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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心向光明
曹子丹，原名曹崇禧，192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家教甚严。曹子丹不满4岁便开始读书识字，刚及6岁就上小学，并直接跳到二年级。曹子丹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大部分是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度过的。永兴县城沦陷后，日本鬼子抓了200多人去修碉堡。修完后，残暴的日寇将他们全部射杀。当时，虽然曹子丹一家躲到10公里以外的山沟里得以幸免，但这大大激发了少年曹子丹的爱国思想。自此，他对日寇的仇恨更深了。
在父亲和老师的引导下，曹子丹的爱国志向转向“读书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强盛，科技发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欺辱。于是，他发愤读书。高二时的数学功课中有一门是《三S平面几何》（三个美国作者的名字均为“S”打头，故名），喜爱数学的曹子丹心有所动，将自己的名字曹崇禧改为曹子丹（“曹子丹”三个字在韦氏拼音码中均以“T”打头），自命“三T”先生，想在将来以“三T”命名建立一套数学理论。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人们满心期盼的和平和安定并未如期而至。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和平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时局的变化、现实的严酷，使酷爱理科的曹子丹对文科特别是政治渐生好感，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
其时，他就读的湖南省立三中（现为永兴一中）出现号召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传单。曹子丹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思想上开始觉醒，很快加入了当时永兴的进步组织“沙原文艺研究社”，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宣扬民主和进步，追求真理和自由。由于意志坚定，工作突出，曹子丹很快被吸收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成员，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义无反顾地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
师从名师终身受益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考大学时，曹子丹同时报考了湖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政治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曹子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并于1950年作为当年唯一一名永兴籍学生进入北京大学。
在北大校园，曹子丹抓紧课内外一切时间，贪婪地汲取知识营养。他不仅认真聆听法学名家钱端升、龚祥瑞、芮木、王铁崖、史学名家郑天梃的课程，旁听美学、文学名家朱光潜、季羡林的课程，还经常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郭沫若、何长工的讲座，并受法学院委托，亲自邀请了《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在北大举办了一场最令他难忘的精彩讲座。
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友好的黄金时期。中国高校建制仿照苏联模式，大搞院系调整。1952年9月，曹子丹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54年，经过选拔考试，曹子丹得到赴苏联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专科班学习了1年俄文并考试合格后，于1955年9月踏上国际列车，奔赴列宁格勒大学（即圣彼得堡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刑法。
在列宁格勒大学，对曹子丹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指导老师、列宁格勒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苏联知名法学家米·德·沙尔戈罗茨基教授。他是苏联刑法学权威之一，时为苏联《法学》杂志主编。他在学术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为人正直，不畏邪恶，敢于坚持真理，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非常排斥，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宁可自己的《法学》杂志主编职务被撤，也要公开抵制苏共纲领中脱离实际、不正确的犯罪原因分析。
沙尔戈罗茨基对曹子丹的要求非常严格。第一次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曹子丹说：“作为我的研究生，我要求你有渊博的知识，懂得世界各国很多东西;其次要勤动脑筋，善于思考问题，要把理论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在刑法专业课上，沙尔戈罗茨基首先给曹子丹开列了十几个专题的教学计划，主要涉及刑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沙尔戈罗茨基开列的专题即一个学习单元，每个单元都开列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曹子丹将这些书目阅读完毕后，再与沙尔戈罗茨基联系、商谈，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由沙尔戈罗茨基给予耐心解答。沙尔戈罗茨基还会询问曹子丹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然后开始讨论。在见面与交谈以后，当沙尔戈罗茨基认为曹子丹一个单元的知识掌握好了，然后才让曹子丹开始下一个单元的学习。正是导师的严格要求、自己的扎实学习以及博览群书，使曹子丹打下了系统而坚实的刑法专业功底。
在沙尔戈罗茨基家，曹子丹印象最深刻的是宽敞明亮的书房和摆满书籍的排排书架。导师的书别人都不许动，但唯有曹子丹例外，导师允许他随便翻阅任何书籍。于是曹子丹便经常到导师的书房看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论著作，浏览苏联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给导师寄来的公报和卷宗，有机会接触现实的法律问题。导师教导曹子丹说:法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学习法律，就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绝不能囫囵吞枣、从书本到书本。导师还教导他，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是一个好的图书管理员，要懂得积累资料，勤做卡片，勤做笔记，将零星的思考串结成珠。正是在导师的严格教导之下，曹子丹不仅在当时苏联的权威法学杂志《法学》上用俄文发表了《中国法学关于两类矛盾学说讨论综述》，而且在阅读导师的卷宗时敏锐地发现了未成年人犯罪在苏联十分严重的问题，加上深入调查和研究，最后以《论苏联在刑事法律方面同未成年人犯罪的斗争》为题，顺利通过了程序严格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成功获得了不少苏联学生都无法得到的法学副博士学位。
