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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学奠定文化心理基础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较弱的遗憾，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的汉武帝为摆脱这一困境，采纳了董仲舒“更化求治”的建言，积极推行改革，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历史悠久，汉武帝之前并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文化体系，他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儒家学说成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体系，成为国家统治者制定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中国的文化统一完成于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秦始皇曾用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法家思想，以失败而告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设置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讲课的老师当时称为博士官，清一色选择了儒家经师。
太学里唯一被批准使用的官方教材是儒家经典，太学生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一次，只要有一部经典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成绩特别优秀的可留在皇帝身边，当时称之为郎官。
汉武帝虽然没有用行政命令规定青年人学儒学，但他把读儒家经典和做官联系在一起，不仅增强了青年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使得儒家学说的地位空前提升。
对于身在官场的人，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学儒学？以前朝议的时候，各家学术观点甚至包括民间俗语都可以作为议论的依据，尊崇儒术则限定官员只能用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这样一来，一些不懂儒术的官员，为了获得发言的机会，也必须自觉学习儒家经典。这正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
善“借智”者成大事
古人云，“下君之策尽己之力，中君之策尽人之力，上君之策尽人之智”。智者善借人智。善借他人智慧的人，往往能集众人智慧于一身，办众人无法办成之事，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武帝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
对于汉武帝尊崇儒术，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他上书建议尊崇儒术时说过，凡是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要由朝廷出面予以取缔。汉武帝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统治的学问都可以拿来用。兼收并蓄，有容乃大，使抱有不同理念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才保障。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汉武帝的明智。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是外儒内法，尽管汉武帝在公开场合倡导儒术，但对于儒术之外的学问并不排斥。像张汤、桑弘羊这样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一样被汉武帝重用。
汉武帝所确立的国家基本统治方略，为汉代后世皇帝所尊崇。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个真正喜欢儒家学术的人，他见父亲实际上并不真正喜欢儒术，就提了些建议，结果汉宣帝很恼火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这里，王道指的是儒家学术体系，而霸道则是法家的治国之术。从汉宣帝的话中不难看出，暗用法家的制度，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实施的统治方略。
“即便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变革，依然坚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强调文化教育是行政的重心。”这对于我们当今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畅通社会底层上升通道
汉武帝在选人用人上敢于打破常规，畅通社会底层上升通道，建立了一套选拔人才的有效制度———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主要是指朝廷规定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人才有很多考量标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孝廉，地方官如不举荐孝子，按“不胜任”的罪名予以处理；不推荐廉吏，按“大不敬”的罪名予以处理。察举制度在上下层社会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上升通道，保证了下层人才进入这个通道，举荐孝廉不仅可以从社会底层发现人才，也促进了官僚素质的提升，这是汉武帝时期出现盛世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武帝还有一个人才选用的特殊渠道，“上书拜官”即是这种特殊的用人渠道。允许天下臣民给皇帝上书，就对当时国家面临的某个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借此让皇帝认识你的才华，最后皇帝可以从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做官。
有一天，主父偃等三人同时到朝廷规定的场所递交讨论政治问题的意见书，结果上午递交进去，傍晚就被召见，汉武帝一见主父偃三人便说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
汉武帝通过营造良好环境，用改革思想和创新办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气魄确实让人感动，对当今社会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亦有借鉴意义。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较弱的遗憾，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的汉武帝为摆脱这一困境，采纳了董仲舒“更化求治”的建言，积极推行改革，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历史悠久，汉武帝之前并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文化体系，他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儒家学说成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体系，成为国家统治者制定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中国的文化统一完成于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秦始皇曾用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法家思想，以失败而告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设置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讲课的老师当时称为博士官，清一色选择了儒家经师。
太学里唯一被批准使用的官方教材是儒家经典，太学生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一次，只要有一部经典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成绩特别优秀的可留在皇帝身边，当时称之为郎官。
汉武帝虽然没有用行政命令规定青年人学儒学，但他把读儒家经典和做官联系在一起，不仅增强了青年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使得儒家学说的地位空前提升。
对于身在官场的人，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学儒学？以前朝议的时候，各家学术观点甚至包括民间俗语都可以作为议论的依据，尊崇儒术则限定官员只能用儒家经典作为依据。这样一来，一些不懂儒术的官员，为了获得发言的机会，也必须自觉学习儒家经典。这正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
善“借智”者成大事
古人云，“下君之策尽己之力，中君之策尽人之力，上君之策尽人之智”。智者善借人智。善借他人智慧的人，往往能集众人智慧于一身，办众人无法办成之事，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武帝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
对于汉武帝尊崇儒术，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他上书建议尊崇儒术时说过，凡是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要由朝廷出面予以取缔。汉武帝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统治的学问都可以拿来用。兼收并蓄，有容乃大，使抱有不同理念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才保障。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汉武帝的明智。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是外儒内法，尽管汉武帝在公开场合倡导儒术，但对于儒术之外的学问并不排斥。像张汤、桑弘羊这样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一样被汉武帝重用。
汉武帝所确立的国家基本统治方略，为汉代后世皇帝所尊崇。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个真正喜欢儒家学术的人，他见父亲实际上并不真正喜欢儒术，就提了些建议，结果汉宣帝很恼火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这里，王道指的是儒家学术体系，而霸道则是法家的治国之术。从汉宣帝的话中不难看出，暗用法家的制度，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实施的统治方略。
“即便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变革，依然坚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强调文化教育是行政的重心。”这对于我们当今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畅通社会底层上升通道
汉武帝在选人用人上敢于打破常规，畅通社会底层上升通道，建立了一套选拔人才的有效制度———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主要是指朝廷规定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人才有很多考量标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孝廉，地方官如不举荐孝子，按“不胜任”的罪名予以处理；不推荐廉吏，按“大不敬”的罪名予以处理。察举制度在上下层社会间形成了一个明确的上升通道，保证了下层人才进入这个通道，举荐孝廉不仅可以从社会底层发现人才，也促进了官僚素质的提升，这是汉武帝时期出现盛世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武帝还有一个人才选用的特殊渠道，“上书拜官”即是这种特殊的用人渠道。允许天下臣民给皇帝上书，就对当时国家面临的某个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借此让皇帝认识你的才华，最后皇帝可以从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做官。
有一天，主父偃等三人同时到朝廷规定的场所递交讨论政治问题的意见书，结果上午递交进去，傍晚就被召见，汉武帝一见主父偃三人便说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
汉武帝通过营造良好环境，用改革思想和创新办法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气魄确实让人感动，对当今社会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亦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