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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底美国“驻京办”
这些充当大型利益集团说客的人，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对本企业上层人物的迎来送往上，而是在议员中“交朋友”，用各种手法说服议员同意某个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牟利方向和投资项目。不能全盘否认，有些说客也为慈善事业工作，但是更多的游说活动，最终还是以向“钱”看为重点。
美国“京城”华盛顿的街道，南北走向按数字排列，东西走向按英文字母排列。而其中的K大街，就是著名的“说客街”，也就是美国各个“驻京办”的所在地。这条街的西头儿连接着乔治城，东头儿则直通国会山。
而且，由于这一地区环境优美，不少美国政要在这里购置房产居住。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K街上政治说客公司林立，连带着豪华餐馆、休闲服务俱乐部也“扎堆”云集。
说客系统是怎么形成的
西方世界的“说客”系统，可以说是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它的历史能够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说客”的提法，最早见于印刷文字是在1820年，指非政府人员在议院会议厅外的前廊上，说服议员们接受某种要求和愿望，并将该议题提到议会上通过。
美国开展大规模游说的时间是在1869年到1877年间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当时主要关注的是铁路管理和羊毛征税问题。因为游说活动能最快地引起议员的注意，效果也最好，所以各地区政府，特别是大的企业和团体便纷纷派出长驻华盛顿的人员，随时就自己需要的议题和利益，游说国会。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IBM公司、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都设有办事机构，很像我们的“驻京办”。
而其他小型公司如果没有财力保证长期供给，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临时聘用说客服务。华盛顿的各种游说公司应运而生，现在在联邦政府登记的说客大约5万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客的存在满足了各方需要：国会可以听到各方面的声音；而国会的议员们，则从说客的游说中了解到“民意”，以便调整他们在辩论和表决中的立场。
美国制定法律管理“驻京办”
美国也有对说客的管理制度。要在华盛顿当说客，首先必须向联邦政府登记注册后才能经营。注册内容包括客户名称、所游说项目、合同规定、薪酬条件等。而游说公司必须遵守法律，要依法每半年公布一次工作报告，说明曾在哪些议题上进行了游说活动、游说的对象、收费数量、所用经费开支(包括餐饮、娱乐、旅行等明细账目)。如果这些赢利比例太大，很快就会受到司法部门的注意和审查。
而且美国法律也明文规定，说客请议会成员和政府官员的吃饭费用每次不能超过50美元，送礼也是50美元上限，邀请议员及其助理出去打高尔夫球的门票不能超过99美元。
但是这些说客也有他们的钻营之道。请吃饭送礼不成，就大量购买议员所写的书，或者在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为他们出力“募捐”，效果照样不错。
是啥来路?老辣政客+专业人士
云集美国“京城”的说客，能量之大不可低估。美国有种说法是，最了解国家运作的，不是美国总统，不是国会，而是“说客”们。这话并不过分，他们的影响力能够到达从议员提出议案，到总统最终签署法律的每—个环节和步骤。
这些说客中不乏有专业知识的学术和工业界人士，更多还是在华盛顿混迹多年的政客，包括前议员、前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前助手们。他们凭借熟悉的政府网络和人脉关系，很容易一箭中的，所以特别受到大型财团的青睐。
这些充当大型利益集团说客的人，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对本企业上层人物的迎来送往上，而是在议员中“交朋友”，用各种手法说服议员同意某个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牟利方向和投资项目。不能全盘否认，有些说客也为慈善事业工作，但是更多的游说活动，最终还是以向“钱”看为重点。
下面这是某位说客某日的工作备忘录，由此可一窥其工作内容：
上午：为核能电力公司做工作，要求议员不要砍掉核电站；
下午：为中部农业区协会说话，要求对去年受到旱灾的农场主增加补贴。
业绩如何?为背后利益集团带来高额回报
无论在华盛顿开设“驻京办”，还是雇佣临时说客，其费用都是相当可观的。比如2005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用在游说国会上的经费高达24亿美元，此后两年有所下降，2009年再次攀升为21亿美元。
