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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博反腐渐成“民主”利器。2012年下半年以来，以实名举报和直接批评为主要形式的微博反腐风起云涌、“捷报频传”。微博反腐突然爆棚，有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也有公民意识觉醒的背景，更与时局变幻有关。微博反腐不是神话，更非舆论监督的春天，它有自己的边界和局限，应理性处之。
关键词：微博反腐 舆论监督 边界
以实名举报和直接批评为主要形式的微博反腐成了2012年国内最大“网事”。从陕西“微笑表哥”杨达才到广东“房叔”蔡彬，从重庆“不雅视频”的男主角雷政富到山东“离婚承诺书”当事人单增德，以及身陷 “包养门”事件的新疆乌苏公安局长齐放等等，经微博曝光、传统媒体跟进、纪检部门介入调查继而遭停职和受处分的地方要员一时间呈前赴后继之势。仅在党十八大结束后的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便相继有十几名官员“落马”，这其中好几位都是省厅级官员。而据公开的报道和资料显示，这其中大部分涉事官员为网络举报。[1]微博反腐的突见成效让网民备受鼓舞，也让新闻界看到了希望。然而，如果由此断定舆论监督的春天悄然而至，或许有些盲目乐观。
一、2012，微博反腐何以走火？
从2007年5月王兴推出中国内地首个微博应用——饭否算起，到2012年底，国内微博技术的应用已走过5个年头。与其他的社交网站不同，微博一经流行，便被网民赋予反映民意及“舆论监督”的重任，各种“维权帖”和“揭黑帖”层出不穷并广为传播，甚至于一些上访无门、维权无力的网民将微博视为“救命的稻草”。2012年下半年以来，网民通过微博的反腐诉求更趋强烈，实名举报的频频出现便是明证。11月23日下午，黑龙江双城市电视台前女主播王德春微博实名举报，称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人大代表孙德江曾胁迫她保持不正当关系。这种“鱼死网破”式的微博实名举报更是让微博反腐超越了“舆论监督”的一般意义，涉及法律问题。总体来看，2012年的微博反腐广泛而深刻，且效果“相当显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点：
首先，微博传播的触手可及和强大的传播效果是微博反腐热的技术支撑。2012年7月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2]此次报告还显示出网民结构的些许变化，如低学历网民、农村网民及中老年网民数量的显著增加。另据新浪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芦义在2012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分享的运营数据，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超3亿，活跃用户中有60%通过移动终端登录。[3]虽然因为一人多号或同一用户注册多家微博等因素而无法统计出较确切的微博用户总数，但仍能给人很乐观的期许。这两份报告足以说明，微博让作为公民的个体用户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或者说，微博最大程度地赋予了公民发表事实和意见信息的话语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随着越来越多低学历、农村网民的“触网”和登录微博，被传统媒体长期漠视甚至歧视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的“照顾”。而草根阶层恰恰是改革中付出最大代价却受益最少的群体，因此对社会不公、公权腐败有着最痛彻的体会和最坚决的反抗意识。因此，维权帖和反腐帖不论是数量还是力度的增加都跟这个变化不无关系。另外，微博有着强大的传播效果。微博提供了一个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模式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式、相互交错型的巨大的信息、舆论场所，信息或舆情的散播迅捷而彻底，“蝴蝶效应”在微博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举报和民意的双重压力使得有关部门无法推诿和回避。[4]不雅视频被曝63小时，男主角雷政富即遭免职，这被网友戏称为微博反腐的“秒杀式”经典案例便足以证明微博反腐的力度和速度。
其次，转型期社会冲突的加剧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微博反腐热的时代语境。转型期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也是个很“投机”的概念。既然是转型，就为旧的制度和观念的继续生存留下了很大的借口，同时又给了新观念和新社会因子可能的生长空间。转型期是新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思维框架，也为很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路径。在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博弈都是必然的存在。对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矛盾和冲突尤为普遍和尖锐。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经济改革的红利迅速地向权贵阶层集中，缺失制度制衡的公权力肆无忌惮，贪腐横行。与此同时，随着信息的逐渐自由化传播尤其是普世价值的传播和滋生，民权意识得到初步启蒙，追求公平公正、制约公权的呼声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得到越来越热烈的回应。一方面是公权的极度膨胀，另一方面是民权的日渐觉醒，微博反腐热正是二者相互激荡的结果。
最后，2012年国内特殊的政治生态是微博反腐持续“高烧”的直接诱因。“重庆模式”的破产和党政领导人的权力交接不仅为过去一年国内诸多社会现实提供了最合理的注解，也势必会影响到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的走向。其中，“重庆模式”的破产避免了更大面积的“以权压法式”的悲剧事件的出现，也让法治中国的路径再次成为人们的共识。2012年9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对任建宇劳教的决定； 12月14日，兰州市检察院撤销对陈平福“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这两起“因言获罪”冤案的平反初步兑现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鼓舞了网民追求言论权利的热情，在中国新闻自由史上有着重要的标杆作用。另外，“换届年”所产生的特殊的政治气候也激发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或试探或期待地纷纷将身边的不公和腐败公之于众。尤其是在新一届高层领导人公开释放出反腐治贪、拓展改革等信号后，微博舆情更是异常活跃，“反腐帖”“举报帖”明显增多，被举报对象有“苍蝇”也有“老虎”。如2012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5]总之，长期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培养了民众较敏锐的“政治嗅觉”，尤其在权力更替的空隙，这种“政治解读”尤为活跃，微博反腐热潮正是民众把握政治生态、参与政治的结果。 二、微博反腐的边界和局限
