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费老在其中提出了“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等著名的概念。本文认为费老仍然站在结构功能论视角上,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结构的格局上。文中在整理和归纳费老所指的社会结构格局的基础上沿着费老治学的精神,提出了构建“同乡联合”这一概念。
关键词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 同乡联合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174-01
学习专业知识两个层面的努力不可以缺少,一是处在最上端的理论学习。概论和概述的学习是必要的,但能真正接触到最本真最原始的还是作者的原著,特别是奠定学科基础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是接触最下端的实践,包括社会观察、社会调查等等方面的社会参与。作为一名大学生,特别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大学生,阅读原典应该是学习专业理论和培养专业素养的基础。
面对如此多的社会学专著,我选择了费孝通费老的《乡土中国》。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基于中国社会而总结归纳建构而出的理论。社会学经典著作大部分都是西方学者的作品,基于的是我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西方社会。他们的理论建构思路、看待问题的视角、研究方法和原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研究者。但由于对他们理论根深于的社会缺乏了解和接触,觉得自己永远在读一个作者描绘出的世界。永远在思想层面漂浮着,找不到可以落脚站得稳稳当当的地方。而费老的《乡土中国》描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社会,而我“生于斯,长于斯”。很多社会事实或现象即使我没经历过也见过听说过,真的是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一些由社会规范、社会结构衍生而出的一些立足于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技巧。费老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也说,“它(《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中提炼出的一些概念。”为了更好的理解费老的研究和思想,我还参阅了费老在书中提到的书籍和资料,比如,《生育制度》、《江村经济》:还有费老其他论文,比如,《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我阅读的这本《乡土中国》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8年10月第一版,应该是目前最新版的《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将其汇编入《人民文库》,并在出版前言上说,“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在当下仍具有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作为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作出这样的评价应该可以代表官方给予了费老和《乡土中国》的极高肯定。当然,费老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学界已经有所推崇,无需再有官方的评价。
费老在后记中强调说,《乡土中国》和之前研究的不同,“《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并指出《乡土中国》是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而撰写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形成比较。虽然费老强调自己在《乡土中国》中进行的是比较研究,但在全书中到处可以看到从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的视角。在最影响后人的《差序格局》这一篇中,费老在讨论“私”的问题时说,在中国“从上(城市)至下没有不害这个毛病的”,“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不仅仅在讨论“私”的问题上,费老是从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上考虑的,在讨论“愚”的问题(《论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时费老就指明“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还有讨论乡村道德问题(《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讨论权利和民主问题(《长老统治》)等等,中费老最后都归因到了所谓的“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这社会结构的格局上。所以虽然费老做的是比较研究,但可以看书费老终究还是站在结构功能的视角上。这也许正如费老所言,“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那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一定的结构分析和格式建构是比较研究的基础。
费老将问题归结于社会结构的格局上。而在阐述中国社会结构上,费老建构了两个概念——“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正如费老在重刊序言中所述,“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是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
所谓“乡土本色”,便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和属性。在乡土社会中人和空间的关系最显著地特点就是不流动。因为在“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而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则是孤立和隔膜。但这种“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不同与美国是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整体上看,乡土社会最大的特征便是熟悉,或者称之为“gemeinschaft”“ 有机团结”“礼俗社会”。费老解释说,“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地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种熟悉社会在空间上表现为地方性。而“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本色》)时间上表现为生活定型。“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到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须能在一个比他年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再论文化下乡》)。这种熟悉可以分为两种,对人的熟悉(faceto face group)和对物的熟悉。如果说对物熟悉便导致乡土中人“不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那么可是说对人的熟悉导致乡土中人对人熟悉:不创造笼罩万有的规则,例如法律。这也导致了乡土中人土气的一种特色:信任。“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各个人在这里通了家。”“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是的可靠性。”事实上,费老陈述乡土性,认为乡土是中国的基础,但也强调乡土性并非中国社会的全部。“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邪恶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本色》)同时不排斥其他的影响力量,“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重刊序言》)
