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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加拿大莫塞克出版社社长霍华德·阿斯特先生，于2012年9月12日就书业的一些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莫塞克出版社成立于1976年，是加拿大排名前十位的出版社。近年来，霍华德先生一直在以多种方式协助中国外文局工作，7次参加中国外文局组织策划的国际出版选题策划会。霍华德先生同时还是加拿大政府内阁部长、国务大臣的政策顾问，也是加拿大广播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其发表论文百余篇，写作、与人合作，参与编撰的图书共11部本，其中包括《中国文明史》。最近参加编写的《认同力：超越品牌的秘密》已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本刊记者：图书零售业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对中国零售书店冲击似乎更大。以太原为例，目前除新华书店之外的独立书店，几乎都关张了，而几年前，这些店还遍布街巷。前些年在政府主导下建了许多大书店，这些书店营业面积甚至超过了1万平方米，太原也有过7 000平方米的独立书店，也陆续关闭。一些大书店，目前或缩减营业面积，将最好的位置出租，或代售其他相关类的文化产品。国外书店在这场变革中，有什么好的措施？
霍华德·阿斯特：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常去欧洲一些国家，实体书店的境况大致如此。北美目前约有大型书店百余家，但数量在快速减少。关于实体书店的兴衰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之为大型实体书店繁荣时期。当时，几乎每家大型书店都会有十余万个品种，读者可买到所需的任何门类的图书。
第二阶段在互联网兴起后，主要表现为网上书店的兴起与繁荣。网上书店起初规模较小，但发展迅速。以亚马逊为例，互联网兴起之后，亚马逊即建立了网上书店，进行线上售书。这就导致了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鲍德斯集团”于2011年宣布破产倒闭。受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排挤，濒临倒闭的大型书店纷纷开设自己的网站进行网上售书。与此同时，加拿大大型连锁书店Chapters Indigo为降低成本，坚持图书销售业务，不得不缩减图书经营范围，将营业面积租给其他商品零售业。目前而言，实体书店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究竟能维持多久，谁都不清楚。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北美许多经营旧书的实体书店转向网络销售，从而收益大涨。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所有的旧书都会将其书名、价格、内容简介等信息上传到Abe book的数据库中，若想购买一本已版图书，可去Abe books 检索，从那里可清楚知道所需旧书的详细信息，包括销售价格等。商家只需把旧书信息放在Abe books上，这样做就降低了销售成本，从而也降低了旧书的售价。反观亚马逊，其同时销售新书和旧书。具体做法是，当读者检索一本旧书时，页面会显示出该书新书的价格及还有几本待售的旧书。
总体来说，实体书店确实受到了网上书店的冲击，而纷纷倒闭，未来发展之路举步维艰。很多像沃尔玛之类的大型超市、商场，也会兼售图书，但其销售的图书种类很少，面积很小，且只会销售销量好的图书。据统计，北美图书市场约20%的图书，进驻了类似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大商场，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销售量最高的畅销书。还有一些独辟蹊径的书店，只销售烹饪、健康类、美容类等商业性强的流行性图书，生意红火。
此外，北美还有一些实体书店通过办图书签售会、邀请名家演讲等活动聚集人气，吸引读者眼球。这些营销活动对于实体书店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实体书店与网上书店竞争的重要筹码。但就目前情况看，实体书店的发展前景依旧不容乐观。尽管他们想尽办法生存，但现实情况是现在北美的实体店越来越少。
英国也面临同样情况，网上书店生意红火，而实体书店则门可罗雀。坐落于英国牛津街上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大型书店water stones近日宣布，将卖给一家俄罗斯公司。目前，英国的实体书店更多的是以邻家书店的形式存在，他们多位于人群密集的社区、街道中，以规模小、精准化以及贴近读者群的特点受到读者青睐。但这种策略能够吸引读者多久，没人知道。
毫无疑问，亚马逊的网上售书模式已彻底颠覆了欧美地区的图书销售模式，但目前仅限于英语类图书，因此，其他语种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实体书店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生存状态相对较好。