微博反腐作为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也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形式，是在传统媒体舆论环境日益恶化和个体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双重背景下逐渐兴起的。在转型期的中国，以微博反腐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监督不仅具有约束公权、遏制腐败等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有着催生公民社会、倒逼政治改革或提升政治文明的重要社会意义。但不论对于新闻业的推动，还是对于社会制度的改进，微博反腐的舆论监督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且微博反腐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应理性审视。
以微博为主要阵地的网络反腐，其本质上还是舆论监督，要长期发挥网络舆情的威慑力，对公权力构成有效监督，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尤其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权的真正实现。回顾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历史，我们发现，舆论监督之所以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行政鼓励，尤其是当时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授权和支持。因此，传统媒体才得以纷纷扛起舆论监督的大旗，以深度报道和新闻调查等为主要方式，以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财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为主要阵地自觉担起了公共利益“看门狗”（watchdog）的社会公器角色。2001年关于“广西南丹矿难”的报道以及2002年关于“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的报道，都是这个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报道，也是舆论监督之大作。2003年、2004年，舆论监督的威慑力在既有政策空间内几乎达到顶点，比如《南方都市报》关于“非典”和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等。2004年9月，有关决策部门下发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6]此后，虽有“三鹿奶粉”和“山西假疫苗”等重磅报道相继出现，但总体上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逐渐走入低谷。2012年“两会”期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不赞成地方政府禁止异地监督的规定”。[7]虽然对于新闻界来说，这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但同时也印证了在过去几年中缺少政策支持的舆论监督步履维艰的状况。
回到网络语境下，微博之所以能在2012年掀起舆论监督的高潮，是因为受到行政力量的默许、鼓励和配合。自2007年、2008年以来，网络举报屡见不鲜，维权反腐信息也不少，但却没能如2012年这般密集，更没能像2012年这般“立竿见影”。当然，这里面有技术发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的认可和合作：没有纪检等权力机构的有效跟进和调查取证等，微博“反腐帖”即便转发量再大，也只能是舆情而已；或者刚进入传播界面，即遭删除、封号，发帖者还很有可能遭到被举报人或明或暗的报复。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匿名性”是微博或网络反腐的有利条件，但很多起“跨省追捕”事件却告诉人们，在一个公权力没有边界的地方，所谓的“匿名”其实并不存在。
由此，我们认为，即便是当下微博反腐很“热闹”，但没有相关制度或法律的保障，仅凭一时的政治气候，这种“热闹”能持续多久，得画个大大的问号。201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时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8]落实讲话精神，就意味着要彻底兑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尤其是《宪法》第35条中，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在内的政治自由权利；还有《宪法》第41条所规定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等权利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制裁。而只有有了制度或法律的倚仗和保护，微博等网络舆情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持久的稳定的威慑。
当然，“微博反腐”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实名举报”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的范畴，举报人要负相关法律责任；再如未经受过新闻专业训练或媒介素养偏低的网民因无法辨别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界限而很有可能以“反腐”的名义侵犯了个人隐私；另外，虚假信息、谣言、非理性言论等也是微博舆论空间的顽疾。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规制，更重要的有待于公民意识的成熟公共理性的生成。前民主社会的自由，指的是对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民主社会的自由，更侧重于社会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限度。[9]
参考文献：
[1] 刘一丁.十八大后多名官员涉嫌违纪被查 多为网络举报[N].新京报，2012-12-08.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207/t20120723_32497.htm，2012年12-17访问.
[3] 雅楠.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超3亿 6成活跃者使用移动端[EB/OL].http：//www.donews.com/net/201205/1229521.shtm，2012-12-17访问.
[4] 杨于泽.反腐微博仍未超出爆料的范畴[M].中国青年报，2012-12-11.
[5] 王向前，齐亚琼.罗昌平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或成微博反腐里程碑[N].河南商报，2012-12-08.
[6] 展江.舆论监督到了反弹时[J]民主与科学，2009（04）.
