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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代作家”概念的提出更多是一种商业手段，但是就这些60后、70中的作家来说，
他们无疑是一支文学的生力军,历经生活和写作的磨砺，
此时正到了他们集中爆发的时候。正如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作家阿乙说的，“第一代文字大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功业，告退江湖，‘中间代’的作家们就像‘山鸡’这样的第二代大佬，还要拼搏，还要混一个街头的统治权，还要为文学史的份额而奋斗。”
中间代 老男孩
那是过去中国随处可见的县城，在泥泞的街道旁，耷拉着参差不齐的两三层小楼，每逢下雨，雨水裹着屋顶的尘土从瓦缝流下，滴落在街沿上。在阿乙听来，雨声滴落的声音犹如钟表行走的嘀嗒声响，永恒而慵懒。百无聊赖的老人坐在门口双目无神，在他们身后的堂屋里，摆放着一把早已为自己买好的棺材。
阿乙说：“县城是一个容器，充满了梦想到外地发展的人，也充满了乡下到县城的人。”阿乙则二者兼备。初二从乡中学转学到县二中，考上警校，毕业后成为“警察艾国柱”。某天，警察艾国柱与副所长、所长、调研员一起打麻将。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之后，四人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一位，这一刻，艾国柱看到了他极度无聊的永生，于是决定打碎铁饭碗，从县城出走。从此警察艾国柱死去了，作家阿乙则活了下来。
虽然从县城离开，但那个记忆里湿嗒嗒的县城则留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逝去的县城在阿乙的小说中得到永生。
在李海鹏二十几岁时，脑海里已经构想出一部充满古典主义美学的小说。后来他做了记者，周围人问他，为什么不开始写小说。他总是回答，还有这部小说没有写。渐渐地，这部小说成为他心中块垒。为了完成自己二十几岁时的夙愿，李海鹏最终写成他的第一部小说《晚来寂静》。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有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美感。在序言里，他如此写道：“多年以来，一个画面在我的头脑中萦绕不去：一个读高一的男孩背靠在铁路桥上的栏杆上，火车驶近，桥面隐约震颤起来。那段时间他对这种震颤着迷，总去那桥上。他长什么样？我不太关心。但我知道他对这个世界不习惯，茫然，想走，无处去。我还知道，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这个在李海鹏脑海中萦绕了十几年的少年被他取名为夏冲，在书中的“圆石城”里，度过了他的青春期。
而在盛可以眼中，自己的青春期犹如一座荒芜的山，充满迷惘、苦闷、焦灼以及无能为力。乡下女孩早婚，今天还花枝招展，转眼变成一个邋遢女人，循规蹈矩的生活让盛可以在童年时期就梦想离开，去陌生的远方。十岁那年，她从一条河的这头游至河的那端，发现对岸也没有任何差别，于是她知道，自己还走得不够远，终于在19岁那年，盛可以抓住机会远走高飞。当她现在打开童年记忆，远望故乡时，她却发现那段时期从一座荒芜的山变成一座宝矿。十年的写作经验，只是让她将宝矿挖出一个小角。
更毋需提路内笔下永远的技校少年路小路，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曹寇笔下的少年们，则挣扎在城乡接合部，烦闷无聊。在这些被冠之以“中间代作家”的作家群落中，青春成长成为他们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在冯唐看来，这是因为已经步入中年的“中间代”们正加紧回忆。
对许多中间代作家来说，写作更容易从个人体验出发，关注自身，关注个体的成长和个人情感的表述。冯唐如此描述个人体验对创作的影响：“个人体验是一个作家能抓住的最接近真实的东西。”曹寇则说：“没有个人体验，任何文学创作都是空谈。”而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中的一句话让李海鹏记忆深刻：“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检点你的仓库。”
青春期的经历正如仓库中最珍贵、也最唾手可得的财富。但与过早拥抱商业的80后作家相比，中间代笔下的青春毫无矫饰意味可言，在这些真实的青春里，往往生出一股残酷的诗意。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对于这些“老男孩”来说，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这个题材永远进行到底。路内认为“只会写自己成长经历的作家”是一句双重骂人语，李海鹏写《晚来寂静》只是想要将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换句话说，青春成长题材，远远无法满足大多数中间代作家的写作野心。
全副武装的夜行军
尝试去定义“中间代”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在阿乙看来，中间代作家各有各擅长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冯唐偏向于他的趣味，苗炜偏向于城市里精英的生活状态，路内是技校青年的青春暴力，而我则永远是在一个小镇里发生一件关于底层人的罪案。”他觉得这样挺好，“就像去动物园，如果全都是猴子，那有什么意思。”