本刊记者：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国出版界有一广泛认同，即“内容为王”，作为内容加工者，很多出版单位自认为只要拥有相当多的作者及作品资源，就不会被数字时代淘汰。对此，您认同吗？面对互联网的信息共享，出版社的这种优势，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霍华德·阿斯特：现在的年轻人有疑问都会通过搜索平台直接获取结果，不像数字化之前，人们遇到问题会去图书馆，通过查找资料得到想要的结果。二者间的区别在于，搜索平台提供的是已有信息资料的简单汇总和累积，但推动人类进程是需要有创新性思维的，人类需要不断创新和不竭思考才能前进。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地选择直截了当地获得知识，而忽视了寻找知识本身的过程。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再说到图书的作用。图书的文化使命不是给予结果，而是引导、激发人们认知、想象、思考更多的深层次内容，而科学技术在这方面起不到任何主导作用。所以，我想编辑在从事编辑工作时要有所坚守，要引导、影响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编辑现在越来越难做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家出版社进行选题策划时，考虑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销售市场。在选题报告会上，某个选题提出时，出版商会站在销售市场的角度考虑这类书会卖出多少本，会赚多少钱。受众群的阅读趋向会直接决定编辑的策划方向。另一方面，北美出版商不愿意直接与作者接洽，所以越来越多的作者不得不找代理商，委托其与出版商洽谈。当作者将成稿交予代理商时，代理商会担当编辑的角色，对稿件进行审查，当发现文章不符合当前畅销潮流的时候，他会和作者说：“你的书写得不错，只是我找不到适合的出版商出版发行，因为这类图书不好卖。”之后，代理商会将成稿退予作者，并告诉作者最近的图书流行趋势，让作者效仿此类型图书重新撰写。 国外出版商现在多只与代表中国作者的代理机构进行洽谈。但就我而言，我一直坚持与作者面对面地交流，不与代理机构合作，因为与作者交流更直接，更能激发彼此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编辑之友》的英文名字Editorial Friend感到很亲切的原因。编辑是将作者和出版商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在整个出版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北美，出版业的发展趋势是作者越过编辑直接找亚马逊等渠道商，与其签约出书。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功能逐渐淡化，导致优秀的编辑越来愈少。
本刊记者：在中国数字出版社产业链构建中，出版社处于从属地位，获取大额利润，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多是渠道商，这种问题是各国的普遍现象吗？
霍华德·阿斯特：北美的数字出版现状不同于中国。在北美，人们不在手机上阅读，他们如果想进行数字阅读就会购买Ipad、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然后再购买想要阅读的电子图书。所以，我们从不与任何的手机供应商合作。当然，在北美也会有盗版的情况发生，且盗版现象很严重，具体侵占份额是多少虽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小数目。
现在亚马逊向内容提供商购买电子书版权时，有一强制性政策是，在亚马逊网站进行销售，须提供正文前20页的免费下载优惠。这是一则霸王条款，但内容提供商对此却无能为力。
本刊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的纸质本出版时，要附带电子出版物，是何种形式的电子出版物？光盘？且定价是纸质本的2/3，依据是什么？成本？还是惯例？
霍华德·阿斯特：北美有很多不同的电子阅读器，例如Kindle、ipad等，不同的零售商有各自固定的读者群。在北美没有人在手机上阅读，所以读者想阅读就必须选择一种阅读器，不同的阅读器有不同的格式，不兼容，因此选择一种阅读器就只能在其创建的数字资源库中寻找所需图书。在北美，整个电子书的制作流程是，内容提供商将5份～10份内容拷贝发到印度的数字技术转换平台（考虑到印度的人力、技术等成本较低），由其进行不同阅读器的格式转化，之后发至各阅读器提供商，最终到达读者。
说到定价问题。传统出版业涉及印刷、库存、发行等等环节，这些费用占到整个纸质图书费用的1/8，而电子出版只需编辑、设计等几个简单环节，成本低廉。目前，中国很多出版社出版的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定价相同，因为出版社想将电子图书多挣的利润补贴到纸质图书减少的地方。我认为，电子图书的售价应不断降低，因为伴随着纸质图书销量的下降，电子书的销量会逐渐增多，价格理应随之降低。
再说定价权。目前的情况是，虽然定价权在出版商，但类似亚马逊这样的渠道巨头会在购书洽谈的时候要求出版商给予类似5.5折的较大折扣，面对这种情况，出版商很少有能力讨价还价。
