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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发展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在信息对代表现在技术发展方面，就是全球数字鸿沟。金融发展作为影响全球数字鸿沟的因素，各国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本文在回顾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评价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研究的新进展。
关键词 金融发展 数字鸿沟 股票市场
中图分类号：F091.3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全球数字鸿沟(Global Digital Divide)，还尚未有统一的准确定义。Wilson认为所谓的全球数字鸿沟，就是指在分配和有效使用信息和通信资源方面两类或更多人口群体之间的实质性不对称，简单而言，鸿沟(Dbide)主要是指有效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差异。Wilson认为，形成这种鸿沟的原因可能是由技术、财政、认知、因特网内容以及政治等方面一种或多种因素造成的。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指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基于电脑和网络及其它数字平台，因国家、地域、教育水平和种族不同而产生的对数字化技术掌握和运用的差距。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研究金融发着与全球数字鸿沟关系的更少。所以本文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价。
一、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的相关理论基础
自从Goldsmith(1969)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金融和实际部门之间的联系便得到公认。这种联系强调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储蓄引导至投资。实际上是金融媒介能够解决信息问题，否则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
Saint-Paul(1992)强调了另一种联系，就是技术选择对于金融发展的冲击。在Saint-Paul模型中。技术选择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多重均衡的外部性。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人们会使用生产力低下但是相对灵活的技术。由于使用这些技术。生产者不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也不会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反地，如果金融市场比较发达，技术的发展会趋于更加专业化，也就产生了融资的需要。因此金融市场和科技发展是一种战略性互补的关系，它们都是产品多样化的工具。
Allen和Gale(1999)构建了一个解决规范性问题的模型，从而解决了是金融市场还是像银行这样的中介机构更善于为有争议的项目，比如新科技的发展，提供资金的问题。当一个新的产业兴起就会有各种不确定性，除了技术有效性的不确定以外，还有是否采取了最佳战略和每项战略有效性的不确定。大部分人直接参与投资决策是高成本的，因为每个投资者不得不获取信息去进行决策，尽管成本较高，但是每个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获取的信息和预先设想进行决策。
金融中介的一大特征是将新技术投资的决策权授予经理人。即使有些提供资金的投资者认为项目是不好的，资金也会分配给该项目。金融中介的好处是在获取信息上节约成本，因为只有经理人需要信息。这在与投资者有相同想法时是好的，但与投资者意见不同时问题就出现了。当投资人和经理人获得相同信息时，经理人会尽力选择有利可图的项目，但意见的不统一就会导致项目的否决。如果具有不同意见的可能性很高。最初投资人就不会提供资金。所以金融中介会造成创新项目的资金不足。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可能比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更有利于创新。
二、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的争论
金融发展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长久以来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Hicks(1969)认为根据经济发展史，资金的可得性使英国工业革命成为可能。他认为工业革命，中大规模的资本需求只有金融机构才能满足。金融机构的发展允许它们吸收小额个人存款成为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额资金。另一方面，Joan Robinson(1952)认为金融是被动的对技术性革命和发展作出反应。而且“企业主导、金融跟随”。
Singh和Weise(2001)认为这种争论现已转变为强调金融结构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在美国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下，科技公司的涌现便是一个佐证。美国自1995年以来生产力加速发展，而这种加速发展被认为是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巨大投资相联系的，并且提高了对技术发展的兴趣(Chinll和Falrlle，2004)。信息通信技术不但可以提高交流的效率，而且使发展中国家跨越了生产力发展的传统途径，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进步，提高了技术传播的影响(Steinmueller,2001)。
也有人认为，美国在技术上领先于日本和欧洲，一个主要原因是股票市场的推动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文献强调了股票市场对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具体地说。股票市场提供了这样一种市场机制，就是市场参与者可以利用集体智慧评估新的技术发明。这样。股票市场能够更好的为最有前途的技术融资，而在银行里没有大量具有集体智慧能参与者。
三、股票市场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
以股票市场为基础的体系被认为是对创新有益处的，尤其是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前美国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认为。美国金融市场在对尚在发展中的小型科技型公司筹资上起到重要作用。美国的科技公司获得巨额投资，尽管现在看来他们没有盈利甚至亏损，但也是对于股票市场短期主义的一种明显的反驳。
以股票市场为基础体系的拥护者强调这种体系对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适应性特征是以银行为主的体系所没有的(Gilson，1996)。允许恶意收购的收购机制是在决策过程中极有帮助的，可以用来区分技术能否通过提高股东价值来使社会受益。公司控制权自由化的市场，通过提供金融行为规范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George和others，1991)。同样，上市公司影响管理的能力可以保证利用管理资源的有效性。
以市场为基础体系的另一特征是激励、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机制，这使其适合信息科技的发展。有人建议，以股市为基础的体系可以推广股票期权作为对新科技公司员工的一种激励方式。这有助于将员工与股东的利益相结合，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率和创新的利益。后者源于美国金融体系提供首次公开发行和收购机制，作为一种退出机制的存在。这两种途径。与没有这样机制的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相比，是可以从创新中获取巨大收益的(Black和Gilson，1998)。
反对者认为，定价和收购机制会导致短期主义和降低长期投资比例，尤其是公司特定人力资本(singh，1997)，因为在金融市场上价格会对各种信息导致的预期作出迅速反应。所以，股票市场的价格是极不稳定的，可以短期内保证收益。另外，市场低估了长期投资，并且经理人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便影响了公司金融资产的业绩，损害了公司的长期发展。
