这不能不说，到今天为止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大都是消极的去工业化。
除了从积极和消极视角区分去工业化外，还可将其归类为彻底的去工业化，早熟的去工业化和适度的去工业化。
相较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远未完成，人均经济指标较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元素尚未发育成熟，还不适合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就出现的去工业化叫做“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这标志着这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停滞抑或是逆转。虽然都意味着工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及相关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但早熟的去工业化同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在广度与深度上所蕴含的意义不能相提并论。
（三）去工业化对经济的影响
学界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持去工业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观点的学者，要么论证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要么干脆将此结果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很多学者认为去工业化是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必然正向影响经济增长。Crafts（1996）认为，以创新回报的专用性和经济自由化的提升为基础，去工业化导致就业减少是提高经济增长率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Rowthorn&Ramaswamy（1997）强调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外部效应有重要作用，去工业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Du（2005）指出去工业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两种，首先，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动到服务业时会带来效率损失；其次，服务业较低的资本—劳动比意味着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使资本需求减少，因此影响了经济的最终投入和增长。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中间投入品进行扩张，对其他行业的关联性很强，拉动作用明显，无论在哪方面，认为去工业化有消极影响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四）去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
去工业化除了对经济有影响外，对社会福利、收入不平等、性别工资差异、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言，Spilimbergo（1998）认为若技术进步外生，去工业化就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若技术进步内生，去工业化就有可能降低经济福利。Doussard等（2009）的研究结论显示，去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还与工资降低、贫困率上升以及收入不平等有密切关系。Sorokina（2007）则提出了去工业化将形成更多的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势必增加再培训需求。Ostry等（2001）认为，去工业化对制造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并已持续影响了很多工人。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结构特征显示，从收入上看，部分工业企业的蓝领工人可划分为中产阶级。因此，去工业化减少了工业蓝领工人就业数量，改变着中产阶级的结构。
三、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绩效
贵州省自2010年启动工业强省战略以来，就工业企业数而言，贵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仅为2049户，到2014年，已经发展到3895户，2015年，更是增长到了4145户。就其他经济指标而言，2014年资产总额突破1万亿元；201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10万亿元，工业销售产值也突破万亿，达1.06万亿元。201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步提升，为66.4%。此外，贵州特色民族制药与节能环保产业技术有突破性进展，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2015年贵州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4.0%和22.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8%和5.5%，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15.6%和10.4%。2015年全省医药、电子产业工业增加值分别突破100亿元和5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9%和102%，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9%和1.5%，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2和0.8个百分点；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2.0%和6.7%。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1.4%，居全国第2位（首位为西藏，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到100个），全国平均增速仅为0.8%；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0.7%，居全国第3位，全国平均增速为-2.3%，19个省份增速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7.8%。
四、西部欠发达省区不应去工业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和服务业增速相差无几，但服务业开始呈现超越工业之势。目前，发达地区大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速缓慢，服务业强劲增长在情理之中。2013年，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强调服务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支柱产业，要求加快其发展（何德旭、姚战琪，2008）。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改变相互影响。就经济增长而言，产业结构变动表现在技术要求和吸纳能力的不同导致各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总产值增速不同，从而引发了产业结构的调整（Baumol，1967），此外，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将诱致主导产业的变更，进而对配套行业的生产与消费产生影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库兹涅茨，1971）。一般来说，传统产业结构学派认为，产业结构演化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部门演化的过程（罗斯托，1962），产业结构将遵从农业-工业-服务业路径，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将逐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由此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Peneder，2002）。因而，钱纳里（1989）建议优先发展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并借此促进经济增长。受此影响，部分学者持工业的重要性低于服务业的观点。比如，随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庞瑞芝等（2014）就认为，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显而易见，此类观点一般都假设产业部门之间相互独立，并未考虑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和外部效应，在产业或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跨界整合流行的当下，这种观点有待实证检验。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再工业化，诱因显而易见：制造业对服务业及总体经济的外部效应与拉动作用明显而不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很大。制造业所具有的很强的正外部性对区域的创新和竞争力颇为关键。工业具有服务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研发、创新收益、引致新的实体经济需求、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岗位。所以，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并未降低反而凸显了工业的重要性。服务业受到工业正外部性的影响，与之融合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极为重要。黄永春等（2013）指出，“去工业化”不仅阻碍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更进一步还迟滞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主要考虑。袁志刚、高虹（2015）算出，我国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将促进0.435%的服务业就业。
工业技术对经济增长正外部性影响的持续时间比服务业更长，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比服务业对工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时间更长。服务业所占GDP比重越大，工业技术创新对GDP的拉动作用越小，GDP增长将主要依托服务业技术创新，但服务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时间较短，要持续创新技术，难度较大，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压力较大。杨勇（2008）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渐趋平稳。欠发达省区不应偏重服务业，应齐头并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
从产业融合视角看，提高服务业占比有助于降低GDP的波动率，稳定经济，但代价是工业技术创新拉动GDP增长的效果会减弱，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化不大。必须看到，工业技术创新很高的外部性决定了它影响经济增长的时间大大长于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潜力有一定影响，虽然具备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对潜在经济增速的释放作用不大甚至有阻碍。欠发达省区当然应该发展服务业尤应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性服务业，但并不意味着应“去工业化”。
制造业比服务业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复杂，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从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牺牲工业的发展质量换取服务业的发展非明智之举。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显示，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工业有维持潜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过度发展服务业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空心化和经济发展泡沫化。虽然制造业的增速低于服务业，但它们互为投入产出，要准确研判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为重要尚缺有力证据。
本文认为，长期来讲，欠发达省区应均衡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应在守住生态底线及基本保持工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略微优先发展工业，依托工业的发展促进创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稳定经济。
参考文献
[1]乔晓楠，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经济绩效：一个分类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6：5-17.
[2]Spilimbergo Antonio.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6（3）：450-460.
[3]黄永春，郑江淮，杨以文，祝吕静.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解析——来自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外部性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3，3：7-19.
[4]渠慎宁，吕铁.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服务业更重要吗——论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财贸经济，2016，3：138-147.
作者简介
李亚龙（1977-），男，汉族，贵州毕节人，管理学博士，贵州行政学院经管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四生命周期与组织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