美国的大公司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游说费用，实际上物有所值。据《华盛顿邮报》2009~-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公司密集的游说活动，能够给他们带来非常丰厚的利益。仅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免税法案，就为投资进行游说的公司带来了22000％的回报率。
美国公众权利保护组织“公民”的政府事务游说者克莱格·霍尔曼说：“要测算游说产业带来的具体经济利益很难，但人人都知道它可以带来许多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公司每年都要向游说公司投入大量金额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游说背后带来的高额回报。”
我特别想当“驻京办主任”：一个说客新手的奋斗
斯科特·史密斯毕业于伊利诺依大学的法学院，他在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想到华盛顿去当一名政治说客。毕业后，他先是在芝加哥开设了一个咨询公司，专为企业撰写项目申请书，到华盛顿的各大部申请项目经费，帮助这些公司与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经过几年的历练，斯科特进军K街，在其中一个说客公司当上了执行助理。斯科特目前还不是注册说客，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主任”整理所需资料。斯科特很快就学会了“主任”那套从慷慨陈词到委婉请求的说话方式。此外，他还学会了要联系议员要先打通议员助理。所以斯科特的重要活动就包括和议员助理们吃“工作餐”、陪打高尔夫球、去健身房和泡吧等。
干了一年后，史密斯产生了新想法。他看到政府换届后，都有大量前官员和他们的助手进入游说业，这些人靠在政府中工作的资历，比其他说客更容易摸清现任官员的思路，游说成功效率高，收入也高。所以史密斯对自己的前途定立了新目标——投身政界。史密斯说，他打算先为名，后为利。
美超级“驻京办”主任被查办
从本意上讲，西方政治开放“说客”通道，源于他们的宪政国家精神，但也可以说是他们在设计国家政体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扇“政治后门”。
2006年1月，有“超级说客”之称的杰克·阿布拉莫夫在法庭上认罪，承认他犯有共谋、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曾为美国西部印第安人部游说开办赌场，获取了数额巨大政治捐款，他用这些金钱招待一些议员在高档餐厅挥霍，并向他们提供豪华高尔夫球游乐、体育比赛门票等。而免税赌场开办后，印第安人为了保持在该地区的垄断地位，继续长期向阿布拉莫夫提供经费，根据美国政府的起诉文件，阿布拉莫夫收取的游说费不下8000万美元。
阿布拉莫夫曾参与为布什总统竞选募捐，并因为助选有功，在布什入主白宫不到一年里，阿布拉莫夫频繁与政府接触达200次。
根据美国司法部调查，共有20多名议员与阿布拉莫夫有牵连，其中众议院前领袖汤姆·迪莱曾受“邀”到俄国度假和到苏格兰打高尔夫球，全程由阿布拉莫夫买单。
阿布拉莫夫认罪后，成为检方证人，以配合调查政府内部收受贿赂人员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减刑处理，只被判处了5年零10个月监禁。这一案件被认为是美国游说行业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丑闻。
奥巴马整顿K街恐怕难奏效
奥巴马一上任就签署了一项名为“行政部门人员操守承诺”的行政法令。法令规定，禁止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接受注册说客的礼物；曾担任说客的人必须离开说客集团两年后，才能进入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为与其在政府工作有关私人企业进行游说。
奥巴马尽管可以管住自己，却未必能够管住手下。在奥巴马宣布新规定之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立即指责其政府带头违规。奥巴马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林恩曾任军火商说客，而卫生部副部长科尔亦曾为反吸烟组织当说客。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承认这两人未符合新规定，但称前者得到两党支持，后者已同意不过问烟草事务。不难推测，奥巴马团队中的成员与利益集团的复杂联系肯定要比揭露出来的多。一旦他们离开华府另谋高就，奥巴马实在没有更多的办法限制他们加入游说大军。