事实上，“中间代”概念的提出，源自出版机构“铁葫芦”想要将一批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入到市场的考虑，它本身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作为“铁葫芦”的文学主编，阿乙承认自己是“中间代”概念的推手之一。在《天南》杂志做执行主编的时候，阿乙已经意识到70后作家是一支文学的有生力量。按照生态法则，他们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候，而现在则需要把他们综合起来。“把七八个人、十几个人团在一起，里面只要有一两个人爆炸了，影响就很可观，否则就算有一两个作家爆炸了，也不会引起大家对一个群体的关注。”
盛可以在这个群体中，隐约看见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夜行军。她认为中间代作家都有自己心中的堡垒，对文学的纯正品质有一种近乎极端的追求。“这一代作家最大的特点是对于当下的介入，对现实社会的敏感，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她承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路数，但相同点是都会专注内心与人性冲突，追求语言风格与文本形式。
或许正是因为中间代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让许多作家并不愿意被划入某一阵营中。冯唐认为“社会和出版界或许需要一个统称，如此好简单分类，但写作是个很个体的行为。”李海鹏同样对这个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出版商生造出的一个概念。
中间代概念提出的背后，固然有出版商出于市场的考虑，但是就这代人的境遇来说，却多有相似。比如他们大多并非专职写作，许多人都拥有媒体从业经历：阿乙做过体育记者，苗炜是《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海鹏则曾是《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 在李海鹏上高中的时候，文学还是一个好行当，当时余华、格非、莫言等一批作家已经被推上文学高位。然而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对自己的父母和当时的女朋友说，自己要去写小说，他们一定会疯掉。“我觉得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地位最低的时候，文学就跟狗屎一样。”最终他选择进入传媒行业，因为至少在当时看来，这个行业还是非常酷的。
许多受到当年风尚影响而成为文学青年的人，在大学毕业以后不得不选择进入传媒行业，在李海鹏看来，这一选择是迫于无奈。整个周期一直到前几年才结束，结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地位提高了，而是这批人开始觉得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阿乙也有相似的感受，“过去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但现在我如果钱花光了，再找一份工作就行了。”
中间代作家的另一共性，在于他们的阅读经验大多来自外国文学。冯唐坦陈：“不能否认，外国现代文学比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很多，向外国现代文学学习绝对有好处。不能否认，“文革”十年几乎割裂了文脉，我们对于优美的古代汉语继承不够。”而曹寇说得更加极端：“当代文学传统可谓‘认贼做父’，因为我们的亲生父亲早已被我们杀死了。”
在高一暑假之前，李海鹏看得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当代》《收获》这样的中国文学期刊，后来他买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里面收录了艾略特的《荒原》。那时候他看不懂，又觉得每一句都不错，于是每天晚上都看，整整看了一个暑假，看明白了。从那时候起，李海鹏开始觉得国外的文学比国内的文学好很多。他认为国外文学的优势在于它很高尚，通俗地讲就是让人感受到精神的洗礼。而中国的小说，会让人觉得是在一个非常庸俗的轨道运行。
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让中间代作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汉语写作风格。他们不悖逆内心，不迎合读者，以一种个人化和先锋化的态势，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文学在“中间代”这里不会死
在一间旧式大厅里，吱呀转动的电扇，在围坐在圆桌旁的大佬脸上投下阴影，却依旧遮不住他们脸上的倦容。在江湖打拼太久，他们已经获得能够获得的所有荣誉。而在大厅外，一群新兵正在江湖上拼杀，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阿乙眼中，这画面便是当下文学“江湖”的写照，“第一代大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功业，告退江湖，像‘山鸡’这样的第二代大佬，还要拼搏，还要混一个街头的统治权，还要为文学史的份额而奋斗。”
在中间代这一概念提出后，其尴尬处境便被屡屡提及。一方面60后作家如余华、格非、苏童等曾以先锋反叛的态度出现在文学界，并在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迅速地消费掉人们对于纯文学的热爱。另一方面以郭敬明、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急速蹿红，在商业市场上攻城掠地。唯有70后成为夹心层，长时间以来在文学和商业上两头都不讨好。