总之，股票市场发展有益于技术进步的理论还远没有被明确的证实。上述分析证明。以股票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与促进技术变革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四、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研究全球数字鸿沟的性质和决定因素，其中大部分采取强调基本信息通信技术(通常是电话和互联网)获取的技术角度。
Wong(2002)基于电话主线、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应用对亚洲数字鸿沟进行估计。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规模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分析比较，他发现亚洲数字鸿沟是普遍的，并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Bellock和Dimitrova(2003)以105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收入、公民自由程度、基础设施和地区差异对互联网应用的冲击。他们发现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种关系似乎是非线性的，而且公民自由的逐步提高会产生积极和重大的影响，基础设施优势也是如此。
Kiiskl和Pohjola(2001)利用技术传播的C-ompetz模型，采用与Bellock所用模型相同的因变量。考察了1995-2000年60个国家的数据，使用如人均收入、电话接入费用、年均学校教育等解释变量。结果表明。在OECD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互联网接入成本是重要因素。教育因素并不在其中。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中。教育是重要因素。
Norris(2000)根据179个国家2000年春季上网人数截面数据回归。衡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除了区域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和开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在统计上影响是显著的。成人识字率。中学教育和民主化的水平并没有解释力。经济因素盖过所有其他所预测的接入互联网的跨国差异。北欧国家，北美和西欧的区域影响也显著，Norris的模型中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并没有得到提高。
Yartcy(2006)利用1990-2003年期间76个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法(GMM)为每个信息通信技术指标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城市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构建了四个方程(因变量分别为电话主线，手机存量，互联网用户和电脑用户)。这是基于一种假设。相同的因素可能影响国家互联网普及，个人电脑，固定电话和手机的使用。尤其是收入，外国直接投资，贸易，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可能是信息统计技术指标的相关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往往带动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但是，金融结构并未表现出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显著关系。
通过上述总结和评价，可以明确经济因素对全球数字鸿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与金融发展高度相关，这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现象，也为新兴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联系到我国当前的国情，积极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银行的总体发展水平能够带动信息技术的发展，这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金融发展 数字鸿沟 股票市场
中图分类号：F091.3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全球数字鸿沟(Global Digital Divide)，还尚未有统一的准确定义。Wilson认为所谓的全球数字鸿沟，就是指在分配和有效使用信息和通信资源方面两类或更多人口群体之间的实质性不对称，简单而言，鸿沟(Dbide)主要是指有效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差异。Wilson认为，形成这种鸿沟的原因可能是由技术、财政、认知、因特网内容以及政治等方面一种或多种因素造成的。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指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基于电脑和网络及其它数字平台，因国家、地域、教育水平和种族不同而产生的对数字化技术掌握和运用的差距。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研究金融发着与全球数字鸿沟关系的更少。所以本文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价。
一、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的相关理论基础
自从Goldsmith(1969)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金融和实际部门之间的联系便得到公认。这种联系强调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储蓄引导至投资。实际上是金融媒介能够解决信息问题，否则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
Saint-Paul(1992)强调了另一种联系，就是技术选择对于金融发展的冲击。在Saint-Paul模型中。技术选择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多重均衡的外部性。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人们会使用生产力低下但是相对灵活的技术。由于使用这些技术。生产者不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也不会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反地，如果金融市场比较发达，技术的发展会趋于更加专业化，也就产生了融资的需要。因此金融市场和科技发展是一种战略性互补的关系，它们都是产品多样化的工具。
Allen和Gale(1999)构建了一个解决规范性问题的模型，从而解决了是金融市场还是像银行这样的中介机构更善于为有争议的项目，比如新科技的发展，提供资金的问题。当一个新的产业兴起就会有各种不确定性，除了技术有效性的不确定以外，还有是否采取了最佳战略和每项战略有效性的不确定。大部分人直接参与投资决策是高成本的，因为每个投资者不得不获取信息去进行决策，尽管成本较高，但是每个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获取的信息和预先设想进行决策。
金融中介的一大特征是将新技术投资的决策权授予经理人。即使有些提供资金的投资者认为项目是不好的，资金也会分配给该项目。金融中介的好处是在获取信息上节约成本，因为只有经理人需要信息。这在与投资者有相同想法时是好的，但与投资者意见不同时问题就出现了。当投资人和经理人获得相同信息时，经理人会尽力选择有利可图的项目，但意见的不统一就会导致项目的否决。如果具有不同意见的可能性很高。最初投资人就不会提供资金。所以金融中介会造成创新项目的资金不足。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可能比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更有利于创新。
二、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的争论