本刊记者：目前中国输出的版权品种中，多为图文本，多为有着中国符号的品种。以山西出版界为例，输出最多的是少儿类、功夫类图书。我个人认为，这些书都属浅阅读品种。一些有思想深度的图书，何以走不出去？
霍华德·阿斯特：在国外，专业的学术著作通常都是政府或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就我看来，一本思想性强、具有深刻内涵的图书，如果想“走出去”，第一个问题是这类图书的翻译费用非常高，且销售市场范围小。但万事无绝对，有一些国外出版商专门向各大图书馆推荐图书，可能会对于这类理论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图书感兴趣。有些图书馆或机构也可能会投资赞助这类图书。但靠这类图书获益的可能性非常小。这类图书“走出去”也可另辟蹊径，如与国外驻华机构联系进行销售，与一些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联系，将图书作为礼品赠送等。
当然也有些例外，有些影响力和知名度都非常高的学者、专家，其专著“走出去”并获益的可能性会大些。
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有，世界大同。
本刊记者：通过几天的座谈，您对山西出版也有了一些了解，可否谈谈看法。山西这样的省份，出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样的非主流书籍，如何找到一条贸易之路。
霍华德·阿斯特：我认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是一家有实力的出版单位，人才充沛，资源丰富。其年出版5000多种图书，这在国际上都属中上规模的出版单位。
说到图书“走出去”，有这种积极性是好的，但不能寄希望于走出去、挣大钱。事实上，版权输出的收益非常低，且前期投入大。在投入多年后，收益额若能占到整个企业收益总额的1%已属不易。在版权输出方面，我认为有两个积极意义：第一个意义，与其说要获取更多利益，不如说借助版权输出，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构建出版社的良好声誉和品牌形象。第二个意义，长期站在国际化的高度策划图书选题，会使编辑的思想高度不断提升，关注角度更加全面，久而久之，养成国际化的思维方式，从而带动编辑行业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这对于出版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时刻考虑到这些发展可能给出版行业带来的各种后果。技术在变，文化也在变。在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德国展厅，其展示的包括天文地理、科普知识等各类学术性强的文化类图书，与其他国家展厅中展示的关于烹饪、健身、美容等利益驱动下的畅销书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德国展厅人头攒动，包括中老年人及青年，他们都在阅读各种学术氛围浓厚的图书，令人欣慰。
本刊记者：谢谢接受采访！
本刊记者：图书零售业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对中国零售书店冲击似乎更大。以太原为例，目前除新华书店之外的独立书店，几乎都关张了，而几年前，这些店还遍布街巷。前些年在政府主导下建了许多大书店，这些书店营业面积甚至超过了1万平方米，太原也有过7 000平方米的独立书店，也陆续关闭。一些大书店，目前或缩减营业面积，将最好的位置出租，或代售其他相关类的文化产品。国外书店在这场变革中，有什么好的措施？
霍华德·阿斯特：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常去欧洲一些国家，实体书店的境况大致如此。北美目前约有大型书店百余家，但数量在快速减少。关于实体书店的兴衰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之为大型实体书店繁荣时期。当时，几乎每家大型书店都会有十余万个品种，读者可买到所需的任何门类的图书。
第二阶段在互联网兴起后，主要表现为网上书店的兴起与繁荣。网上书店起初规模较小，但发展迅速。以亚马逊为例，互联网兴起之后，亚马逊即建立了网上书店，进行线上售书。这就导致了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鲍德斯集团”于2011年宣布破产倒闭。受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排挤，濒临倒闭的大型书店纷纷开设自己的网站进行网上售书。与此同时，加拿大大型连锁书店Chapters Indigo为降低成本，坚持图书销售业务，不得不缩减图书经营范围，将营业面积租给其他商品零售业。目前而言，实体书店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究竟能维持多久，谁都不清楚。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北美许多经营旧书的实体书店转向网络销售，从而收益大涨。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所有的旧书都会将其书名、价格、内容简介等信息上传到Abe book的数据库中，若想购买一本已版图书，可去Abe books 检索，从那里可清楚知道所需旧书的详细信息，包括销售价格等。商家只需把旧书信息放在Abe books上，这样做就降低了销售成本，从而也降低了旧书的售价。反观亚马逊，其同时销售新书和旧书。具体做法是，当读者检索一本旧书时，页面会显示出该书新书的价格及还有几本待售的旧书。
