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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湖
2004年，王朔就开始替人讨薪。“咱不指着这个挣大钱，但出去了也不能让人家把咱当成要饭的”。王朔说这话时显得很谦虚，找他帮忙讨薪的人，什么经济条件的都有，但他，应该算个有钱人。
王朔和朋友在沈阳合伙开了一家当铺，300多平米的临街门市。6米多高的大理石外立面，把两层店面套在一起，中心是一个繁体的“当”字，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公安系统联网”指示牌，再无其他装饰。当铺门口停着两辆款式相同的奔驰吉普车，一黑一白，所有要进当铺的人，都必须从它们旁边经过。
推开门，刚刚的压迫感随之消失。柔和明亮的光线，乳白色的地砖，高档的水晶吊灯和布艺沙发让人感觉很舒服。王朔说，当铺始于南朝，那个时候来的都是迫于生计的穷人，而现在都是些着急用钱的生意人，他们不会真的当掉东西，只是短期资金周转，所以这里不能寒酸。
王朔有些发福，但一米八的个头还是让他看上去很健壮。小手指粗细的黄金项链在黑色西服的映衬下，格外抢眼。长期工作在当铺的有5个人，他们对王朔十分礼敬，“王哥”几乎是整间当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讨薪策划师？听说过，但这不能当职业，要不然饿死了，还拿什么替别人要钱！”王朔只有在年终岁尾才做讨薪生意，平日还是靠当铺赚钱。这个时节，建筑和服务行业都在开工，又不是工程款的结算期，所以讨薪的活是淡季。
在王朔的讨薪团队，有两个律师和十七八个残疾人，没有活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讨薪的事，他们就由律师带队，领着单拐、双拐还有轮椅的残疾人兵分几路奔赴讨薪现场。找到欠款的单位或个人，就不论白天黑夜的跟在他们身边，或守在单位门口，除了打标语念口号之外，什么也不做，内容也就是“欠债还钱”“工作辛苦，回家过年”“保护残疾人家庭”之类的话。因为去的都是残疾人，对方不敢说也不敢拦，况且还有律师跟着，要是一个动作不小心，或说错一句话，都可能被揪住小辫子。现在的人都很看重信誉，尤其是建筑和服务行业，如果在门口有这么一群讨薪人，恐怕就没生意了，欠薪方只好乖乖把欠款还清。
虽然方法老套，又难逃无赖之嫌，但王朔认为，“背井离乡赚点钱不容易，对于那些干事不讲究的人，就得用不讲究的手腕对付。”
讨薪成功后，王朔的讨薪团队会获得两成的佣金。他说这些钱不全是给他的，里面还有讨薪过程中的人头车马费，到他手里其实剩不下几个钱。但他喜欢干这个事，觉得自己有点像罗宾汉，让工人兄弟挺起腰板要工资，而且不用亲自讨薪，这也减少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
也是受害者
王朔对“讨薪策划师”这个称号不以为然，但他确实是讨薪界的前辈。早在2005年，他就开始导演讨薪示威，不是为别人，而是给自己。
那时王朔刚开始做生意，和家人东挪西凑了二十几万，从浙江拿到了一个涂料品牌的代理，在给承建方供货的同时，也是18个刷墙民工的包工头。
熟人引荐下，王朔接了一单在沈阳粉刷楼盘内外墙的活。原本是一桩好生意，但结账时，承建方的老板却以房子没开盘为由，让他等到过完年再清算。让王朔意想不到的是，还没等到腊月，老板就收工走人了，剩下的销售方一口咬定已经和承建方清了账，没义务再给王朔钱。
王朔没钱给工人开工资，拿不到工资的民工们很激动，用涂料在楼盘外墙刷出十多米长的“欠债还钱”，还和楼盘的销售经理动了手。这非但没有讨回工资，还惹恼了销售方，声称如果不还原外墙和赔医药费，就要去法院告王朔伙同民工“破坏他人财产”和“蓄意伤人”。无计可施的王朔，只好重新刷了墙，又出了4000块钱医药费，这件事才算平息。
讨薪未成的民工只能死死盯住王朔，除了回老家过年的，剩下5个民工代表都搬到王朔家住，还有人把家人也叫来了。到晚上睡觉时，双人床上挤4个人，连翻个身都困难，地上还有打地铺的，厨房和厕所堆满了工具，90多平的房子挤得没处下脚。无奈之下，王朔把妻子和女儿送回了娘家，连过年都没敢去见见她们，“那可是我过得最热闹的春节”。
要不回工程款，不但开不出工资，王朔好不容易谈下的涂料代理也丢了。2005年，除了要账，他无事可做。
弱兵最强