实际上，游说文化已然盘根错节，深深嵌入了美国的政治肌体。即便国会参众两院和驴象两党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推出各种针对院外活动的改革议案，K街仍繁荣依旧。法理难胜人情，这也是美国政治背后的逻辑。
这些充当大型利益集团说客的人，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对本企业上层人物的迎来送往上，而是在议员中“交朋友”，用各种手法说服议员同意某个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牟利方向和投资项目。不能全盘否认，有些说客也为慈善事业工作，但是更多的游说活动，最终还是以向“钱”看为重点。
美国“京城”华盛顿的街道，南北走向按数字排列，东西走向按英文字母排列。而其中的K大街，就是著名的“说客街”，也就是美国各个“驻京办”的所在地。这条街的西头儿连接着乔治城，东头儿则直通国会山。
而且，由于这一地区环境优美，不少美国政要在这里购置房产居住。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K街上政治说客公司林立，连带着豪华餐馆、休闲服务俱乐部也“扎堆”云集。
说客系统是怎么形成的
西方世界的“说客”系统，可以说是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它的历史能够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说客”的提法，最早见于印刷文字是在1820年，指非政府人员在议院会议厅外的前廊上，说服议员们接受某种要求和愿望，并将该议题提到议会上通过。
美国开展大规模游说的时间是在1869年到1877年间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当时主要关注的是铁路管理和羊毛征税问题。因为游说活动能最快地引起议员的注意，效果也最好，所以各地区政府，特别是大的企业和团体便纷纷派出长驻华盛顿的人员，随时就自己需要的议题和利益，游说国会。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IBM公司、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都设有办事机构，很像我们的“驻京办”。
而其他小型公司如果没有财力保证长期供给，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临时聘用说客服务。华盛顿的各种游说公司应运而生，现在在联邦政府登记的说客大约5万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客的存在满足了各方需要：国会可以听到各方面的声音；而国会的议员们，则从说客的游说中了解到“民意”，以便调整他们在辩论和表决中的立场。
美国制定法律管理“驻京办”
美国也有对说客的管理制度。要在华盛顿当说客，首先必须向联邦政府登记注册后才能经营。注册内容包括客户名称、所游说项目、合同规定、薪酬条件等。而游说公司必须遵守法律，要依法每半年公布一次工作报告，说明曾在哪些议题上进行了游说活动、游说的对象、收费数量、所用经费开支(包括餐饮、娱乐、旅行等明细账目)。如果这些赢利比例太大，很快就会受到司法部门的注意和审查。
而且美国法律也明文规定，说客请议会成员和政府官员的吃饭费用每次不能超过50美元，送礼也是50美元上限，邀请议员及其助理出去打高尔夫球的门票不能超过99美元。
但是这些说客也有他们的钻营之道。请吃饭送礼不成，就大量购买议员所写的书，或者在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为他们出力“募捐”，效果照样不错。
是啥来路?老辣政客+专业人士
云集美国“京城”的说客，能量之大不可低估。美国有种说法是，最了解国家运作的，不是美国总统，不是国会，而是“说客”们。这话并不过分，他们的影响力能够到达从议员提出议案，到总统最终签署法律的每—个环节和步骤。
这些说客中不乏有专业知识的学术和工业界人士，更多还是在华盛顿混迹多年的政客，包括前议员、前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前助手们。他们凭借熟悉的政府网络和人脉关系，很容易一箭中的，所以特别受到大型财团的青睐。
这些充当大型利益集团说客的人，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对本企业上层人物的迎来送往上，而是在议员中“交朋友”，用各种手法说服议员同意某个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牟利方向和投资项目。不能全盘否认，有些说客也为慈善事业工作，但是更多的游说活动，最终还是以向“钱”看为重点。
下面这是某位说客某日的工作备忘录，由此可一窥其工作内容：
上午：为核能电力公司做工作，要求议员不要砍掉核电站；
下午：为中部农业区协会说话，要求对去年受到旱灾的农场主增加补贴。
业绩如何?为背后利益集团带来高额回报
无论在华盛顿开设“驻京办”，还是雇佣临时说客，其费用都是相当可观的。比如2005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用在游说国会上的经费高达24亿美元，此后两年有所下降，2009年再次攀升为21亿美元。