总体来说，实体书店确实受到了网上书店的冲击，而纷纷倒闭，未来发展之路举步维艰。很多像沃尔玛之类的大型超市、商场，也会兼售图书，但其销售的图书种类很少，面积很小，且只会销售销量好的图书。据统计，北美图书市场约20%的图书，进驻了类似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大商场，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销售量最高的畅销书。还有一些独辟蹊径的书店，只销售烹饪、健康类、美容类等商业性强的流行性图书，生意红火。
此外，北美还有一些实体书店通过办图书签售会、邀请名家演讲等活动聚集人气，吸引读者眼球。这些营销活动对于实体书店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实体书店与网上书店竞争的重要筹码。但就目前情况看，实体书店的发展前景依旧不容乐观。尽管他们想尽办法生存，但现实情况是现在北美的实体店越来越少。
英国也面临同样情况，网上书店生意红火，而实体书店则门可罗雀。坐落于英国牛津街上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大型书店water stones近日宣布，将卖给一家俄罗斯公司。目前，英国的实体书店更多的是以邻家书店的形式存在，他们多位于人群密集的社区、街道中，以规模小、精准化以及贴近读者群的特点受到读者青睐。但这种策略能够吸引读者多久，没人知道。
毫无疑问，亚马逊的网上售书模式已彻底颠覆了欧美地区的图书销售模式，但目前仅限于英语类图书，因此，其他语种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实体书店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生存状态相对较好。
本刊记者：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国出版界有一广泛认同，即“内容为王”，作为内容加工者，很多出版单位自认为只要拥有相当多的作者及作品资源，就不会被数字时代淘汰。对此，您认同吗？面对互联网的信息共享，出版社的这种优势，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霍华德·阿斯特：现在的年轻人有疑问都会通过搜索平台直接获取结果，不像数字化之前，人们遇到问题会去图书馆，通过查找资料得到想要的结果。二者间的区别在于，搜索平台提供的是已有信息资料的简单汇总和累积，但推动人类进程是需要有创新性思维的，人类需要不断创新和不竭思考才能前进。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地选择直截了当地获得知识，而忽视了寻找知识本身的过程。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再说到图书的作用。图书的文化使命不是给予结果，而是引导、激发人们认知、想象、思考更多的深层次内容，而科学技术在这方面起不到任何主导作用。所以，我想编辑在从事编辑工作时要有所坚守，要引导、影响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编辑现在越来越难做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家出版社进行选题策划时，考虑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销售市场。在选题报告会上，某个选题提出时，出版商会站在销售市场的角度考虑这类书会卖出多少本，会赚多少钱。受众群的阅读趋向会直接决定编辑的策划方向。另一方面，北美出版商不愿意直接与作者接洽，所以越来越多的作者不得不找代理商，委托其与出版商洽谈。当作者将成稿交予代理商时，代理商会担当编辑的角色，对稿件进行审查，当发现文章不符合当前畅销潮流的时候，他会和作者说：“你的书写得不错，只是我找不到适合的出版商出版发行，因为这类图书不好卖。”之后，代理商会将成稿退予作者，并告诉作者最近的图书流行趋势，让作者效仿此类型图书重新撰写。 国外出版商现在多只与代表中国作者的代理机构进行洽谈。但就我而言，我一直坚持与作者面对面地交流，不与代理机构合作，因为与作者交流更直接，更能激发彼此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编辑之友》的英文名字Editorial Friend感到很亲切的原因。编辑是将作者和出版商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在整个出版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北美，出版业的发展趋势是作者越过编辑直接找亚马逊等渠道商，与其签约出书。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功能逐渐淡化，导致优秀的编辑越来愈少。
本刊记者：在中国数字出版社产业链构建中，出版社处于从属地位，获取大额利润，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多是渠道商，这种问题是各国的普遍现象吗？