[7] 刘子瑜.柳斌杰不赞同禁止记者异地监督 扶持民营书店[N].新快报，2012 -03-06.
[8] 张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
[9]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M].赵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关键词：微博反腐 舆论监督 边界
以实名举报和直接批评为主要形式的微博反腐成了2012年国内最大“网事”。从陕西“微笑表哥”杨达才到广东“房叔”蔡彬，从重庆“不雅视频”的男主角雷政富到山东“离婚承诺书”当事人单增德，以及身陷 “包养门”事件的新疆乌苏公安局长齐放等等，经微博曝光、传统媒体跟进、纪检部门介入调查继而遭停职和受处分的地方要员一时间呈前赴后继之势。仅在党十八大结束后的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便相继有十几名官员“落马”，这其中好几位都是省厅级官员。而据公开的报道和资料显示，这其中大部分涉事官员为网络举报。[1]微博反腐的突见成效让网民备受鼓舞，也让新闻界看到了希望。然而，如果由此断定舆论监督的春天悄然而至，或许有些盲目乐观。
一、2012，微博反腐何以走火？
从2007年5月王兴推出中国内地首个微博应用——饭否算起，到2012年底，国内微博技术的应用已走过5个年头。与其他的社交网站不同，微博一经流行，便被网民赋予反映民意及“舆论监督”的重任，各种“维权帖”和“揭黑帖”层出不穷并广为传播，甚至于一些上访无门、维权无力的网民将微博视为“救命的稻草”。2012年下半年以来，网民通过微博的反腐诉求更趋强烈，实名举报的频频出现便是明证。11月23日下午，黑龙江双城市电视台前女主播王德春微博实名举报，称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人大代表孙德江曾胁迫她保持不正当关系。这种“鱼死网破”式的微博实名举报更是让微博反腐超越了“舆论监督”的一般意义，涉及法律问题。总体来看，2012年的微博反腐广泛而深刻，且效果“相当显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点：
首先，微博传播的触手可及和强大的传播效果是微博反腐热的技术支撑。2012年7月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2]此次报告还显示出网民结构的些许变化，如低学历网民、农村网民及中老年网民数量的显著增加。另据新浪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芦义在2012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分享的运营数据，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超3亿，活跃用户中有60%通过移动终端登录。[3]虽然因为一人多号或同一用户注册多家微博等因素而无法统计出较确切的微博用户总数，但仍能给人很乐观的期许。这两份报告足以说明，微博让作为公民的个体用户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或者说，微博最大程度地赋予了公民发表事实和意见信息的话语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随着越来越多低学历、农村网民的“触网”和登录微博，被传统媒体长期漠视甚至歧视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的“照顾”。而草根阶层恰恰是改革中付出最大代价却受益最少的群体，因此对社会不公、公权腐败有着最痛彻的体会和最坚决的反抗意识。因此，维权帖和反腐帖不论是数量还是力度的增加都跟这个变化不无关系。另外，微博有着强大的传播效果。微博提供了一个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模式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式、相互交错型的巨大的信息、舆论场所，信息或舆情的散播迅捷而彻底，“蝴蝶效应”在微博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举报和民意的双重压力使得有关部门无法推诿和回避。[4]不雅视频被曝63小时，男主角雷政富即遭免职，这被网友戏称为微博反腐的“秒杀式”经典案例便足以证明微博反腐的力度和速度。
其次，转型期社会冲突的加剧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微博反腐热的时代语境。转型期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也是个很“投机”的概念。既然是转型，就为旧的制度和观念的继续生存留下了很大的借口，同时又给了新观念和新社会因子可能的生长空间。转型期是新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思维框架，也为很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路径。在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博弈都是必然的存在。对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矛盾和冲突尤为普遍和尖锐。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经济改革的红利迅速地向权贵阶层集中，缺失制度制衡的公权力肆无忌惮，贪腐横行。与此同时，随着信息的逐渐自由化传播尤其是普世价值的传播和滋生，民权意识得到初步启蒙，追求公平公正、制约公权的呼声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得到越来越热烈的回应。一方面是公权的极度膨胀，另一方面是民权的日渐觉醒，微博反腐热正是二者相互激荡的结果。
最后，2012年国内特殊的政治生态是微博反腐持续“高烧”的直接诱因。“重庆模式”的破产和党政领导人的权力交接不仅为过去一年国内诸多社会现实提供了最合理的注解，也势必会影响到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的走向。其中，“重庆模式”的破产避免了更大面积的“以权压法式”的悲剧事件的出现，也让法治中国的路径再次成为人们的共识。2012年9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对任建宇劳教的决定； 12月14日，兰州市检察院撤销对陈平福“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这两起“因言获罪”冤案的平反初步兑现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鼓舞了网民追求言论权利的热情，在中国新闻自由史上有着重要的标杆作用。另外，“换届年”所产生的特殊的政治气候也激发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或试探或期待地纷纷将身边的不公和腐败公之于众。尤其是在新一届高层领导人公开释放出反腐治贪、拓展改革等信号后，微博舆情更是异常活跃，“反腐帖”“举报帖”明显增多，被举报对象有“苍蝇”也有“老虎”。如2012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5]总之，长期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培养了民众较敏锐的“政治嗅觉”，尤其在权力更替的空隙，这种“政治解读”尤为活跃，微博反腐热潮正是民众把握政治生态、参与政治的结果。 二、微博反腐的边界和局限
