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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27岁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来到中国，在长江边上的小城涪陵做了两年教师，
16年后，这本关于中国的书终于在内地出版，小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幸好有《江城》记录当年片段，为大时代留下了雪泥鸿爪。
因为《寻路中国》，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何伟”知名度大增，如今他的《江城》也已出版。这实际上是他来到中国的第一本书，也是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第一部作品，彼时他才27岁，在中国生活的头两年，他感受到诸多冲突，下笔尤为小心翼翼，但正是这小心翼翼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何伟用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土地的年轻人最为敏感的心态，写出小城涪陵最为幽微的故事。
在这个颇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小伙子看来，这个国度的许多事难掩荒谬：为了纪念长征，涪陵师专的师生们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最后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另外让他惊讶的是，“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他只不过想要学中文，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每次进城都被当做猴耍”。但他仍然发现有些东西可以穿越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他给学生们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天高云阔，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和长江边上小城的年轻人们相遇，共同感知美好。
《江城》于1998年在何伟美国的家中写完，此后他对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希冀极为沮丧，数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数家媒体拒绝了他的求职，也让何伟的人生陷入低谷。那时的他完全没有想过十几年后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并受到追捧，对《江城》的流行，何伟更多归于幸运—他幸运地在一个对的时间写出了一个小城的故事，让急于了解当下的中国年轻人看到并且关注。
之后他成为《纽约客》驻华记者，为《国家地理》等媒体撰稿。很长一段时间，何伟的写作对象和读者是分开的：前者多数生活在偏远地区，不会看到任何发表何伟英文稿件的媒体；后者身在国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到中国。但《寻路中国》和《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何伟渐渐开始享受这种写作对象和读者的统一，他觉得这会让作者更有责任感，而知道中国人喜欢他的书，也成为他写作生涯中最快乐的事：就像一个被语言和地域分裂开的环终于圆满。
尽管离开了涪陵，何伟依然保留着对他教过的这群学生的兴趣，他和差不多一百个学生保持通信，每几个月一封的频率。那段时间他住在北京郊区，耐心地把他们的地址一个个手写在信封上，他说这是让他快乐的事情。当然现在有了网络，他和学生们的联系会更密切—十几年过去，这些从四川农村走出来的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有房有车，过着富裕的生活，有的毕业之后回乡当了老师，他们会向何伟倾吐对如何教育当下孩子的困惑。这也是他此前没有想到的：尊师重道的传统仍然在当今中国绵延，虽然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各自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何伟却觉得他们的关系似乎还像从前一样，学生们信赖他，尊重他，关心他，哪怕他们共度的日子只有两年。
去年，何伟又回到涪陵，当年的涪陵师专已经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学生不再是那些从农村走出、可能祖祖辈辈都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一些学生的家庭已经很富有，他们不会再像之前的学生那样，一听到何伟稍稍提一句中国的欠缺或美国的好就集体静默，而是站出来问何伟“中国是否在未来比美国更为民主”。但何伟仍旧坚持他十几年前说过的话：“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艰难在于，富裕之后还有什么是需要为之努力的？满足了物质需要之后该如何满足精神上的追求？美妙在于，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他们的一生必将迎接许多的变化。
如今的何伟身在开罗，《寻路中国》完成之后，他觉得在中国已经呆得够久，写作者探寻的冲动使他再度投入对一种陌生文化的纠缠中去。他的埃及名字叫Butros，“听上去很蠢，事实上这个Butros也正深陷愚蠢之中，现在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和埃及人进行极其简单的对话，但涪陵那两年的经验帮助了我，它让我学会打开自己，和不同的人对话，同时了解并穿越自己的极限。”
十几岁开始他想成为一个作家，《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本著作的出版让这个头衔不再遥不可及，但何伟仍旧有巨大的热情来投入“写得好”，和成就、金钱无关，他享受研究的乐趣，享受缓慢而恰如其分地了解一些人，正如他享受写作本身。也许这正是何伟能被中国年轻人喜欢的原因：保持简单、纯粹和开阔。