霍华德·阿斯特：北美的数字出版现状不同于中国。在北美，人们不在手机上阅读，他们如果想进行数字阅读就会购买Ipad、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然后再购买想要阅读的电子图书。所以，我们从不与任何的手机供应商合作。当然，在北美也会有盗版的情况发生，且盗版现象很严重，具体侵占份额是多少虽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小数目。
现在亚马逊向内容提供商购买电子书版权时，有一强制性政策是，在亚马逊网站进行销售，须提供正文前20页的免费下载优惠。这是一则霸王条款，但内容提供商对此却无能为力。
本刊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的纸质本出版时，要附带电子出版物，是何种形式的电子出版物？光盘？且定价是纸质本的2/3，依据是什么？成本？还是惯例？
霍华德·阿斯特：北美有很多不同的电子阅读器，例如Kindle、ipad等，不同的零售商有各自固定的读者群。在北美没有人在手机上阅读，所以读者想阅读就必须选择一种阅读器，不同的阅读器有不同的格式，不兼容，因此选择一种阅读器就只能在其创建的数字资源库中寻找所需图书。在北美，整个电子书的制作流程是，内容提供商将5份～10份内容拷贝发到印度的数字技术转换平台（考虑到印度的人力、技术等成本较低），由其进行不同阅读器的格式转化，之后发至各阅读器提供商，最终到达读者。
说到定价问题。传统出版业涉及印刷、库存、发行等等环节，这些费用占到整个纸质图书费用的1/8，而电子出版只需编辑、设计等几个简单环节，成本低廉。目前，中国很多出版社出版的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定价相同，因为出版社想将电子图书多挣的利润补贴到纸质图书减少的地方。我认为，电子图书的售价应不断降低，因为伴随着纸质图书销量的下降，电子书的销量会逐渐增多，价格理应随之降低。
再说定价权。目前的情况是，虽然定价权在出版商，但类似亚马逊这样的渠道巨头会在购书洽谈的时候要求出版商给予类似5.5折的较大折扣，面对这种情况，出版商很少有能力讨价还价。
本刊记者：目前中国输出的版权品种中，多为图文本，多为有着中国符号的品种。以山西出版界为例，输出最多的是少儿类、功夫类图书。我个人认为，这些书都属浅阅读品种。一些有思想深度的图书，何以走不出去？
霍华德·阿斯特：在国外，专业的学术著作通常都是政府或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就我看来，一本思想性强、具有深刻内涵的图书，如果想“走出去”，第一个问题是这类图书的翻译费用非常高，且销售市场范围小。但万事无绝对，有一些国外出版商专门向各大图书馆推荐图书，可能会对于这类理论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图书感兴趣。有些图书馆或机构也可能会投资赞助这类图书。但靠这类图书获益的可能性非常小。这类图书“走出去”也可另辟蹊径，如与国外驻华机构联系进行销售，与一些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联系，将图书作为礼品赠送等。
当然也有些例外，有些影响力和知名度都非常高的学者、专家，其专著“走出去”并获益的可能性会大些。
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有，世界大同。
本刊记者：通过几天的座谈，您对山西出版也有了一些了解，可否谈谈看法。山西这样的省份，出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样的非主流书籍，如何找到一条贸易之路。
霍华德·阿斯特：我认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是一家有实力的出版单位，人才充沛，资源丰富。其年出版5000多种图书，这在国际上都属中上规模的出版单位。
说到图书“走出去”，有这种积极性是好的，但不能寄希望于走出去、挣大钱。事实上，版权输出的收益非常低，且前期投入大。在投入多年后，收益额若能占到整个企业收益总额的1%已属不易。在版权输出方面，我认为有两个积极意义：第一个意义，与其说要获取更多利益，不如说借助版权输出，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构建出版社的良好声誉和品牌形象。第二个意义，长期站在国际化的高度策划图书选题，会使编辑的思想高度不断提升，关注角度更加全面，久而久之，养成国际化的思维方式，从而带动编辑行业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这对于出版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时刻考虑到这些发展可能给出版行业带来的各种后果。技术在变，文化也在变。在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德国展厅，其展示的包括天文地理、科普知识等各类学术性强的文化类图书，与其他国家展厅中展示的关于烹饪、健身、美容等利益驱动下的畅销书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德国展厅人头攒动，包括中老年人及青年，他们都在阅读各种学术氛围浓厚的图书，令人欣慰。
本刊记者：谢谢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