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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在担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编辑主任期间，一方面组织学界同仁，针砭教育时弊，讨论教育改革；一方面发表大量著述，阐述教育思想，其教育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革新色彩。然而，既存社会条件与自身编辑职业的限制，导致了理想与现实间的抵牾与距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讨论热潮背后的困境与无奈。
关键词：
周予同 编辑 《教育杂志》
一、周予同结缘《教育杂志》
周予同与教育结缘，始于大学求学时期，且是从编辑开始的。1916年，周予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读书期间即和同学发起平民教育社，创办《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积极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1921年秋毕业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先为编译所编译，后调至《教育杂志》。《教育杂志》系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教育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教育杂志》汇集了当时学界一大批有影响的编辑和作者群体，周予同即其中的代表。
周予同受命主编《教育杂志》之时，正值该刊处于发展困境的关键时刻。1920年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整个文化出版界受到各种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向以传统保守形象示人的商务印书馆的各类杂志，如《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面临着各类新式刊物的批评，《教育杂志》自然也未能幸免，所受攻击尤为猛烈。罗家伦在《新潮》上专门作文称，一些旧时杂志均是“市侩式的杂志”“最讨厌的莫过于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育杂志。这种杂志里面，虽也有过蒋梦麟黄炎培两君所著的几篇还算朴实点的东西，其余多半不堪问了”。[1]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责难，为避免被社会新潮遗弃，商务不得不开始“趋新”，对旗下的杂志进行改革。就《教育杂志》而言，1922年更换了此前的主编朱元善，开始由周予同担任，至1931年（其间曾由李石岑、唐越短时担任，但实际负责人仍为周），并将办刊宗旨定为“以提高教育学术之程度，扩大教育学术之范围”，语言文体上使用白话文，注重介绍现代西方、日本及苏俄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进展，针砭国内教育弊端，讨论学制改革与教育方法等。
主编《教育杂志》期间，周予同积极奔走，广泛联合教育学界同仁，大大扩展了《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体。一大批教育学家和著名学者纷纷赐稿，包括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郑振铎、顾颉刚、梁漱溟等。为扩大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中的影响，周予同主张可在杂志上连载小说，并约“有点教育界的经历、感受”的叶圣陶写作。叶所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在1928年完成后直接在《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栏目上连载12期。《倪焕之》的问世，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连载后，其单行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再版过12次。经过努力，《教育杂志》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周自己在当时教育学界和出版编辑界也赢得了相当的地位和声誉。
二、周予同的教育理想
主编《教育杂志》的同时，周予同也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著述，并分别在1933年、1934年相继出版了《中国学校制度》《中国现代教育史》等著作，阐发其主张。其教育及编辑思想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而形成的，是社会大变动与个人人生遭际共同作用的产物。他说：“我这种思想的发端，最初是由社会环境的悲剧所唤起的反感。后来由反感而怀疑，而求诸古代教育学说，不料历史上的教育学说又没有完满的解答。于是逞其妄想，造这乌托邦的教育制度。而近年俄德教育的改革，更助我思想的成功。”具体来说，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的来源：一是“社会环境的反动”。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并没有因为封建帝制的结束焕然一新，国内军阀专制横行，国外列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愈发严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中国依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挣扎。在周予同看来，“现实悲惨的社会引起了我良心上无限的痛苦”，因而从少年时期就“往往喜就社会的黑暗面着眼，到悲观的观察”，思考国家和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出路。在思考过程中，他的关注点逐渐集中在教育上，“我不知道这种社会的存在是否合于正义，若是不合于正义，为什么竖起指头自称教育家的人‘视若无睹’呢？”二是对以往种种教育学说的怀疑和不满。目光移至教育之上后，周开始研读以往的各种教育学说，希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但他失望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虽然有些言论也很澈底，但大多是一鳞一爪的……我有个疑问，若是教育目的不明瞭，教育制度不完全，就是方法很好，也不过为特殊阶级的人造幸福。”所以，读了教育思想史后，周的“怀疑更深，求解决的方法更切了”。三是“俄德革新的激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以德国十一月革命为代表的欧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激励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从俄德革命中努力寻找解放中国的道路。周自然亦不例外，不过他关注更多的是俄德革命措施中有关教育的解决途径。他发现俄德的教育措施正是自己理想中的教育主张，“平时妄想的教育制度，居然和世界最新的思潮相似”，这让他深受鼓舞，“真是落泪的快慰了”。[2]