然而在盛可以看来，这种描述不但过于表面化，而且并不客观：“写作才华不是外界给予的，是内在的。一个人的写作就像一幅卷轴，这个卷轴你能展开多远，十米，一百米，或者远得伸展到天边，全看自己的创造。”曹寇则认为权力和利益是写作身外之物，所谓的尴尬描述不过是人们基于势利和野心的妄言。即便是中间代作家中最早获得认可的冯唐，也不认为早成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严肃写作不是欺世盗名，不是短跑。‘夫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
因此“山鸡上位”这样的戏码即便在现实中发生，也很可能并非中间代作家刻意所为。与对权力和利益的疏远相辅相成的，是他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追求。据阿乙说，冯唐在每写一部长篇之前，都会先写一篇短篇搭好骨架，然后拼命地钻研古书，以熟悉古代的情景。为了写出《不二》薄薄一本，冯唐花费了四年时间。李海鹏为了写《晚来寂静》，辞职在家一年，几乎闭门不出。而阿乙自己也有两三年几乎没有休过假，礼拜一到礼拜五给人打工，礼拜六礼拜天自己写作。“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人走进来对这批人说：你们写作既没有出版机会，也没有发表机会，没有一分钱。肯定没有一个人会逃走。”阿乙说。
或许正是因为其文学写作的纯粹性，以及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反倒让作品为其发声，获取了不少关注。“铁葫芦”刚刚出版的一系列中间代作品，如路内的《云中人》、曹寇的《屋顶上的一棵树》，销量甚至已经超越了很多中国知名大作家的作品销量。阿乙的《鸟看见了我》卖了差不多五万册，接近一本畅销书的销量。
在阿乙看来，在未来五到八年的时间里，中间代作家会像一串鞭炮一样，进入他们的爆发期。他们人生中最好的作品也一定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因此阿乙认为“中间代”这个概念重点并不在概念本身，而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告诉大家这批人正处于一个行星爆炸的过程中，你再不关注他们，就可能错过他们人生最美的作品。阿乙所在的“铁葫芦”也计划长期关注这批作家，同时还包括80后中开始显露出写作实力的年轻作家。“这个概念很开放，不是一个排行榜，也不是排坐坐。它是一个提醒，文学在70后里不会死，在80后这代人里也不会死。”
但对于大多数中间代的作家来说，他们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写作是兴趣，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李海鹏还沉浸在写完《晚来寂静》后的自由状态之中，在他的计划里，还有许多类型各不相同的小说想写。而冯唐则并不希望在他死前将写作体系定型，而将自己置于永恒的探索之中。盛可以对自己和未来的某部作品一直怀着新鲜、好奇和迫不及待。阿乙则着迷于搭建自己的文学县城，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这座地下宫殿。
谈到未来中间代在文学写作上可能取得的成就，阿乙说道：“他们能够提供汉语写作的范本。”
他们无疑是一支文学的生力军,历经生活和写作的磨砺，
此时正到了他们集中爆发的时候。正如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作家阿乙说的，“第一代文字大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功业，告退江湖，‘中间代’的作家们就像‘山鸡’这样的第二代大佬，还要拼搏，还要混一个街头的统治权，还要为文学史的份额而奋斗。”
中间代 老男孩
那是过去中国随处可见的县城，在泥泞的街道旁，耷拉着参差不齐的两三层小楼，每逢下雨，雨水裹着屋顶的尘土从瓦缝流下，滴落在街沿上。在阿乙听来，雨声滴落的声音犹如钟表行走的嘀嗒声响，永恒而慵懒。百无聊赖的老人坐在门口双目无神，在他们身后的堂屋里，摆放着一把早已为自己买好的棺材。
阿乙说：“县城是一个容器，充满了梦想到外地发展的人，也充满了乡下到县城的人。”阿乙则二者兼备。初二从乡中学转学到县二中，考上警校，毕业后成为“警察艾国柱”。某天，警察艾国柱与副所长、所长、调研员一起打麻将。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之后，四人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一位，这一刻，艾国柱看到了他极度无聊的永生，于是决定打碎铁饭碗，从县城出走。从此警察艾国柱死去了，作家阿乙则活了下来。
虽然从县城离开，但那个记忆里湿嗒嗒的县城则留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逝去的县城在阿乙的小说中得到永生。
在李海鹏二十几岁时，脑海里已经构想出一部充满古典主义美学的小说。后来他做了记者，周围人问他，为什么不开始写小说。他总是回答，还有这部小说没有写。渐渐地，这部小说成为他心中块垒。为了完成自己二十几岁时的夙愿，李海鹏最终写成他的第一部小说《晚来寂静》。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有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美感。在序言里，他如此写道：“多年以来，一个画面在我的头脑中萦绕不去：一个读高一的男孩背靠在铁路桥上的栏杆上，火车驶近，桥面隐约震颤起来。那段时间他对这种震颤着迷，总去那桥上。他长什么样？我不太关心。但我知道他对这个世界不习惯，茫然，想走，无处去。我还知道，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我小说里的主人公。”这个在李海鹏脑海中萦绕了十几年的少年被他取名为夏冲，在书中的“圆石城”里，度过了他的青春期。
而在盛可以眼中，自己的青春期犹如一座荒芜的山，充满迷惘、苦闷、焦灼以及无能为力。乡下女孩早婚，今天还花枝招展，转眼变成一个邋遢女人，循规蹈矩的生活让盛可以在童年时期就梦想离开，去陌生的远方。十岁那年，她从一条河的这头游至河的那端，发现对岸也没有任何差别，于是她知道，自己还走得不够远，终于在19岁那年，盛可以抓住机会远走高飞。当她现在打开童年记忆，远望故乡时，她却发现那段时期从一座荒芜的山变成一座宝矿。十年的写作经验，只是让她将宝矿挖出一个小角。