微博反腐作为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也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形式，是在传统媒体舆论环境日益恶化和个体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双重背景下逐渐兴起的。在转型期的中国，以微博反腐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监督不仅具有约束公权、遏制腐败等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有着催生公民社会、倒逼政治改革或提升政治文明的重要社会意义。但不论对于新闻业的推动，还是对于社会制度的改进，微博反腐的舆论监督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且微博反腐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应理性审视。
以微博为主要阵地的网络反腐，其本质上还是舆论监督，要长期发挥网络舆情的威慑力，对公权力构成有效监督，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尤其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权的真正实现。回顾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历史，我们发现，舆论监督之所以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行政鼓励，尤其是当时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授权和支持。因此，传统媒体才得以纷纷扛起舆论监督的大旗，以深度报道和新闻调查等为主要方式，以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财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为主要阵地自觉担起了公共利益“看门狗”（watchdog）的社会公器角色。2001年关于“广西南丹矿难”的报道以及2002年关于“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的报道，都是这个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报道，也是舆论监督之大作。2003年、2004年，舆论监督的威慑力在既有政策空间内几乎达到顶点，比如《南方都市报》关于“非典”和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等。2004年9月，有关决策部门下发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6]此后，虽有“三鹿奶粉”和“山西假疫苗”等重磅报道相继出现，但总体上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逐渐走入低谷。2012年“两会”期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不赞成地方政府禁止异地监督的规定”。[7]虽然对于新闻界来说，这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但同时也印证了在过去几年中缺少政策支持的舆论监督步履维艰的状况。
回到网络语境下，微博之所以能在2012年掀起舆论监督的高潮，是因为受到行政力量的默许、鼓励和配合。自2007年、2008年以来，网络举报屡见不鲜，维权反腐信息也不少，但却没能如2012年这般密集，更没能像2012年这般“立竿见影”。当然，这里面有技术发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的认可和合作：没有纪检等权力机构的有效跟进和调查取证等，微博“反腐帖”即便转发量再大，也只能是舆情而已；或者刚进入传播界面，即遭删除、封号，发帖者还很有可能遭到被举报人或明或暗的报复。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匿名性”是微博或网络反腐的有利条件，但很多起“跨省追捕”事件却告诉人们，在一个公权力没有边界的地方，所谓的“匿名”其实并不存在。
由此，我们认为，即便是当下微博反腐很“热闹”，但没有相关制度或法律的保障，仅凭一时的政治气候，这种“热闹”能持续多久，得画个大大的问号。201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时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8]落实讲话精神，就意味着要彻底兑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尤其是《宪法》第35条中，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在内的政治自由权利；还有《宪法》第41条所规定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等权利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制裁。而只有有了制度或法律的倚仗和保护，微博等网络舆情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持久的稳定的威慑。
当然，“微博反腐”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实名举报”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的范畴，举报人要负相关法律责任；再如未经受过新闻专业训练或媒介素养偏低的网民因无法辨别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界限而很有可能以“反腐”的名义侵犯了个人隐私；另外，虚假信息、谣言、非理性言论等也是微博舆论空间的顽疾。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规制，更重要的有待于公民意识的成熟公共理性的生成。前民主社会的自由，指的是对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民主社会的自由，更侧重于社会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限度。[9]
参考文献：
[1] 刘一丁.十八大后多名官员涉嫌违纪被查 多为网络举报[N].新京报，2012-12-08.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207/t20120723_32497.htm，2012年12-17访问.
[3] 雅楠.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超3亿 6成活跃者使用移动端[EB/OL].http：//www.donews.com/net/201205/1229521.shtm，2012-12-17访问.
[4] 杨于泽.反腐微博仍未超出爆料的范畴[M].中国青年报，2012-12-11.
[5] 王向前，齐亚琼.罗昌平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或成微博反腐里程碑[N].河南商报，2012-12-08.
[6] 展江.舆论监督到了反弹时[J]民主与科学，2009（04）.
[7] 刘子瑜.柳斌杰不赞同禁止记者异地监督 扶持民营书店[N].新快报，2012 -03-06.
[8] 张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
[9]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M].赵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