周予同审视教育时有自己的独到视野与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纵贯的观察与社会横铺的检讨”。[3]首先，与其他简单就教育论教育的论说取向不同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周予同十分重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以为教育不能离社会而存在，也不能离社会而被认识；并且教育是社会的上层机构，不明了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迁，绝不能澈底明了这个社会的教育之变迁”。[4]他在剖析中国教育现状和弊端时，把中国当时整个经济组织、政治变迁加以概括说明。其次，在“历史的纵贯的观察”方面，同为历史学家的周予同自是十分关注和擅长。他在《中国学校制度》一书中认为：“叙述中国学校制度，至少在历史的纵贯的方面，当与读者以相当的助力。”所以，该书从“上古”时期（传说时代至春秋战国）至“现代”（清末以来），分四个时期来梳理中国学制的发展历史。他认为该书应称为《中国学校制度沿革史》。独有的历史眼光使他往往将中国现代教育问题放在长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正因如此，在任主编期间，《教育杂志》上刊载了许多有关教育史的文章，如陈东原的《中国教育之历史及其遗蜕》、陶希圣的《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等。 教育属上层建筑，并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周予同认为，解决教育之道不应停留在仅仅从教育本身入手，而应首先革新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在大的社会变革中追求实现教育改革和进步。所以，与其说阐述的是教育主张，毋宁说是一种社会改革思想。其激进、空想的色彩自然就浓厚了许多。他认为：“想使教育以全人类进化为目的，而免除一切利用的色彩，决不能仅就教育本身去解决，而非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着手不可。教育事业固然有许多可以用零碎解决的办法，但根本问题不能不采用总解决。因为怀抱这种空想的缘故，所以我对于教育的意见，近于革命的，而非改进的。”[5]相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其带有明显社会改良色彩，近似于社会革命理论的教育主张无疑是超前的，注定了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命运。
三、周予同的现实苦闷
除中国社会现状实际的不许之外，周予同个人的编辑职业特征和无奈也成为他实现教育理想的羁绊。他认为作为杂志编辑，思想与舆论的引导与批评是其应尽的天职，但有时也为现实环境所不许。因教育杂志社附属商务印书馆，而商务是经营出版的企业机关，为营业的关系，杂志社编辑也得有所顾忌。引导与批评势所不能，追随与敷衍心所不愿，于是他们陷入矛盾、苦闷的泥泞。
《教育杂志》1930年第22卷初设“论评”专栏，起初几期连续发表有《教育精神的独立自由化与教育制度的贫民民主化》《教育与官僚主义》等评论文章，用犀利的文字指责教育病态，颇得读者的好感。然而好景不长，国民政府为加强思想舆论控制，制定颁布“出版法”，限制言论自由。规定所有著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都须注册。商务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出版法”复印给周予同，三令五申强调须全盘遵照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开设不久的“论评”专栏只存续了十余期后就不得已停止。《教育杂志》也只好刊登国外学术的介绍与国内无关大体的建议文章。周予同为此感到相当苦闷：“当时我私人接到若干封青年们的询问与辱骂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么可答复呢？我只有恨我的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的牵累而已。”
心灰意冷的他对编辑职业不再抱有奢想，仅将其视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已。为解除此苦闷，周予同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组织专门的教育学术团体——教育学会，希望把自己的教育理想寄托在该组织上，“想由这学会产生一种理念与行动，以建做未来中国的教育轨辙”。但他随后发现，教育学会的人“对于国际与中国，既没有纵的历史观察，也没有横的社会讨索，他们坚持着主观的见地，将自己变成英雄与先知者样的人物，然而他们只是脱离大众的英雄与超越世间的先知者而已”，更严重的是，这些人只是把教育学会当做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他只好愤然退出，“回归到孤寂的编辑室里，仍然徘徊，仍然矛盾，仍然陷于苦闷的泥泞”。 [6]
周予同主编《教育杂志》，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当时西方学说大量引入，思想文化领域新旧思潮激烈碰撞，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思想得以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得到了很大解放。在教育领域，西方各种教育思潮涌入中国，教育界一时众说纷呈，主义繁多，呈现出热闹异常的景象。人们激于国危世衰，开始重视教育的平等权利，重视自主、自由健全人格的培养，大力倡导教育改革，从而实现教育救国。但这种众说纷呈、热闹异常的思潮背后，却存在着太多的游弋在中西之间、教育与社会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境。以周予同为例，他的教育理想近似于一种具有激进和空想色彩的社会革新理论，在当时现实社会条件下难以实现。同时，自身编辑职业的限制与无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抵牾与距离，也折射出了一位年轻编辑学人的苦闷与矛盾。
参考文献：
[1] 罗家伦.今日之中国杂志界[J].新潮，1919，1（4）：625-634.
[2] 周予同.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J].民铎杂志，1922，3（3）：1-13.
[3]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7.
[4] 周予同，刘真.中国教育现状之剖视[J].中学生，1933（41）：123-130.
[5] 周予同.谈马寅初先生整顿教育之我见[J].教育杂志，1922，14（2）：3.