更毋需提路内笔下永远的技校少年路小路，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曹寇笔下的少年们，则挣扎在城乡接合部，烦闷无聊。在这些被冠之以“中间代作家”的作家群落中，青春成长成为他们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在冯唐看来，这是因为已经步入中年的“中间代”们正加紧回忆。
对许多中间代作家来说，写作更容易从个人体验出发，关注自身，关注个体的成长和个人情感的表述。冯唐如此描述个人体验对创作的影响：“个人体验是一个作家能抓住的最接近真实的东西。”曹寇则说：“没有个人体验，任何文学创作都是空谈。”而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中的一句话让李海鹏记忆深刻：“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检点你的仓库。”
青春期的经历正如仓库中最珍贵、也最唾手可得的财富。但与过早拥抱商业的80后作家相比，中间代笔下的青春毫无矫饰意味可言，在这些真实的青春里，往往生出一股残酷的诗意。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对于这些“老男孩”来说，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这个题材永远进行到底。路内认为“只会写自己成长经历的作家”是一句双重骂人语，李海鹏写《晚来寂静》只是想要将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换句话说，青春成长题材，远远无法满足大多数中间代作家的写作野心。
全副武装的夜行军
尝试去定义“中间代”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在阿乙看来，中间代作家各有各擅长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冯唐偏向于他的趣味，苗炜偏向于城市里精英的生活状态，路内是技校青年的青春暴力，而我则永远是在一个小镇里发生一件关于底层人的罪案。”他觉得这样挺好，“就像去动物园，如果全都是猴子，那有什么意思。”
事实上，“中间代”概念的提出，源自出版机构“铁葫芦”想要将一批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入到市场的考虑，它本身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作为“铁葫芦”的文学主编，阿乙承认自己是“中间代”概念的推手之一。在《天南》杂志做执行主编的时候，阿乙已经意识到70后作家是一支文学的有生力量。按照生态法则，他们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候，而现在则需要把他们综合起来。“把七八个人、十几个人团在一起，里面只要有一两个人爆炸了，影响就很可观，否则就算有一两个作家爆炸了，也不会引起大家对一个群体的关注。”
盛可以在这个群体中，隐约看见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夜行军。她认为中间代作家都有自己心中的堡垒，对文学的纯正品质有一种近乎极端的追求。“这一代作家最大的特点是对于当下的介入，对现实社会的敏感，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她承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路数，但相同点是都会专注内心与人性冲突，追求语言风格与文本形式。
或许正是因为中间代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让许多作家并不愿意被划入某一阵营中。冯唐认为“社会和出版界或许需要一个统称，如此好简单分类，但写作是个很个体的行为。”李海鹏同样对这个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出版商生造出的一个概念。
中间代概念提出的背后，固然有出版商出于市场的考虑，但是就这代人的境遇来说，却多有相似。比如他们大多并非专职写作，许多人都拥有媒体从业经历：阿乙做过体育记者，苗炜是《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海鹏则曾是《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 在李海鹏上高中的时候，文学还是一个好行当，当时余华、格非、莫言等一批作家已经被推上文学高位。然而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对自己的父母和当时的女朋友说，自己要去写小说，他们一定会疯掉。“我觉得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地位最低的时候，文学就跟狗屎一样。”最终他选择进入传媒行业，因为至少在当时看来，这个行业还是非常酷的。
许多受到当年风尚影响而成为文学青年的人，在大学毕业以后不得不选择进入传媒行业，在李海鹏看来，这一选择是迫于无奈。整个周期一直到前几年才结束，结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地位提高了，而是这批人开始觉得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阿乙也有相似的感受，“过去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但现在我如果钱花光了，再找一份工作就行了。”
