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专家学者为中国如何摆脱危机影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各种建议。藏富于民，意即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成为财富的主人，被认为是实现扩大国内市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取之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论述当前形势下藏富于民的可行性及必要性。最后，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深化了藏富于民的深层次涵义。
关键词：藏富于民 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无论是从我国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结果看，还是从再分配的过程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种“藏富于国”的积累模式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有关，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必然现象。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国力显著增强，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居民的分配比例应逐步扩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藏富于国”的旧积累模式不但不利于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也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长远来看， “藏富于民”不仅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也对政治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对藏富于民的合理性提出如下认识：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藏富于民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消费，消费不仅是生产存在的前提，也是生产的动力。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的分配量决定其各自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此消彼涨。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的收入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即全部可支配收入）中，与居民相比政府占有的份额上升的更快，由1996年的17.5%上升到2003 的21.85%，上升了4.7%，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其中占有的份额由69.29%下降到62.28%。下降了6.61%。” 居民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百姓不敢消费，国内需求不足。同时，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一旦遇到国外市场低迷，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国内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一个实例。因此，消费的不足直接影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产业结构落后。历史上国富民弱的典型实例就是前苏联。二战后，前苏联确立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走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道路，其总体经济规模一度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它的国家财富大部分应于扩充军备战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与消费相关的轻工业严重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最终经济崩溃，国家解体。反观现在的俄罗斯，在实行了“休克疗法”后，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国家经济逐步复苏。
二、从政治学的角度认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其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当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人民掌握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就会开始真正地关心、促进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增长人民的物质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改革初期，受制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政治发展在现实意义上还不能达到人人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程度，人民缺乏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国家已经拥有合理调整社会财富关系的物质基础。此时，国家应该通过“藏富于民”，创造物质条件，积极把自己由经济发展推动者角色向政治发展推动者角色倾斜，因势利导，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人民民主发展。因此，藏富于民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的分配，也是一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渡性条件。同时，政治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使“藏富于民”有“富”可藏。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不可谓不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三十年来积累的经济基础为我们的政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为我们调整分配结构提供了外在动力。所以，藏富于民，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富于民”，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权于民”，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取只道。
三、藏富于民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藏富于国客观上造成了两种社会不公平。第一，财富集中于国家，导致一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一旦他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为自己牟取利益，就会滋生腐败，侵占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官民”之间的不平等；第二，财富集中于国家，还导致一批国有垄断企业利用其天然垄断优势和国家的力量，与非垄断企业形成不平等的竞争关系，为本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造成了行业之间的不平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真正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社会公正作为我党的执政目标，首先就是要建立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腐败和垄断源于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造成了机会不均等，使经济资源集中于国家和部分“既得利益者”手中。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效率，所以，国家应“藏富于民”，进行从“管理者”向 “服务者”的角色转换，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为企业、个人的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遏制腐败，推动社会不断创新、发展。所以，藏富于民对建立社会公正最重要的意义就从源头上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机制，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体，都有平等获取财富的机会，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公正。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财富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转变为被每个人所支配的力量，人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国家应通过“藏富于民”，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让社会财富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个人，为实现社会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林林 转型中国——顶级学者访谈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2.张维迎 中国改革30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作者简介：张云德，男，1965年11月出生。甘肃白银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赵义平，男，1980年10月出生。甘肃张掖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关键词：藏富于民 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无论是从我国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结果看，还是从再分配的过程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种“藏富于国”的积累模式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有关，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必然现象。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国力显著增强，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居民的分配比例应逐步扩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藏富于国”的旧积累模式不但不利于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也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长远来看， “藏富于民”不仅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也对政治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对藏富于民的合理性提出如下认识：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藏富于民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消费，消费不仅是生产存在的前提，也是生产的动力。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的分配量决定其各自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此消彼涨。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的收入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即全部可支配收入）中，与居民相比政府占有的份额上升的更快，由1996年的17.5%上升到2003 的21.85%，上升了4.7%，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其中占有的份额由69.29%下降到62.28%。下降了6.61%。” 居民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百姓不敢消费，国内需求不足。同时，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一旦遇到国外市场低迷，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国内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一个实例。因此，消费的不足直接影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产业结构落后。历史上国富民弱的典型实例就是前苏联。二战后，前苏联确立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走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道路，其总体经济规模一度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它的国家财富大部分应于扩充军备战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与消费相关的轻工业严重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最终经济崩溃，国家解体。反观现在的俄罗斯，在实行了“休克疗法”后，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国家经济逐步复苏。
二、从政治学的角度认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其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当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人民掌握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就会开始真正地关心、促进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增长人民的物质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改革初期，受制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政治发展在现实意义上还不能达到人人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程度，人民缺乏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国家已经拥有合理调整社会财富关系的物质基础。此时，国家应该通过“藏富于民”，创造物质条件，积极把自己由经济发展推动者角色向政治发展推动者角色倾斜，因势利导，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人民民主发展。因此，藏富于民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的分配，也是一种政治资源的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渡性条件。同时，政治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使“藏富于民”有“富”可藏。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不可谓不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三十年来积累的经济基础为我们的政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为我们调整分配结构提供了外在动力。所以，藏富于民，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富于民”，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权于民”，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取只道。
三、藏富于民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藏富于国客观上造成了两种社会不公平。第一，财富集中于国家，导致一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一旦他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为自己牟取利益，就会滋生腐败，侵占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官民”之间的不平等；第二，财富集中于国家，还导致一批国有垄断企业利用其天然垄断优势和国家的力量，与非垄断企业形成不平等的竞争关系，为本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造成了行业之间的不平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真正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社会公正作为我党的执政目标，首先就是要建立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腐败和垄断源于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造成了机会不均等，使经济资源集中于国家和部分“既得利益者”手中。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高效率，所以，国家应“藏富于民”，进行从“管理者”向 “服务者”的角色转换，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为企业、个人的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遏制腐败，推动社会不断创新、发展。所以，藏富于民对建立社会公正最重要的意义就从源头上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机制，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体，都有平等获取财富的机会，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公正。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财富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转变为被每个人所支配的力量，人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国家应通过“藏富于民”，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让社会财富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个人，为实现社会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林林 转型中国——顶级学者访谈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2.张维迎 中国改革30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作者简介：张云德，男，1965年11月出生。甘肃白银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赵义平，男，1980年10月出生。甘肃张掖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