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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师傅便是这里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疯癫，但亦没有世俗社会那种出于人际交往的热络。
Crazy bake，这个在精神病院中成立的小小面包房，已经实现了自我运营一由精神病人做西式面包，再通过预购或者固定零售点的方式销售出去。
它不仅给机构带来了小额利润，更成就了一个精神病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过渡区”——他们在这里找回自己，我们在这里发现他们。
“疯狂这词挺时尚”
周四的早晨，北京东郊苏家屯村中的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院南的一溜儿平房最东头的房间，就是疯狂面包房。
一张平展的大方桌置在房间的最中间，五位身着白衣白帽的面包师正围着方桌揉捏面团。一切有条不紊的情景都跟“疯狂”无关。
五位面包师，
Z两女，迅速地抬起头，有的笑一笑，有的面无表情，然后又迅速低下头，继续捏揉手中的面团。没什么招呼，也没什么排斥，但给人的感觉是，无论谁到来都跟他们的世界无关。这五位面包师，便是这里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疯癫，但亦没有世俗社会那种出于人际交往的热络。
他们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半。每个人手上都没闲着，捏好了花样的面团齐齐摆在硕大的烤盘上，接下来的程序就是进入烤箱。与他们的忙碌相比，站在一旁观的人，就会显得有点多余。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面包大部分进了烤箱，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几位面包师开始闲聊了起来。Stone，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精神病患者，主动发问：“你是哪个媒体的?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他英语很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生。
当听到微博上有个关于他们的视频，传播得很广时，stone看上去有点意外，又有点得意，“是吗?我们自己都没看到过。”他冲他的同伴们说，“没想到我们这群疯子还有人看呢。”
一阵哄笑。气氛开始像烤箱中渐渐隆起的面包一样，变得热情而饱满。
“疯子”，在这里并不算是个敏感词。微胖、超级爱笑的小陈，是个“85后”，进入托管中心两年多，聊到她自己，她会用北京姑娘那种特有的浑不吝的劲头回答：“精神病呗。大概是家族遗传吧。”
他们今天所做的这批面包，将在德国幼儿园进行零售。个子不高、瘦尖脸的中年男人志军负责管账，一旦问到钱的事情，本来默默不语的志军会应答：“今天能卖1000块钱吧。”
每周做三次到四次面包，每次做面包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他们大概有近40个预定客户和包括德国使馆学校、德国幼儿园、万国公寓等四个固定的零售点。小额收入用来为托管中心更新设备。
Jeff，另外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忙着把新出炉的一种圆圆的、熏得金黄的叫做“火锅”的大面包装进纸袋，并贴上“Crazybake”的标签。“一开始，我们觉得Carzvbake这个名字不太好，可伊万说，疯狂这词挺时尚的。”
伊万，曾经是名美国心理医生，在北京为这家托管中心做志愿者，和另外一名外国志愿者德国人娜塔莎一起，帮助托管中心成立了这个特殊的面包房。
“用心做面包”
这家面积近5000平米的托管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北京市第一家民间精神康复机构。加上中心负责人在内的7名医护人员、30来名工作人员，照顾着近300名精神病患者。
开面包房的点子，诞生在七年前。在美国做过心理医生的伊万，发现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太过依赖药物，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激励和康复设置。
偶然一天，伊万在所住的公寓附近，路遇一家倒闭了的面包房。伊万径直走进去，连面包师带烤箱都“接手”下来。面包师跟着这名“外国老板”来到了托管中心，当他意识到自己要给一帮精神病人做面包老师时，立刻回绝了伊万的这份工作。而烤箱因为要价太高，也并未达成交易。
一个点子的形成和一个看起来有点挫败的开始。
精神病人可以学会做面包吗?做出来的面包有人买吗?
尽管有这么多的疑问，托管中心的负责人杨云依然和伊万、娜塔莎达成了“统一战线”——杨云负责腾出地方，娜塔莎负责筹资，伊万则负责教精神病人做面包。
培训并不那么好做。常人一学就会的东西，到了他们那里，往往要历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学习。而时间久了，随着动作的熟练，又会面临偷懒的问题。“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他们，”面包老师吕文海说，“说完了就会好一些。”
Crazy bake出品的面包是西式面包，讲究的是“家庭制作”的纯正，只用面粉、鸡蛋、盐等材质，没有加入其他食品添加剂。曾经有一名爱尔兰籍的顾客认真地向他们发问：“我自己也做面包，可为什么没有你们做的面包好吃?”