王朔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正规途径讨薪。给予他信心的是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2000多元工钱，震动全国。这些举措让王朔这样的“被欠薪”者，看到了希望。
但实际操作则远比想象困难。王朔求助过的律师说，解决一个欠薪案最长需要二三年的时间，每个工人的材料都有一本书厚。再加上农民工流动性大，当时又没有劳动合同，这一连串的困难让王朔望而却步。
到了2006年春节前夕，看着原来工地上的二期、三期逐个开盘，王朔终于无法等待了，他决定和开发商撕破脸，用更激进的方法去讨要，“我那时候觉得，和气生财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和他们闹一场。”
大年初六，王朔拿着一张17.5万元的工资欠条和供料合同，带上二十几个民工和家属集结到售楼处，在周围挂上了“开发商没诚信，拖欠民工工资！”“黑心老板不得好死……”的红字条幅，挑几个大嗓门配上话筒，在售楼处门口叫喊讨薪之类的话。
因为有上一次的教训，王朔在讨薪前对工友和家属做了培训，要求“只动口，不动手”，目的是搅和开发商生意，逼他们还薪，如果能吸引到政府和媒体，那就更好了。
寒冬腊月，所有讨薪人都在忍着寒冷，等待着上一年的辛苦钱。不过，焦急的可不只他们，开发商这两天没接到一个订单，民警、记者和看热闹的人倒是接待了不少。王朔终于看见了希望，“以前都是我求着他们谈，现在是他们主动找我了。”
王朔原本不想带工友的家属来，“妇孕老弱残”的组合确实让他担忧。但事实证明，他们才是讨薪成功的关键。面对这些站都站不住的债主，开发商也像得了软骨病，恨不得把他们都“拱起来”，盒饭、热水一趟趟的送过来，生怕在自家门口出个三长两短。 方法奏效了，僵持三天后，人间蒸发了一年的建筑老板打来电话，主动提出还清欠账。王朔不放心老板的为人，找了几个工友一同去取钱。在开发公司销售经理的协调下，承建老板偿还了拖欠王朔和农民工80余万欠款。
“等了300天，门口站3天就要回来了！”王朔感慨不已。
不想再赚这份钱
正是这次讨薪改变了王朔的事业规划，让他的职业从此和年复一年不断上演的民间讨薪大戏紧紧结合在一起，当上了一出出本不该出现的闹剧的“策划师”。
“不给钱，找王朔”成了沈阳民工讨薪时的又一选项。从2006年开始，王朔每到年底至少都会接七八个给民工讨薪的活。“如果不是山穷水尽他们不会找我，我必须全力以赴”，至今，三十多次为民工讨薪，王朔从未让人空手而回。
示威讨薪让王朔赚了不少钱，但他现在却不想再赚了。
组织一个讨薪团队花费的成本很高，一个律师带十个残疾人，一天的费用就近2500元。这些钱都要从索回的工资里出，对于民工来说，这不是笔小数目。王朔不想让民工们为难，所以每次讨薪前都会先动用自己的人脉，打出关系牌和亲情牌。只要是不用讨薪团，他都会免费给民工帮忙。
王朔的当铺开业后，他便不再收讨薪者的佣金，而是借钱给欠薪者，抵其固定资产或商品，先让工资正常发下来，渡过难关后，再收回借款和利息。
2011年，一家三星级酒店的三十多个服务员找到王朔，请他帮忙讨要拖欠了11个月的奖金。王朔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在晚上8点多钟，一个人去探了一下拖欠工资的酒店。原来这家酒店已经停业翻修半年了，再有两三个月就能复业，老板并非恶意欠薪而是资金都投在装修上，只有等到开业才有能力还清工资。
一边是讨薪的弱势群体，一边是资本凝固的企业老板，面对这种死循环，当铺就做了润滑剂。通过游说，酒店老板用60台液晶电视和15万元酒店代金卷，向王朔抵押了20万现金，支付部分拖欠的工资，并承诺剩余欠薪，在酒店开业后再如数补发。
如今，王朔成了讨薪民工心中的大人物，大家都知道他会“闹”，但他却希望息事宁人，让维权回归到法制渠道，在情理法的框架内，通过协商和平解决问题。
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所有讨薪人一把尚方宝剑，其中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也有了清晰的界定，这对恶意欠薪者，无疑是一种威慑和一记重拳。“毕竟，依法维权才是正路，我做的都是旁门左道。”王朔说。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王朔为化名）W