我虽然没有机会接受费老的亲自讲授,可我也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如果乡土性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属性,那么它根深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少人离开了乡土,但“土气”未改。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西方社会的基石是科学和宗教,而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伦理。韦伯在研究各个社会的宗教时也指出,中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他认为在中国社会起到宗教功能的是儒学,也因此他在著作中暂且称之为“儒教”,并把它视为中国社会的宗教。我们知道儒学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维持层面恰恰依靠的就是伦理道德。宗教得以维持的依据是教义和信徒的信仰,而伦理的根本依据则是血缘。费孝通老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地缘是血缘的延伸。所以我认为中国如果真有类似公众家庭的存在,那么其形式不仅仅只有家庭宗教这一种,同乡联合也应该是重要的形式之一。同乡联合,或者称之为“老乡会”,就是以地缘为存在依据,以中国乡土的倫理为基石的。在市场经济和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维持和社会控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乏力。在个人层面,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寻找生活的准则上出现了迷茫,我认为他们最后就皈依了宗教。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信仰宗教的人越来多,家庭宗教兴盛等现象。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坚持着中国传统,他们远离家乡但以正是因为依然带有中国传统的理念,自觉地需找老乡以伦理为基础组成“老乡会”。正是同乡联合以伦理基石,所以我认为同乡联合较之家庭宗教更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
丹尼尔贝尔试图建立公众家庭来缓解以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为主要内容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家庭宗教中寻找灵魂依托和精神慰藉。可是在中国的主题文化中,人们主要还是在同乡联合中寻找社会满足(西方社会人们需要的精神层面的满足由宗教提供,而在中国这一满足由伦理提供)。在同乡联合中的人们时常在周末、假期或红白喜事聚在一起,聊天、娱乐、发泄自己对工作周围现实的不满,感慨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的冲击等等。人们在这里找到类似家乡家族中的叔伯、哥嫂、弟妹、侄子侄女等等。人们会自觉根据自己在伦理序列中位置来扮演角色,而这一社会行为无需像家庭宗教中那样刻意学习教义和规范,这是在社会化中自然习得的,在中国人俗语中这被称为“做人”。人们在同乡联合中找回中国的乡土味。在周末聚会时,同乡联合范围小,而在红白喜事这样的大事是,同乡联合范围大,有时可以大到整个在异乡的老乡(比如在北京的所以湖北某市籍的老乡)。当然这还跟主人的影响力和地位相关,这非常贴合费老在阐述差序格局提高的“范围边界变化自由”,更证明了同乡联合更具中国本土色彩,更能触角中国社会的本质特色。
当然,我提出的“同乡联合”也只是一个Ideal Type。费老在讲述Ideal Type时说,“这个概念(Ideal Type)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来的,那只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的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功夫。”我会沿着自己这一思路思考研究下去。费老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之道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心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以及在现实中的体现。这是我极其感兴趣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不是一个脱身于西方社会的社会理论就能解释的了得,中国应该有来源于自身社会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
关键词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 同乡联合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174-01
学习专业知识两个层面的努力不可以缺少,一是处在最上端的理论学习。概论和概述的学习是必要的,但能真正接触到最本真最原始的还是作者的原著,特别是奠定学科基础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是接触最下端的实践,包括社会观察、社会调查等等方面的社会参与。作为一名大学生,特别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大学生,阅读原典应该是学习专业理论和培养专业素养的基础。
面对如此多的社会学专著,我选择了费孝通费老的《乡土中国》。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基于中国社会而总结归纳建构而出的理论。社会学经典著作大部分都是西方学者的作品,基于的是我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西方社会。他们的理论建构思路、看待问题的视角、研究方法和原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研究者。但由于对他们理论根深于的社会缺乏了解和接触,觉得自己永远在读一个作者描绘出的世界。永远在思想层面漂浮着,找不到可以落脚站得稳稳当当的地方。而费老的《乡土中国》描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社会,而我“生于斯,长于斯”。很多社会事实或现象即使我没经历过也见过听说过,真的是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一些由社会规范、社会结构衍生而出的一些立足于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技巧。费老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也说,“它(《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中提炼出的一些概念。”为了更好的理解费老的研究和思想,我还参阅了费老在书中提到的书籍和资料,比如,《生育制度》、《江村经济》:还有费老其他论文,比如,《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我阅读的这本《乡土中国》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8年10月第一版,应该是目前最新版的《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将其汇编入《人民文库》,并在出版前言上说,“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在当下仍具有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作为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作出这样的评价应该可以代表官方给予了费老和《乡土中国》的极高肯定。当然,费老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学界已经有所推崇,无需再有官方的评价。