托管中心的主任杨云，实在谈不出什么太多的秘诀，想了半天说：“他们是用心做的。”“如果没有面包房”
为什么喜欢做面包?做面包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Stone说：“闲着也是闲着，不然就是打打扑克、抽抽烟，没什么意思。”Jeff说：“这也是门手艺啊，你说对不对。”负责管账的志军说：“每个月还有二三百块钱的收入呢。虽然说少得可怜吧。”每个人的回答都特简单。他们的逻辑线条就是这么直来直往。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病人进入过面包房这个康复项目。“以前，病人们缺乏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得了这个病就是个废人，对社会没有价值，面包房让他们明白自己不是废人。”杨云说，“而且面包房让病人有了接触外面社会的机会。”
大伟，是刚刚离开托管中心的一名病人，他在托管中心附近租了房子，并且开了一家服装店。他曾经在面包房工作了近两年。
“他跟我说，如果没有面包房，他就不可能开店。”大伟的好朋友，同为病友的Jeff如此解释大伟的改变，“他底子好，学得快，尤其喜欢跟我在一起去卖面包，在万国公寓那个零售点，每次都是他跟我去，足足一年。”
一年多后，大伟有了自己的打算：离开托管中心，开一家自己的店。这是个常人做起来都需要勇气的规划。在家人的支持下，大伟放手做了起来。
“你装一下都不行么?”
12月12日，一个周一的下午，离圣诞节越来越近，带着2011年度倒数第二次的面包烘焙的成果，吕文海和Jeff出发到北京万国公寓卖面包。这家由美国公司投资的涉外公寓，在伊万的帮助下，同意Crazy bake将其作为固定零售点。
Jeff换上了白衣白帽，熟练切换到英语频道，帮客人将面包装入纸袋，还会体贴地问客人要不要直接将面包塞入随身包中。每送走一位客人，Jeff都不忘说一句：“MerryChristmas!”本来稀松平常的一句祝福，从Jeff嘴里里洋溢地冒出来，让人觉得这祝福来得没有半分虚假。
Jeff曾经是名外企的白领，这个英文名字还是他的老板帮他起的。他喜欢被人叫做Jeff，也喜欢问别人的英文名是什么。或许这样，能让他稍稍停留在过去的旧时光中。 Jeff乐此不疲地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他所在的空间。有那么一瞬间，简直都要怀疑Jeff是否真的是名精神病患者。在卖面包这件事上，他简直快乐得没有其他杂念。
在万国公寓，他们得到了尊重。守卫不会刁难，无论何时都有很好位置的保证，甚至如果面包所剩不多，他们可以直接卖给公寓。
“一些中国人对待我们还没有外国人好。”吕文海总结直接。他记得几年前给某使馆送面包时，遇到中籍工作人员，对方多是“你等着!”“先放这儿!”等命令式的口吻。而使馆中的外籍员工却会热情地把他们接进门，耐心为他们引路。
“有时中国员工就在一边看着老外是怎么做的啊。你说他装一下，哪怕装一下，都不行么?”对吕文海而言，当初的义愤填膺如今已经变成了—种无奈的调侃。
其实这并不是最差的待遇。吕文海大发飙过一回，是他将面包送给认识的几个人品尝，其中一人拿到面包咬了一口，喊着好吃。而一听到介绍，这面包其实是精神病人做的，该人立刻怔住，恨不得把吞进去的面包吐出来。
“这两年，社会态度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够。”吕文海说。
“未来?谁也不知道”
一个够好的环境，社会中没有，杨云想创造一个试试。和托管中心其他的精神病人受到的待遇不同，杨云为这几个相对固定的面包师安置了一个“外面的家”。
这个想法受美国的“精神病人俱乐部”的设置启发。杨云在离托管中心不远的地方为精神较为稳定的病人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目前有四位病人一起居住，其中三位在面包房中工作。
结束面包房上午的工作，吃完午饭后，几个人在医生王康乐的陪伴下，回到这个“外面的家”。回家的路上，他们需要买好晚饭用的食材，午睡过后，王康乐会离开，反锁房门，剩下的时间将由他们自己各自支配。
Jeff形容他的另外两个面包房中的伙伴，一个喜欢看书，另外一个上了岁数喜欢睡觉。Jeff自己，则喜欢上了做饭。
他原本什么菜都不会做。大厨吕文海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了最基本的几道小菜。
“外面的家”给了他们些许普通生活的自由和乐趣。那是自从他们患病后，便仿佛与他们无关的东西，常人觉得不以为然，他们却觉得津津有味。
难怪杨云经常跟她的朋友们说：苦恼不堪时，不如来我们中心看看这些因疾病失去了个体部分权利的人，如何在简单世界中享受简单的快乐。
杨云觉得，这样一个群体，一个被漠视、被隔离、被误读的群体，他们其实值得拥有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最好有一个桥梁式的社区，可以容纳经过治疗的病人在其中做自己能做又愿做的事，没有歧视、没有来自外界的任何不良刺激，得以让他们渐渐融入社会。
杨云知道，这无异于一个小乌托邦式的构想。或许，面包房和“外面的家”正是这个理想空间的开始。(文中精神病人的名字均为化名)
(摘自《凤凰周刊》2012年第1期)
Crazy bake，这个在精神病院中成立的小小面包房，已经实现了自我运营一由精神病人做西式面包，再通过预购或者固定零售点的方式销售出去。