曹子丹回国前夕，导师曾一再叮嘱以后多联系，曹子丹欣然应允。但随着中苏交恶，他和导师也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以后，曹子丹才从俄文报刊上得知导师已于1973年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一生完成的科研项目多达230项、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名师对刑法学的杰出贡献，1996年，身为主编之一的曹子丹亲自为《中华法学大辞典》撰写了“沙尔戈罗茨基”词条。
颠沛流离不忘法律
1959年，曹子丹从苏联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时，“反右”斗争刚过，其他运动接踵而至，法律虚无主义之风正盛。他满腹法律知识，竟无用武之地。
回国后不到1年，曹子丹被下放到四川温江县农村一人民公社。翌年，曹子丹回到北京，但仍在北京西城区的城市人民公社锻炼。1962年，曹子丹总算可以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搞点法律教学了，但那时名义上是讲法律，实际上没有法律，学校所谓的刑法课其实讲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肃反方针政策、公检法如何互相配合等，压根就不让提公检法应当如何互相制约。即使如此，曹子丹的教学仍被“文化大革命”中断。“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北京政法学院也被撤销，曹子丹被划为“小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安徽接受斗批改。当时有的人将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结果，曹子丹从省城合肥被辗转弄到地处偏僻山沟的安徽劳动大学教党史，在那里一呆就是3年多。粉碎“四人帮”后，曹子丹经老同学推荐，他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改教哲学。
回首十年浩劫，曹子丹诙谐地称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富农”和“逍遥派”。所谓“富农”，便是既非依靠对象（即贫农），也非团结对象（即中农），而是比打倒对象（即地主）略好些的中立者。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他大部分时间仍在大学。
当然，“文革”中也有让他不“逍遥”乃至痛心的，那就是他在苏联省吃俭用、用有限的留学补助金购买的珍贵的法学典籍，大部分被造反派付之一炬。他在为之心碎之余，冒着风险将张友渔编写的《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几部苏联法典偷偷藏起来，并一直带在身边。因为他深信，混乱的年代不会久长，法律的春天终会到来。因此，曹子丹始终没有放弃对法学的挚爱和研究，在别人大搞串连、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利用自己“逍遥派”的身份，悄悄查阅了唐律、宋律、明律、清律和一些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书籍，积累了很多珍贵的法律资料。
辛勤耕耘 硕果累累
几多波折，几多坎坷，法律之春终于到来。
1979年，当曹子丹听到北京政法学院恢复的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给20多个老朋友拨去电话报告喜讯。很快，中组部下调令，将流落各地的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师陆续调回。已届50岁的曹子丹，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冲击后终于可以在专业上归队了。
回到北京政法学院的曹子丹，一家六口挤在筒子楼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宿舍里，并且一住就是好几年，连他的研究生来交论文都不忍进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曹子丹的工作热情。很快曹子丹即被任命为刑法教研室主任兼刑法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
当时学院的刑法学科建设几乎等于零。他与同事们一道，白手起家，先后编写、翻译了大量教学用书，建立了一整套教材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共3辑约150万字、《外国刑法研究资料》共6辑近200万字。尤其是《外国刑法研究资料》一至六辑的编撰，曹子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心血。
这些珍贵的教学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满足了校内本科生、研究生的需要，而且还为兄弟院校提供了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很多兄弟院校的刑法专业教师慕名到曹子丹这里来索要《外国刑法研究资料》。当时这些书均为铅印和油印，未公开出版。但为了中国刑法学研究繁荣昌盛的大局，曹子丹慷慨提供，无私奉献。他说：“看到自己的祖国走上法治的大道，中国刑法学研究后继有人，过去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在刑法教研室，曹子丹在留苏期间打下的扎实的刑法理论功底与务实的研究作风，开始发挥作用。他力倡理论联系实际之风，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到社会上去开阔视野，发现问题，用丰富的社会知识丰富头脑，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升华。他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监狱实地考查，组织刑法学、劳改学、犯罪学专业研究生、进修生利用暑假奔赴祖国各地，到司法部门进行为期1个月的社会调查，并将学生的调查报告汇编成《调查报告集》，交流探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捕捉到了当时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而且锻炼了研究生队伍的研究能力，效果甚佳。他在此基础上总结撰写的《深化教育改革，着力培养应用型硕士研究生》一文，获1989年北京市高等教育局优秀教学成果奖。