费老在后记中强调说,《乡土中国》和之前研究的不同,“《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并指出《乡土中国》是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而撰写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形成比较。虽然费老强调自己在《乡土中国》中进行的是比较研究,但在全书中到处可以看到从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的视角。在最影响后人的《差序格局》这一篇中,费老在讨论“私”的问题时说,在中国“从上(城市)至下没有不害这个毛病的”,“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不仅仅在讨论“私”的问题上,费老是从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上考虑的,在讨论“愚”的问题(《论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时费老就指明“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还有讨论乡村道德问题(《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讨论权利和民主问题(《长老统治》)等等,中费老最后都归因到了所谓的“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这社会结构的格局上。所以虽然费老做的是比较研究,但可以看书费老终究还是站在结构功能的视角上。这也许正如费老所言,“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那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一定的结构分析和格式建构是比较研究的基础。
费老将问题归结于社会结构的格局上。而在阐述中国社会结构上,费老建构了两个概念——“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正如费老在重刊序言中所述,“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是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
所谓“乡土本色”,便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和属性。在乡土社会中人和空间的关系最显著地特点就是不流动。因为在“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而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则是孤立和隔膜。但这种“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不同与美国是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整体上看,乡土社会最大的特征便是熟悉,或者称之为“gemeinschaft”“ 有机团结”“礼俗社会”。费老解释说,“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地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种熟悉社会在空间上表现为地方性。而“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本色》)时间上表现为生活定型。“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到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须能在一个比他年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再论文化下乡》)。这种熟悉可以分为两种,对人的熟悉(faceto face group)和对物的熟悉。如果说对物熟悉便导致乡土中人“不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那么可是说对人的熟悉导致乡土中人对人熟悉:不创造笼罩万有的规则,例如法律。这也导致了乡土中人土气的一种特色:信任。“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各个人在这里通了家。”“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是的可靠性。”事实上,费老陈述乡土性,认为乡土是中国的基础,但也强调乡土性并非中国社会的全部。“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邪恶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本色》)同时不排斥其他的影响力量,“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重刊序言》)
我虽然没有机会接受费老的亲自讲授,可我也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如果乡土性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属性,那么它根深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少人离开了乡土,但“土气”未改。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西方社会的基石是科学和宗教,而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伦理。韦伯在研究各个社会的宗教时也指出,中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他认为在中国社会起到宗教功能的是儒学,也因此他在著作中暂且称之为“儒教”,并把它视为中国社会的宗教。我们知道儒学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维持层面恰恰依靠的就是伦理道德。宗教得以维持的依据是教义和信徒的信仰,而伦理的根本依据则是血缘。费孝通老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地缘是血缘的延伸。所以我认为中国如果真有类似公众家庭的存在,那么其形式不仅仅只有家庭宗教这一种,同乡联合也应该是重要的形式之一。同乡联合,或者称之为“老乡会”,就是以地缘为存在依据,以中国乡土的倫理为基石的。在市场经济和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维持和社会控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乏力。在个人层面,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寻找生活的准则上出现了迷茫,我认为他们最后就皈依了宗教。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信仰宗教的人越来多,家庭宗教兴盛等现象。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坚持着中国传统,他们远离家乡但以正是因为依然带有中国传统的理念,自觉地需找老乡以伦理为基础组成“老乡会”。正是同乡联合以伦理基石,所以我认为同乡联合较之家庭宗教更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
丹尼尔贝尔试图建立公众家庭来缓解以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为主要内容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家庭宗教中寻找灵魂依托和精神慰藉。可是在中国的主题文化中,人们主要还是在同乡联合中寻找社会满足(西方社会人们需要的精神层面的满足由宗教提供,而在中国这一满足由伦理提供)。在同乡联合中的人们时常在周末、假期或红白喜事聚在一起,聊天、娱乐、发泄自己对工作周围现实的不满,感慨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的冲击等等。人们在这里找到类似家乡家族中的叔伯、哥嫂、弟妹、侄子侄女等等。人们会自觉根据自己在伦理序列中位置来扮演角色,而这一社会行为无需像家庭宗教中那样刻意学习教义和规范,这是在社会化中自然习得的,在中国人俗语中这被称为“做人”。人们在同乡联合中找回中国的乡土味。在周末聚会时,同乡联合范围小,而在红白喜事这样的大事是,同乡联合范围大,有时可以大到整个在异乡的老乡(比如在北京的所以湖北某市籍的老乡)。当然这还跟主人的影响力和地位相关,这非常贴合费老在阐述差序格局提高的“范围边界变化自由”,更证明了同乡联合更具中国本土色彩,更能触角中国社会的本质特色。
当然,我提出的“同乡联合”也只是一个Ideal Type。费老在讲述Ideal Type时说,“这个概念(Ideal Type)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中提炼出来的,那只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的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功夫。”我会沿着自己这一思路思考研究下去。费老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之道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心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以及在现实中的体现。这是我极其感兴趣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不是一个脱身于西方社会的社会理论就能解释的了得,中国应该有来源于自身社会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