它不仅给机构带来了小额利润，更成就了一个精神病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过渡区”——他们在这里找回自己，我们在这里发现他们。
“疯狂这词挺时尚”
周四的早晨，北京东郊苏家屯村中的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院南的一溜儿平房最东头的房间，就是疯狂面包房。
一张平展的大方桌置在房间的最中间，五位身着白衣白帽的面包师正围着方桌揉捏面团。一切有条不紊的情景都跟“疯狂”无关。
五位面包师，
Z两女，迅速地抬起头，有的笑一笑，有的面无表情，然后又迅速低下头，继续捏揉手中的面团。没什么招呼，也没什么排斥，但给人的感觉是，无论谁到来都跟他们的世界无关。这五位面包师，便是这里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疯癫，但亦没有世俗社会那种出于人际交往的热络。
他们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半。每个人手上都没闲着，捏好了花样的面团齐齐摆在硕大的烤盘上，接下来的程序就是进入烤箱。与他们的忙碌相比，站在一旁观的人，就会显得有点多余。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面包大部分进了烤箱，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几位面包师开始闲聊了起来。Stone，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精神病患者，主动发问：“你是哪个媒体的?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他英语很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生。
当听到微博上有个关于他们的视频，传播得很广时，stone看上去有点意外，又有点得意，“是吗?我们自己都没看到过。”他冲他的同伴们说，“没想到我们这群疯子还有人看呢。”
一阵哄笑。气氛开始像烤箱中渐渐隆起的面包一样，变得热情而饱满。
“疯子”，在这里并不算是个敏感词。微胖、超级爱笑的小陈，是个“85后”，进入托管中心两年多，聊到她自己，她会用北京姑娘那种特有的浑不吝的劲头回答：“精神病呗。大概是家族遗传吧。”
他们今天所做的这批面包，将在德国幼儿园进行零售。个子不高、瘦尖脸的中年男人志军负责管账，一旦问到钱的事情，本来默默不语的志军会应答：“今天能卖1000块钱吧。”
每周做三次到四次面包，每次做面包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他们大概有近40个预定客户和包括德国使馆学校、德国幼儿园、万国公寓等四个固定的零售点。小额收入用来为托管中心更新设备。
Jeff，另外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忙着把新出炉的一种圆圆的、熏得金黄的叫做“火锅”的大面包装进纸袋，并贴上“Crazybake”的标签。“一开始，我们觉得Carzvbake这个名字不太好，可伊万说，疯狂这词挺时尚的。”
伊万，曾经是名美国心理医生，在北京为这家托管中心做志愿者，和另外一名外国志愿者德国人娜塔莎一起，帮助托管中心成立了这个特殊的面包房。
“用心做面包”
这家面积近5000平米的托管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北京市第一家民间精神康复机构。加上中心负责人在内的7名医护人员、30来名工作人员，照顾着近300名精神病患者。
开面包房的点子，诞生在七年前。在美国做过心理医生的伊万，发现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太过依赖药物，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激励和康复设置。
偶然一天，伊万在所住的公寓附近，路遇一家倒闭了的面包房。伊万径直走进去，连面包师带烤箱都“接手”下来。面包师跟着这名“外国老板”来到了托管中心，当他意识到自己要给一帮精神病人做面包老师时，立刻回绝了伊万的这份工作。而烤箱因为要价太高，也并未达成交易。
一个点子的形成和一个看起来有点挫败的开始。
精神病人可以学会做面包吗?做出来的面包有人买吗?
尽管有这么多的疑问，托管中心的负责人杨云依然和伊万、娜塔莎达成了“统一战线”——杨云负责腾出地方，娜塔莎负责筹资，伊万则负责教精神病人做面包。
培训并不那么好做。常人一学就会的东西，到了他们那里，往往要历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学习。而时间久了，随着动作的熟练，又会面临偷懒的问题。“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他们，”面包老师吕文海说，“说完了就会好一些。”
Crazy bake出品的面包是西式面包，讲究的是“家庭制作”的纯正，只用面粉、鸡蛋、盐等材质，没有加入其他食品添加剂。曾经有一名爱尔兰籍的顾客认真地向他们发问：“我自己也做面包，可为什么没有你们做的面包好吃?”