金融发展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长久以来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Hicks(1969)认为根据经济发展史，资金的可得性使英国工业革命成为可能。他认为工业革命，中大规模的资本需求只有金融机构才能满足。金融机构的发展允许它们吸收小额个人存款成为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额资金。另一方面，Joan Robinson(1952)认为金融是被动的对技术性革命和发展作出反应。而且“企业主导、金融跟随”。
Singh和Weise(2001)认为这种争论现已转变为强调金融结构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在美国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下，科技公司的涌现便是一个佐证。美国自1995年以来生产力加速发展，而这种加速发展被认为是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巨大投资相联系的，并且提高了对技术发展的兴趣(Chinll和Falrlle，2004)。信息通信技术不但可以提高交流的效率，而且使发展中国家跨越了生产力发展的传统途径，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进步，提高了技术传播的影响(Steinmueller,2001)。
也有人认为，美国在技术上领先于日本和欧洲，一个主要原因是股票市场的推动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文献强调了股票市场对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具体地说。股票市场提供了这样一种市场机制，就是市场参与者可以利用集体智慧评估新的技术发明。这样。股票市场能够更好的为最有前途的技术融资，而在银行里没有大量具有集体智慧能参与者。
三、股票市场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
以股票市场为基础的体系被认为是对创新有益处的，尤其是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前美国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认为。美国金融市场在对尚在发展中的小型科技型公司筹资上起到重要作用。美国的科技公司获得巨额投资，尽管现在看来他们没有盈利甚至亏损，但也是对于股票市场短期主义的一种明显的反驳。
以股票市场为基础体系的拥护者强调这种体系对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适应性特征是以银行为主的体系所没有的(Gilson，1996)。允许恶意收购的收购机制是在决策过程中极有帮助的，可以用来区分技术能否通过提高股东价值来使社会受益。公司控制权自由化的市场，通过提供金融行为规范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George和others，1991)。同样，上市公司影响管理的能力可以保证利用管理资源的有效性。
以市场为基础体系的另一特征是激励、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机制，这使其适合信息科技的发展。有人建议，以股市为基础的体系可以推广股票期权作为对新科技公司员工的一种激励方式。这有助于将员工与股东的利益相结合，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率和创新的利益。后者源于美国金融体系提供首次公开发行和收购机制，作为一种退出机制的存在。这两种途径。与没有这样机制的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相比，是可以从创新中获取巨大收益的(Black和Gilson，1998)。
反对者认为，定价和收购机制会导致短期主义和降低长期投资比例，尤其是公司特定人力资本(singh，1997)，因为在金融市场上价格会对各种信息导致的预期作出迅速反应。所以，股票市场的价格是极不稳定的，可以短期内保证收益。另外，市场低估了长期投资，并且经理人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便影响了公司金融资产的业绩，损害了公司的长期发展。
总之，股票市场发展有益于技术进步的理论还远没有被明确的证实。上述分析证明。以股票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与促进技术变革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四、金融发展对全球数字鸿沟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研究全球数字鸿沟的性质和决定因素，其中大部分采取强调基本信息通信技术(通常是电话和互联网)获取的技术角度。
Wong(2002)基于电话主线、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应用对亚洲数字鸿沟进行估计。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应用规模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分析比较，他发现亚洲数字鸿沟是普遍的，并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Bellock和Dimitrova(2003)以105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收入、公民自由程度、基础设施和地区差异对互联网应用的冲击。他们发现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种关系似乎是非线性的，而且公民自由的逐步提高会产生积极和重大的影响，基础设施优势也是如此。
Kiiskl和Pohjola(2001)利用技术传播的C-ompetz模型，采用与Bellock所用模型相同的因变量。考察了1995-2000年60个国家的数据，使用如人均收入、电话接入费用、年均学校教育等解释变量。结果表明。在OECD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互联网接入成本是重要因素。教育因素并不在其中。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中。教育是重要因素。
Norris(2000)根据179个国家2000年春季上网人数截面数据回归。衡量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除了区域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和开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在统计上影响是显著的。成人识字率。中学教育和民主化的水平并没有解释力。经济因素盖过所有其他所预测的接入互联网的跨国差异。北欧国家，北美和西欧的区域影响也显著，Norris的模型中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并没有得到提高。
Yartcy(2006)利用1990-2003年期间76个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法(GMM)为每个信息通信技术指标使用相同的解释变量(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城市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构建了四个方程(因变量分别为电话主线，手机存量，互联网用户和电脑用户)。这是基于一种假设。相同的因素可能影响国家互联网普及，个人电脑，固定电话和手机的使用。尤其是收入，外国直接投资，贸易，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可能是信息统计技术指标的相关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往往带动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但是，金融结构并未表现出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显著关系。
通过上述总结和评价，可以明确经济因素对全球数字鸿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与金融发展高度相关，这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现象，也为新兴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联系到我国当前的国情，积极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银行的总体发展水平能够带动信息技术的发展，这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