美国的大公司愿意付出如此高昂的游说费用，实际上物有所值。据《华盛顿邮报》2009~-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公司密集的游说活动，能够给他们带来非常丰厚的利益。仅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免税法案，就为投资进行游说的公司带来了22000％的回报率。
美国公众权利保护组织“公民”的政府事务游说者克莱格·霍尔曼说：“要测算游说产业带来的具体经济利益很难，但人人都知道它可以带来许多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公司每年都要向游说公司投入大量金额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游说背后带来的高额回报。”
我特别想当“驻京办主任”：一个说客新手的奋斗
斯科特·史密斯毕业于伊利诺依大学的法学院，他在上学的时候就非常想到华盛顿去当一名政治说客。毕业后，他先是在芝加哥开设了一个咨询公司，专为企业撰写项目申请书，到华盛顿的各大部申请项目经费，帮助这些公司与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经过几年的历练，斯科特进军K街，在其中一个说客公司当上了执行助理。斯科特目前还不是注册说客，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主任”整理所需资料。斯科特很快就学会了“主任”那套从慷慨陈词到委婉请求的说话方式。此外，他还学会了要联系议员要先打通议员助理。所以斯科特的重要活动就包括和议员助理们吃“工作餐”、陪打高尔夫球、去健身房和泡吧等。
干了一年后，史密斯产生了新想法。他看到政府换届后，都有大量前官员和他们的助手进入游说业，这些人靠在政府中工作的资历，比其他说客更容易摸清现任官员的思路，游说成功效率高，收入也高。所以史密斯对自己的前途定立了新目标——投身政界。史密斯说，他打算先为名，后为利。
美超级“驻京办”主任被查办
从本意上讲，西方政治开放“说客”通道，源于他们的宪政国家精神，但也可以说是他们在设计国家政体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扇“政治后门”。
2006年1月，有“超级说客”之称的杰克·阿布拉莫夫在法庭上认罪，承认他犯有共谋、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曾为美国西部印第安人部游说开办赌场，获取了数额巨大政治捐款，他用这些金钱招待一些议员在高档餐厅挥霍，并向他们提供豪华高尔夫球游乐、体育比赛门票等。而免税赌场开办后，印第安人为了保持在该地区的垄断地位，继续长期向阿布拉莫夫提供经费，根据美国政府的起诉文件，阿布拉莫夫收取的游说费不下8000万美元。
阿布拉莫夫曾参与为布什总统竞选募捐，并因为助选有功，在布什入主白宫不到一年里，阿布拉莫夫频繁与政府接触达200次。
根据美国司法部调查，共有20多名议员与阿布拉莫夫有牵连，其中众议院前领袖汤姆·迪莱曾受“邀”到俄国度假和到苏格兰打高尔夫球，全程由阿布拉莫夫买单。
阿布拉莫夫认罪后，成为检方证人，以配合调查政府内部收受贿赂人员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减刑处理，只被判处了5年零10个月监禁。这一案件被认为是美国游说行业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丑闻。
奥巴马整顿K街恐怕难奏效
奥巴马一上任就签署了一项名为“行政部门人员操守承诺”的行政法令。法令规定，禁止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接受注册说客的礼物；曾担任说客的人必须离开说客集团两年后，才能进入政府工作；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为与其在政府工作有关私人企业进行游说。
奥巴马尽管可以管住自己，却未必能够管住手下。在奥巴马宣布新规定之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立即指责其政府带头违规。奥巴马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林恩曾任军火商说客，而卫生部副部长科尔亦曾为反吸烟组织当说客。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承认这两人未符合新规定，但称前者得到两党支持，后者已同意不过问烟草事务。不难推测，奥巴马团队中的成员与利益集团的复杂联系肯定要比揭露出来的多。一旦他们离开华府另谋高就，奥巴马实在没有更多的办法限制他们加入游说大军。
实际上，游说文化已然盘根错节，深深嵌入了美国的政治肌体。即便国会参众两院和驴象两党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推出各种针对院外活动的改革议案，K街仍繁荣依旧。法理难胜人情，这也是美国政治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