托管中心的主任杨云，实在谈不出什么太多的秘诀，想了半天说：“他们是用心做的。”“如果没有面包房”
为什么喜欢做面包?做面包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Stone说：“闲着也是闲着，不然就是打打扑克、抽抽烟，没什么意思。”Jeff说：“这也是门手艺啊，你说对不对。”负责管账的志军说：“每个月还有二三百块钱的收入呢。虽然说少得可怜吧。”每个人的回答都特简单。他们的逻辑线条就是这么直来直往。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病人进入过面包房这个康复项目。“以前，病人们缺乏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得了这个病就是个废人，对社会没有价值，面包房让他们明白自己不是废人。”杨云说，“而且面包房让病人有了接触外面社会的机会。”
大伟，是刚刚离开托管中心的一名病人，他在托管中心附近租了房子，并且开了一家服装店。他曾经在面包房工作了近两年。
“他跟我说，如果没有面包房，他就不可能开店。”大伟的好朋友，同为病友的Jeff如此解释大伟的改变，“他底子好，学得快，尤其喜欢跟我在一起去卖面包，在万国公寓那个零售点，每次都是他跟我去，足足一年。”
一年多后，大伟有了自己的打算：离开托管中心，开一家自己的店。这是个常人做起来都需要勇气的规划。在家人的支持下，大伟放手做了起来。
“你装一下都不行么?”
12月12日，一个周一的下午，离圣诞节越来越近，带着2011年度倒数第二次的面包烘焙的成果，吕文海和Jeff出发到北京万国公寓卖面包。这家由美国公司投资的涉外公寓，在伊万的帮助下，同意Crazy bake将其作为固定零售点。
Jeff换上了白衣白帽，熟练切换到英语频道，帮客人将面包装入纸袋，还会体贴地问客人要不要直接将面包塞入随身包中。每送走一位客人，Jeff都不忘说一句：“MerryChristmas!”本来稀松平常的一句祝福，从Jeff嘴里里洋溢地冒出来，让人觉得这祝福来得没有半分虚假。
Jeff曾经是名外企的白领，这个英文名字还是他的老板帮他起的。他喜欢被人叫做Jeff，也喜欢问别人的英文名是什么。或许这样，能让他稍稍停留在过去的旧时光中。 Jeff乐此不疲地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他所在的空间。有那么一瞬间，简直都要怀疑Jeff是否真的是名精神病患者。在卖面包这件事上，他简直快乐得没有其他杂念。
在万国公寓，他们得到了尊重。守卫不会刁难，无论何时都有很好位置的保证，甚至如果面包所剩不多，他们可以直接卖给公寓。
“一些中国人对待我们还没有外国人好。”吕文海总结直接。他记得几年前给某使馆送面包时，遇到中籍工作人员，对方多是“你等着!”“先放这儿!”等命令式的口吻。而使馆中的外籍员工却会热情地把他们接进门，耐心为他们引路。
“有时中国员工就在一边看着老外是怎么做的啊。你说他装一下，哪怕装一下，都不行么?”对吕文海而言，当初的义愤填膺如今已经变成了—种无奈的调侃。
其实这并不是最差的待遇。吕文海大发飙过一回，是他将面包送给认识的几个人品尝，其中一人拿到面包咬了一口，喊着好吃。而一听到介绍，这面包其实是精神病人做的，该人立刻怔住，恨不得把吞进去的面包吐出来。
“这两年，社会态度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够。”吕文海说。
“未来?谁也不知道”
一个够好的环境，社会中没有，杨云想创造一个试试。和托管中心其他的精神病人受到的待遇不同，杨云为这几个相对固定的面包师安置了一个“外面的家”。
这个想法受美国的“精神病人俱乐部”的设置启发。杨云在离托管中心不远的地方为精神较为稳定的病人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目前有四位病人一起居住，其中三位在面包房中工作。
结束面包房上午的工作，吃完午饭后，几个人在医生王康乐的陪伴下，回到这个“外面的家”。回家的路上，他们需要买好晚饭用的食材，午睡过后，王康乐会离开，反锁房门，剩下的时间将由他们自己各自支配。
Jeff形容他的另外两个面包房中的伙伴，一个喜欢看书，另外一个上了岁数喜欢睡觉。Jeff自己，则喜欢上了做饭。
他原本什么菜都不会做。大厨吕文海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了最基本的几道小菜。
“外面的家”给了他们些许普通生活的自由和乐趣。那是自从他们患病后，便仿佛与他们无关的东西，常人觉得不以为然，他们却觉得津津有味。
难怪杨云经常跟她的朋友们说：苦恼不堪时，不如来我们中心看看这些因疾病失去了个体部分权利的人，如何在简单世界中享受简单的快乐。
杨云觉得，这样一个群体，一个被漠视、被隔离、被误读的群体，他们其实值得拥有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最好有一个桥梁式的社区，可以容纳经过治疗的病人在其中做自己能做又愿做的事，没有歧视、没有来自外界的任何不良刺激，得以让他们渐渐融入社会。
杨云知道，这无异于一个小乌托邦式的构想。或许，面包房和“外面的家”正是这个理想空间的开始。(文中精神病人的名字均为化名)
(摘自《凤凰周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