2004年，王朔就开始替人讨薪。“咱不指着这个挣大钱，但出去了也不能让人家把咱当成要饭的”。王朔说这话时显得很谦虚，找他帮忙讨薪的人，什么经济条件的都有，但他，应该算个有钱人。
王朔和朋友在沈阳合伙开了一家当铺，300多平米的临街门市。6米多高的大理石外立面，把两层店面套在一起，中心是一个繁体的“当”字，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公安系统联网”指示牌，再无其他装饰。当铺门口停着两辆款式相同的奔驰吉普车，一黑一白，所有要进当铺的人，都必须从它们旁边经过。
推开门，刚刚的压迫感随之消失。柔和明亮的光线，乳白色的地砖，高档的水晶吊灯和布艺沙发让人感觉很舒服。王朔说，当铺始于南朝，那个时候来的都是迫于生计的穷人，而现在都是些着急用钱的生意人，他们不会真的当掉东西，只是短期资金周转，所以这里不能寒酸。
王朔有些发福，但一米八的个头还是让他看上去很健壮。小手指粗细的黄金项链在黑色西服的映衬下，格外抢眼。长期工作在当铺的有5个人，他们对王朔十分礼敬，“王哥”几乎是整间当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讨薪策划师？听说过，但这不能当职业，要不然饿死了，还拿什么替别人要钱！”王朔只有在年终岁尾才做讨薪生意，平日还是靠当铺赚钱。这个时节，建筑和服务行业都在开工，又不是工程款的结算期，所以讨薪的活是淡季。
在王朔的讨薪团队，有两个律师和十七八个残疾人，没有活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讨薪的事，他们就由律师带队，领着单拐、双拐还有轮椅的残疾人兵分几路奔赴讨薪现场。找到欠款的单位或个人，就不论白天黑夜的跟在他们身边，或守在单位门口，除了打标语念口号之外，什么也不做，内容也就是“欠债还钱”“工作辛苦，回家过年”“保护残疾人家庭”之类的话。因为去的都是残疾人，对方不敢说也不敢拦，况且还有律师跟着，要是一个动作不小心，或说错一句话，都可能被揪住小辫子。现在的人都很看重信誉，尤其是建筑和服务行业，如果在门口有这么一群讨薪人，恐怕就没生意了，欠薪方只好乖乖把欠款还清。
虽然方法老套，又难逃无赖之嫌，但王朔认为，“背井离乡赚点钱不容易，对于那些干事不讲究的人，就得用不讲究的手腕对付。”
讨薪成功后，王朔的讨薪团队会获得两成的佣金。他说这些钱不全是给他的，里面还有讨薪过程中的人头车马费，到他手里其实剩不下几个钱。但他喜欢干这个事，觉得自己有点像罗宾汉，让工人兄弟挺起腰板要工资，而且不用亲自讨薪，这也减少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
也是受害者
王朔对“讨薪策划师”这个称号不以为然，但他确实是讨薪界的前辈。早在2005年，他就开始导演讨薪示威，不是为别人，而是给自己。
那时王朔刚开始做生意，和家人东挪西凑了二十几万，从浙江拿到了一个涂料品牌的代理，在给承建方供货的同时，也是18个刷墙民工的包工头。
熟人引荐下，王朔接了一单在沈阳粉刷楼盘内外墙的活。原本是一桩好生意，但结账时，承建方的老板却以房子没开盘为由，让他等到过完年再清算。让王朔意想不到的是，还没等到腊月，老板就收工走人了，剩下的销售方一口咬定已经和承建方清了账，没义务再给王朔钱。
王朔没钱给工人开工资，拿不到工资的民工们很激动，用涂料在楼盘外墙刷出十多米长的“欠债还钱”，还和楼盘的销售经理动了手。这非但没有讨回工资，还惹恼了销售方，声称如果不还原外墙和赔医药费，就要去法院告王朔伙同民工“破坏他人财产”和“蓄意伤人”。无计可施的王朔，只好重新刷了墙，又出了4000块钱医药费，这件事才算平息。
讨薪未成的民工只能死死盯住王朔，除了回老家过年的，剩下5个民工代表都搬到王朔家住，还有人把家人也叫来了。到晚上睡觉时，双人床上挤4个人，连翻个身都困难，地上还有打地铺的，厨房和厕所堆满了工具，90多平的房子挤得没处下脚。无奈之下，王朔把妻子和女儿送回了娘家，连过年都没敢去见见她们，“那可是我过得最热闹的春节”。
要不回工程款，不但开不出工资，王朔好不容易谈下的涂料代理也丢了。2005年，除了要账，他无事可做。
弱兵最强