[6] 周予同.忆教育杂志[J].东方杂志，1932，29（4）：1-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在担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编辑主任期间，一方面组织学界同仁，针砭教育时弊，讨论教育改革；一方面发表大量著述，阐述教育思想，其教育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革新色彩。然而，既存社会条件与自身编辑职业的限制，导致了理想与现实间的抵牾与距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讨论热潮背后的困境与无奈。
关键词：
周予同 编辑 《教育杂志》
一、周予同结缘《教育杂志》
周予同与教育结缘，始于大学求学时期，且是从编辑开始的。1916年，周予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读书期间即和同学发起平民教育社，创办《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积极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1921年秋毕业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先为编译所编译，后调至《教育杂志》。《教育杂志》系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它记录了中国近代教育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教育杂志》汇集了当时学界一大批有影响的编辑和作者群体，周予同即其中的代表。
周予同受命主编《教育杂志》之时，正值该刊处于发展困境的关键时刻。1920年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整个文化出版界受到各种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向以传统保守形象示人的商务印书馆的各类杂志，如《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面临着各类新式刊物的批评，《教育杂志》自然也未能幸免，所受攻击尤为猛烈。罗家伦在《新潮》上专门作文称，一些旧时杂志均是“市侩式的杂志”“最讨厌的莫过于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育杂志。这种杂志里面，虽也有过蒋梦麟黄炎培两君所著的几篇还算朴实点的东西，其余多半不堪问了”。[1]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责难，为避免被社会新潮遗弃，商务不得不开始“趋新”，对旗下的杂志进行改革。就《教育杂志》而言，1922年更换了此前的主编朱元善，开始由周予同担任，至1931年（其间曾由李石岑、唐越短时担任，但实际负责人仍为周），并将办刊宗旨定为“以提高教育学术之程度，扩大教育学术之范围”，语言文体上使用白话文，注重介绍现代西方、日本及苏俄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进展，针砭国内教育弊端，讨论学制改革与教育方法等。
主编《教育杂志》期间，周予同积极奔走，广泛联合教育学界同仁，大大扩展了《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体。一大批教育学家和著名学者纷纷赐稿，包括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郑振铎、顾颉刚、梁漱溟等。为扩大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中的影响，周予同主张可在杂志上连载小说，并约“有点教育界的经历、感受”的叶圣陶写作。叶所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在1928年完成后直接在《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栏目上连载12期。《倪焕之》的问世，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连载后，其单行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再版过12次。经过努力，《教育杂志》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周自己在当时教育学界和出版编辑界也赢得了相当的地位和声誉。
二、周予同的教育理想
主编《教育杂志》的同时，周予同也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著述，并分别在1933年、1934年相继出版了《中国学校制度》《中国现代教育史》等著作，阐发其主张。其教育及编辑思想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而形成的，是社会大变动与个人人生遭际共同作用的产物。他说：“我这种思想的发端，最初是由社会环境的悲剧所唤起的反感。后来由反感而怀疑，而求诸古代教育学说，不料历史上的教育学说又没有完满的解答。于是逞其妄想，造这乌托邦的教育制度。而近年俄德教育的改革，更助我思想的成功。”具体来说，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的来源：一是“社会环境的反动”。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并没有因为封建帝制的结束焕然一新，国内军阀专制横行，国外列强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愈发严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中国依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挣扎。在周予同看来，“现实悲惨的社会引起了我良心上无限的痛苦”，因而从少年时期就“往往喜就社会的黑暗面着眼，到悲观的观察”，思考国家和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出路。在思考过程中，他的关注点逐渐集中在教育上，“我不知道这种社会的存在是否合于正义，若是不合于正义，为什么竖起指头自称教育家的人‘视若无睹’呢？”二是对以往种种教育学说的怀疑和不满。目光移至教育之上后，周开始研读以往的各种教育学说，希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但他失望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虽然有些言论也很澈底，但大多是一鳞一爪的……我有个疑问，若是教育目的不明瞭，教育制度不完全，就是方法很好，也不过为特殊阶级的人造幸福。”所以，读了教育思想史后，周的“怀疑更深，求解决的方法更切了”。三是“俄德革新的激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以德国十一月革命为代表的欧亚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激励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从俄德革命中努力寻找解放中国的道路。周自然亦不例外，不过他关注更多的是俄德革命措施中有关教育的解决途径。他发现俄德的教育措施正是自己理想中的教育主张，“平时妄想的教育制度，居然和世界最新的思潮相似”，这让他深受鼓舞，“真是落泪的快慰了”。[2]
