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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浪潮冲击了每一个人，总体而言，工人利益损失是最大的，工人不再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阶级，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庞大群体。
新中国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创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学者黄纪苏称：中国革命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壮大靠的却是中国革命成功。
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是政治化进程的产物，老工人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与国企管理者一样，都以生产资料的主人身份出现。通过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企管理体制，老工人和干部阶层被尽可能紧密捏合在一起，在生产中锻造出某种主人翁精神。在后来国企改制中，老工人往往将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斥为败家，即是这种精神的回响。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商品化”的反动。老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单位既是工作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的依托。政治进程可以造就老工人，也可以摧毁老工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掩盖了工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工人真实的集体意识。随着意识形态转变，老工人与干部阶层表面的平等瞬间消逝，国企管理者迅速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变现为剩余索取权，以不同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老工人的反抗则表现为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旷工等。这导致了国企效率的降低，为激进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在私有化过程中，工人和干部共同参加生产管理的一页翻了过去，翻页过程中，工人意识到“工人阶级”概念的含义，寻找到了集体认同，但为时已晚。
老工人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平等，有全民和集体企业职工之分，后者在福利上稍有逊色。这种不平等在当时不明显，到国企改制时才表现为在工龄买断等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成为改制过程中对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新工人”这个概念越来越多被使用，但还不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范畴，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么，谁是新工人呢？
學者潘毅提出，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有数据显示，国企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7544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382万人，差额为5162万人，这5000多万人即为下岗和转制工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方式类同于进城的农民工，又与农民工存在直接的竞争，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显然略逊一筹，对农民工抢占工作岗位、拉低工资水平多有抱怨。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基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具备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农民工无法企及的。
如果以计划经济时代老工人为参照，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计划经济年代无法复制，老工人的社会地位同样是今天的国企工人无法比拟的。高收入的国企职工并非一线工人。全国总工会2010年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未涨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这一差距为1.18倍。今天的国企已蜕变为纯粹的营利机构，两千多万国企工人已泯然众人矣。还有一部分论者口中的新工人仅指农民工。他们主张用“新工人”这一称谓的理由是，为农民工争取产业工人地位，打消一些人对农民工还能回到农村的幻想。潘毅的概括是：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成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
新中国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创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学者黄纪苏称：中国革命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壮大靠的却是中国革命成功。
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是政治化进程的产物，老工人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与国企管理者一样，都以生产资料的主人身份出现。通过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企管理体制，老工人和干部阶层被尽可能紧密捏合在一起，在生产中锻造出某种主人翁精神。在后来国企改制中，老工人往往将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斥为败家，即是这种精神的回响。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商品化”的反动。老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单位既是工作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的依托。政治进程可以造就老工人，也可以摧毁老工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掩盖了工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工人真实的集体意识。随着意识形态转变，老工人与干部阶层表面的平等瞬间消逝，国企管理者迅速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变现为剩余索取权，以不同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老工人的反抗则表现为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旷工等。这导致了国企效率的降低，为激进私有化提供了借口。在私有化过程中，工人和干部共同参加生产管理的一页翻了过去，翻页过程中，工人意识到“工人阶级”概念的含义，寻找到了集体认同，但为时已晚。
老工人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平等，有全民和集体企业职工之分，后者在福利上稍有逊色。这种不平等在当时不明显，到国企改制时才表现为在工龄买断等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成为改制过程中对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新工人”这个概念越来越多被使用，但还不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范畴，不同的人用“新工人”指代不同的人群。那么，谁是新工人呢？
學者潘毅提出，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有数据显示，国企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7544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382万人，差额为5162万人，这5000多万人即为下岗和转制工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方式类同于进城的农民工，又与农民工存在直接的竞争，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显然略逊一筹，对农民工抢占工作岗位、拉低工资水平多有抱怨。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基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具备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农民工无法企及的。
如果以计划经济时代老工人为参照，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工人都是“新工人”。计划经济年代无法复制，老工人的社会地位同样是今天的国企工人无法比拟的。高收入的国企职工并非一线工人。全国总工会2010年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未涨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相差近18倍——1979年，这一差距为1.18倍。今天的国企已蜕变为纯粹的营利机构，两千多万国企工人已泯然众人矣。还有一部分论者口中的新工人仅指农民工。他们主张用“新工人”这一称谓的理由是，为农民工争取产业工人地位，打消一些人对农民工还能回到农村的幻想。潘毅的概括是：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成工人。
也许，对“新工人”进行界定并非紧要的任务，紧要的是认识到工人群体分裂和孱弱的现状，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他们的境况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