王朔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正规途径讨薪。给予他信心的是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2000多元工钱，震动全国。这些举措让王朔这样的“被欠薪”者，看到了希望。
但实际操作则远比想象困难。王朔求助过的律师说，解决一个欠薪案最长需要二三年的时间，每个工人的材料都有一本书厚。再加上农民工流动性大，当时又没有劳动合同，这一连串的困难让王朔望而却步。
到了2006年春节前夕，看着原来工地上的二期、三期逐个开盘，王朔终于无法等待了，他决定和开发商撕破脸，用更激进的方法去讨要，“我那时候觉得，和气生财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和他们闹一场。”
大年初六，王朔拿着一张17.5万元的工资欠条和供料合同，带上二十几个民工和家属集结到售楼处，在周围挂上了“开发商没诚信，拖欠民工工资！”“黑心老板不得好死……”的红字条幅，挑几个大嗓门配上话筒，在售楼处门口叫喊讨薪之类的话。
因为有上一次的教训，王朔在讨薪前对工友和家属做了培训，要求“只动口，不动手”，目的是搅和开发商生意，逼他们还薪，如果能吸引到政府和媒体，那就更好了。
寒冬腊月，所有讨薪人都在忍着寒冷，等待着上一年的辛苦钱。不过，焦急的可不只他们，开发商这两天没接到一个订单，民警、记者和看热闹的人倒是接待了不少。王朔终于看见了希望，“以前都是我求着他们谈，现在是他们主动找我了。”
王朔原本不想带工友的家属来，“妇孕老弱残”的组合确实让他担忧。但事实证明，他们才是讨薪成功的关键。面对这些站都站不住的债主，开发商也像得了软骨病，恨不得把他们都“拱起来”，盒饭、热水一趟趟的送过来，生怕在自家门口出个三长两短。 方法奏效了，僵持三天后，人间蒸发了一年的建筑老板打来电话，主动提出还清欠账。王朔不放心老板的为人，找了几个工友一同去取钱。在开发公司销售经理的协调下，承建老板偿还了拖欠王朔和农民工80余万欠款。
“等了300天，门口站3天就要回来了！”王朔感慨不已。
不想再赚这份钱
正是这次讨薪改变了王朔的事业规划，让他的职业从此和年复一年不断上演的民间讨薪大戏紧紧结合在一起，当上了一出出本不该出现的闹剧的“策划师”。
“不给钱，找王朔”成了沈阳民工讨薪时的又一选项。从2006年开始，王朔每到年底至少都会接七八个给民工讨薪的活。“如果不是山穷水尽他们不会找我，我必须全力以赴”，至今，三十多次为民工讨薪，王朔从未让人空手而回。
示威讨薪让王朔赚了不少钱，但他现在却不想再赚了。
组织一个讨薪团队花费的成本很高，一个律师带十个残疾人，一天的费用就近2500元。这些钱都要从索回的工资里出，对于民工来说，这不是笔小数目。王朔不想让民工们为难，所以每次讨薪前都会先动用自己的人脉，打出关系牌和亲情牌。只要是不用讨薪团，他都会免费给民工帮忙。
王朔的当铺开业后，他便不再收讨薪者的佣金，而是借钱给欠薪者，抵其固定资产或商品，先让工资正常发下来，渡过难关后，再收回借款和利息。
2011年，一家三星级酒店的三十多个服务员找到王朔，请他帮忙讨要拖欠了11个月的奖金。王朔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在晚上8点多钟，一个人去探了一下拖欠工资的酒店。原来这家酒店已经停业翻修半年了，再有两三个月就能复业，老板并非恶意欠薪而是资金都投在装修上，只有等到开业才有能力还清工资。
一边是讨薪的弱势群体，一边是资本凝固的企业老板，面对这种死循环，当铺就做了润滑剂。通过游说，酒店老板用60台液晶电视和15万元酒店代金卷，向王朔抵押了20万现金，支付部分拖欠的工资，并承诺剩余欠薪，在酒店开业后再如数补发。
如今，王朔成了讨薪民工心中的大人物，大家都知道他会“闹”，但他却希望息事宁人，让维权回归到法制渠道，在情理法的框架内，通过协商和平解决问题。
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所有讨薪人一把尚方宝剑，其中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也有了清晰的界定，这对恶意欠薪者，无疑是一种威慑和一记重拳。“毕竟，依法维权才是正路，我做的都是旁门左道。”王朔说。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王朔为化名）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