周予同审视教育时有自己的独到视野与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纵贯的观察与社会横铺的检讨”。[3]首先，与其他简单就教育论教育的论说取向不同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周予同十分重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以为教育不能离社会而存在，也不能离社会而被认识；并且教育是社会的上层机构，不明了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迁，绝不能澈底明了这个社会的教育之变迁”。[4]他在剖析中国教育现状和弊端时，把中国当时整个经济组织、政治变迁加以概括说明。其次，在“历史的纵贯的观察”方面，同为历史学家的周予同自是十分关注和擅长。他在《中国学校制度》一书中认为：“叙述中国学校制度，至少在历史的纵贯的方面，当与读者以相当的助力。”所以，该书从“上古”时期（传说时代至春秋战国）至“现代”（清末以来），分四个时期来梳理中国学制的发展历史。他认为该书应称为《中国学校制度沿革史》。独有的历史眼光使他往往将中国现代教育问题放在长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正因如此，在任主编期间，《教育杂志》上刊载了许多有关教育史的文章，如陈东原的《中国教育之历史及其遗蜕》、陶希圣的《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等。 教育属上层建筑，并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周予同认为，解决教育之道不应停留在仅仅从教育本身入手，而应首先革新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在大的社会变革中追求实现教育改革和进步。所以，与其说阐述的是教育主张，毋宁说是一种社会改革思想。其激进、空想的色彩自然就浓厚了许多。他认为：“想使教育以全人类进化为目的，而免除一切利用的色彩，决不能仅就教育本身去解决，而非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着手不可。教育事业固然有许多可以用零碎解决的办法，但根本问题不能不采用总解决。因为怀抱这种空想的缘故，所以我对于教育的意见，近于革命的，而非改进的。”[5]相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其带有明显社会改良色彩，近似于社会革命理论的教育主张无疑是超前的，注定了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命运。
三、周予同的现实苦闷
除中国社会现状实际的不许之外，周予同个人的编辑职业特征和无奈也成为他实现教育理想的羁绊。他认为作为杂志编辑，思想与舆论的引导与批评是其应尽的天职，但有时也为现实环境所不许。因教育杂志社附属商务印书馆，而商务是经营出版的企业机关，为营业的关系，杂志社编辑也得有所顾忌。引导与批评势所不能，追随与敷衍心所不愿，于是他们陷入矛盾、苦闷的泥泞。
《教育杂志》1930年第22卷初设“论评”专栏，起初几期连续发表有《教育精神的独立自由化与教育制度的贫民民主化》《教育与官僚主义》等评论文章，用犀利的文字指责教育病态，颇得读者的好感。然而好景不长，国民政府为加强思想舆论控制，制定颁布“出版法”，限制言论自由。规定所有著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都须注册。商务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出版法”复印给周予同，三令五申强调须全盘遵照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开设不久的“论评”专栏只存续了十余期后就不得已停止。《教育杂志》也只好刊登国外学术的介绍与国内无关大体的建议文章。周予同为此感到相当苦闷：“当时我私人接到若干封青年们的询问与辱骂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么可答复呢？我只有恨我的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的牵累而已。”
心灰意冷的他对编辑职业不再抱有奢想，仅将其视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已。为解除此苦闷，周予同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组织专门的教育学术团体——教育学会，希望把自己的教育理想寄托在该组织上，“想由这学会产生一种理念与行动，以建做未来中国的教育轨辙”。但他随后发现，教育学会的人“对于国际与中国，既没有纵的历史观察，也没有横的社会讨索，他们坚持着主观的见地，将自己变成英雄与先知者样的人物，然而他们只是脱离大众的英雄与超越世间的先知者而已”，更严重的是，这些人只是把教育学会当做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他只好愤然退出，“回归到孤寂的编辑室里，仍然徘徊，仍然矛盾，仍然陷于苦闷的泥泞”。 [6]
周予同主编《教育杂志》，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当时西方学说大量引入，思想文化领域新旧思潮激烈碰撞，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思想得以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得到了很大解放。在教育领域，西方各种教育思潮涌入中国，教育界一时众说纷呈，主义繁多，呈现出热闹异常的景象。人们激于国危世衰，开始重视教育的平等权利，重视自主、自由健全人格的培养，大力倡导教育改革，从而实现教育救国。但这种众说纷呈、热闹异常的思潮背后，却存在着太多的游弋在中西之间、教育与社会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境。以周予同为例，他的教育理想近似于一种具有激进和空想色彩的社会革新理论，在当时现实社会条件下难以实现。同时，自身编辑职业的限制与无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抵牾与距离，也折射出了一位年轻编辑学人的苦闷与矛盾。
参考文献：
[1] 罗家伦.今日之中国杂志界[J].新潮，1919，1（4）：625-634.
[2] 周予同.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J].民铎杂志，1922，3（3）：1-13.
[3]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7.
[4] 周予同，刘真.中国教育现状之剖视[J].中学生，1933（41）：123-130.
[5] 周予同.谈马寅初先生整顿教育之我见[J].教育杂志，1922，14（2）：3.
[6] 周予同.忆教育杂志[J].东方杂志，1932，29（4）：1-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