16年后，这本关于中国的书终于在内地出版，小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幸好有《江城》记录当年片段，为大时代留下了雪泥鸿爪。
因为《寻路中国》，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何伟”知名度大增，如今他的《江城》也已出版。这实际上是他来到中国的第一本书，也是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第一部作品，彼时他才27岁，在中国生活的头两年，他感受到诸多冲突，下笔尤为小心翼翼，但正是这小心翼翼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何伟用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土地的年轻人最为敏感的心态，写出小城涪陵最为幽微的故事。
在这个颇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小伙子看来，这个国度的许多事难掩荒谬：为了纪念长征，涪陵师专的师生们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最后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另外让他惊讶的是，“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他只不过想要学中文，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每次进城都被当做猴耍”。但他仍然发现有些东西可以穿越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他给学生们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天高云阔，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和长江边上小城的年轻人们相遇，共同感知美好。
《江城》于1998年在何伟美国的家中写完，此后他对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希冀极为沮丧，数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数家媒体拒绝了他的求职，也让何伟的人生陷入低谷。那时的他完全没有想过十几年后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并受到追捧，对《江城》的流行，何伟更多归于幸运—他幸运地在一个对的时间写出了一个小城的故事，让急于了解当下的中国年轻人看到并且关注。
之后他成为《纽约客》驻华记者，为《国家地理》等媒体撰稿。很长一段时间，何伟的写作对象和读者是分开的：前者多数生活在偏远地区，不会看到任何发表何伟英文稿件的媒体；后者身在国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到中国。但《寻路中国》和《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何伟渐渐开始享受这种写作对象和读者的统一，他觉得这会让作者更有责任感，而知道中国人喜欢他的书，也成为他写作生涯中最快乐的事：就像一个被语言和地域分裂开的环终于圆满。
尽管离开了涪陵，何伟依然保留着对他教过的这群学生的兴趣，他和差不多一百个学生保持通信，每几个月一封的频率。那段时间他住在北京郊区，耐心地把他们的地址一个个手写在信封上，他说这是让他快乐的事情。当然现在有了网络，他和学生们的联系会更密切—十几年过去，这些从四川农村走出来的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有房有车，过着富裕的生活，有的毕业之后回乡当了老师，他们会向何伟倾吐对如何教育当下孩子的困惑。这也是他此前没有想到的：尊师重道的传统仍然在当今中国绵延，虽然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各自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何伟却觉得他们的关系似乎还像从前一样，学生们信赖他，尊重他，关心他，哪怕他们共度的日子只有两年。
去年，何伟又回到涪陵，当年的涪陵师专已经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学生不再是那些从农村走出、可能祖祖辈辈都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一些学生的家庭已经很富有，他们不会再像之前的学生那样，一听到何伟稍稍提一句中国的欠缺或美国的好就集体静默，而是站出来问何伟“中国是否在未来比美国更为民主”。但何伟仍旧坚持他十几年前说过的话：“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艰难在于，富裕之后还有什么是需要为之努力的？满足了物质需要之后该如何满足精神上的追求？美妙在于，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他们的一生必将迎接许多的变化。
如今的何伟身在开罗，《寻路中国》完成之后，他觉得在中国已经呆得够久，写作者探寻的冲动使他再度投入对一种陌生文化的纠缠中去。他的埃及名字叫Butros，“听上去很蠢，事实上这个Butros也正深陷愚蠢之中，现在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和埃及人进行极其简单的对话，但涪陵那两年的经验帮助了我，它让我学会打开自己，和不同的人对话，同时了解并穿越自己的极限。”
十几岁开始他想成为一个作家，《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本著作的出版让这个头衔不再遥不可及，但何伟仍旧有巨大的热情来投入“写得好”，和成就、金钱无关，他享受研究的乐趣，享受缓慢而恰如其分地了解一些人，正如他享受写作本身。也许这正是何伟能被中国年轻人喜欢的原因：保持简单、纯粹和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