中间代作家的另一共性，在于他们的阅读经验大多来自外国文学。冯唐坦陈：“不能否认，外国现代文学比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很多，向外国现代文学学习绝对有好处。不能否认，“文革”十年几乎割裂了文脉，我们对于优美的古代汉语继承不够。”而曹寇说得更加极端：“当代文学传统可谓‘认贼做父’，因为我们的亲生父亲早已被我们杀死了。”
在高一暑假之前，李海鹏看得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当代》《收获》这样的中国文学期刊，后来他买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里面收录了艾略特的《荒原》。那时候他看不懂，又觉得每一句都不错，于是每天晚上都看，整整看了一个暑假，看明白了。从那时候起，李海鹏开始觉得国外的文学比国内的文学好很多。他认为国外文学的优势在于它很高尚，通俗地讲就是让人感受到精神的洗礼。而中国的小说，会让人觉得是在一个非常庸俗的轨道运行。
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让中间代作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汉语写作风格。他们不悖逆内心，不迎合读者，以一种个人化和先锋化的态势，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文学在“中间代”这里不会死
在一间旧式大厅里，吱呀转动的电扇，在围坐在圆桌旁的大佬脸上投下阴影，却依旧遮不住他们脸上的倦容。在江湖打拼太久，他们已经获得能够获得的所有荣誉。而在大厅外，一群新兵正在江湖上拼杀，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阿乙眼中，这画面便是当下文学“江湖”的写照，“第一代大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功业，告退江湖，像‘山鸡’这样的第二代大佬，还要拼搏，还要混一个街头的统治权，还要为文学史的份额而奋斗。”
在中间代这一概念提出后，其尴尬处境便被屡屡提及。一方面60后作家如余华、格非、苏童等曾以先锋反叛的态度出现在文学界，并在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迅速地消费掉人们对于纯文学的热爱。另一方面以郭敬明、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急速蹿红，在商业市场上攻城掠地。唯有70后成为夹心层，长时间以来在文学和商业上两头都不讨好。
然而在盛可以看来，这种描述不但过于表面化，而且并不客观：“写作才华不是外界给予的，是内在的。一个人的写作就像一幅卷轴，这个卷轴你能展开多远，十米，一百米，或者远得伸展到天边，全看自己的创造。”曹寇则认为权力和利益是写作身外之物，所谓的尴尬描述不过是人们基于势利和野心的妄言。即便是中间代作家中最早获得认可的冯唐，也不认为早成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严肃写作不是欺世盗名，不是短跑。‘夫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
因此“山鸡上位”这样的戏码即便在现实中发生，也很可能并非中间代作家刻意所为。与对权力和利益的疏远相辅相成的，是他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追求。据阿乙说，冯唐在每写一部长篇之前，都会先写一篇短篇搭好骨架，然后拼命地钻研古书，以熟悉古代的情景。为了写出《不二》薄薄一本，冯唐花费了四年时间。李海鹏为了写《晚来寂静》，辞职在家一年，几乎闭门不出。而阿乙自己也有两三年几乎没有休过假，礼拜一到礼拜五给人打工，礼拜六礼拜天自己写作。“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人走进来对这批人说：你们写作既没有出版机会，也没有发表机会，没有一分钱。肯定没有一个人会逃走。”阿乙说。
或许正是因为其文学写作的纯粹性，以及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反倒让作品为其发声，获取了不少关注。“铁葫芦”刚刚出版的一系列中间代作品，如路内的《云中人》、曹寇的《屋顶上的一棵树》，销量甚至已经超越了很多中国知名大作家的作品销量。阿乙的《鸟看见了我》卖了差不多五万册，接近一本畅销书的销量。
在阿乙看来，在未来五到八年的时间里，中间代作家会像一串鞭炮一样，进入他们的爆发期。他们人生中最好的作品也一定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因此阿乙认为“中间代”这个概念重点并不在概念本身，而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告诉大家这批人正处于一个行星爆炸的过程中，你再不关注他们，就可能错过他们人生最美的作品。阿乙所在的“铁葫芦”也计划长期关注这批作家，同时还包括80后中开始显露出写作实力的年轻作家。“这个概念很开放，不是一个排行榜，也不是排坐坐。它是一个提醒，文学在70后里不会死，在80后这代人里也不会死。”
但对于大多数中间代的作家来说，他们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写作是兴趣，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李海鹏还沉浸在写完《晚来寂静》后的自由状态之中，在他的计划里，还有许多类型各不相同的小说想写。而冯唐则并不希望在他死前将写作体系定型，而将自己置于永恒的探索之中。盛可以对自己和未来的某部作品一直怀着新鲜、好奇和迫不及待。阿乙则着迷于搭建自己的文学县城，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这座地下宫殿。
谈到未来中间代在文学写作上可能取得的成就，阿乙说道：“他们能够提供汉语写作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