曹子丹在刑法园地耕耘50载，贡献良多。他的成功源于坚强的信念、艰苦的努力与科学的方法。他尽管自1985年担任法律系主任，1987年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管理工作事务缠身，但他仍分秒必争，严谨治学，勤于著述。他独著、合著、主编的著作达30余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犯罪构成的专著《犯罪构成论》，是一部填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空白的力作，并于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三等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阐明预防犯罪问题的巨著《中国预防犯罪通鉴》上、下卷，于2000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刑事法学大辞书》于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刑法学》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和司法部优秀教材奖……
曹子丹的研究领域很宽，涉及犯罪学、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苏联东欧刑法学、台港澳刑法学等。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刑法学科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国刑事法治的完善呼号呐喊、建言献策，其学术贡献，世人瞩目。
鉴于曹子丹的突出贡献，从1993年起国务院给他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授予他“元老教师”和“学科建设开创者”两个荣誉称号。同时，他还兼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立法专家组成员、中
采纳；他认为类推在本质上背逆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相抵触，因此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符合世界刑事法治发展潮流，就必须废除类推的观点亦被立法机关采纳。
曹子丹很早就深切关注与人类生息密不可分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通过刑事法律的视角，对环境犯罪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冷静但充满激情的探讨。多家法学期刊争相刊载此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也全文转载。
师德育英才桃李满天下
曹子丹是一位恪尽职守、以身作则的导师，他真心关爱他的学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弟子，不论写信还是当面求教，他都热情给予回应，或者亲自回信，或者认真接待，丝毫没有架子。凡有求于他的学生，只要符合原则、他能帮上的，他一定尽力帮助，不求任何回报。
有一年，一考生就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问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该生认为自己的综合考试分数在计分上可能出现了差错。曹子丹收到信后，亲自到招生办查卷。此时，该生的试卷早已转到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去了。但武汉大学没有录取他，并把试卷退回中国政法大学。曹子丹知道后，再次亲自去为该生查卷，发现该生试卷中有30分漏记。该生实际得分是刑法考生中的最高分。然而，此时刑法研究生名额已满。经过研究，曹子丹又从其他没有招满的专业中调剂了一个名额，使该考生终于得遂夙愿。入学后，该生在学习中总是独占鳌头，被选为研究生会主席，还作为全国唯一学生代表撰文参加中国法学会举办的研讨会，毕业后顺利进入新华社工作，工作出色。
尽管学生很多，桃李芬芳，但他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凡事从繁荣全国刑法学研究的大局出发，心地无私，从容淡定。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刑法学界威信很高。许多著名刑法学家都给予他高度赞扬。
面对种种荣誉和美誉，他却坦陈:“法治兴才国家兴，国家兴才个人兴。”当追踪新中国成立后留苏的老一辈法学家的《中国法律人》记者向他问起他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时，他平静地说：“历史有着自己的节奏，我们只是尽力而为。要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往大处说，也许对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律体系和法言法语做出了一点贡献;往小处说，就是培养了下一代法律人。”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95年11月，曹子丹退休。这时的曹子丹本可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但他仍心系法治，热心于政法事业。他一面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兼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一面接受中国政法大学返聘，继续带研究生，还参加由中国老教授协会举办的中华研修大学的教学工作，先后为该校培养了近20名刑法专业研修生、进修生，其中有的研修生以优异成绩完成所学课程并公开发表颇具影响的文章，受到学校表彰。曹子丹还积极响应该校的捐书号召，为该校捐献法律书籍数百册。
1999年，曹子丹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老教授事业，不仅大力发展新会员，还以分组形式加强协会与会员的联系，彻底改变了会员无人管的旧貌，受到广大老教授的欢迎。鉴于他对老教授事业的突出贡献，中国老教授协会于2002年9月给他颁发了“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
虽然自21岁就离开家乡湖南，一直在北京求学、工作，但曹子丹故土情深，本色依旧，始终想念枫叶红时层林尽染的岳麓山，始终不忘引导他走向光明的永兴城。1998年，他应邀参加永兴“一庆一会”（黄克诚公园开园庆典暨中国永兴经贸洽谈会）。期间，他以委托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在北京的永兴人向大会捐献各类图书5000册。同时，他个人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与建设，向湖南郴州教育基金会捐献款物，资助当地贫困山区发展教育事业;向母校永兴一中捐献款物、书籍，为母校发展献计献策;为刚刚成立的湖南法学院出谋划策，捐赠新书;到永兴驻京办事处捐款捐物，帮助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水灾的家乡人民重建家园。他还鼓励家乡众多有志青年报考政法学校，并亲自回复家乡法律爱好者的来信。看到家乡的法学工作后继有人，他感到无比欣慰。
年近八旬的曹子丹，常携夫人寄情山水，足迹遍及国内外名山大川。2001年10月，曹子丹携夫人重游故地圣彼得堡。在那里，曹子丹流连忘返，思绪万千。当年留苏期间，曹子丹经常观看芭蕾舞，聆听音乐会，慢慢喜欢上了芭蕾舞、音乐会。直到70岁高龄时，曹子丹还与年轻人一道观看芭蕾舞、摇滚音乐会，一时传为佳话。
现在，曹子丹依然关心刑事法制和学科建设，经常浏览各大学法学院的网站和人民法院网，了解学科动向、法律前沿，每日阅览法律报纸，依然保持剪报习惯，还时常应邀参加重大刑法案件的专家论证，为司法部门提供专家意见，发挥余热。
“一个人的才华有高低，能力有大小，只要他能无私地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他就是一个最可尊敬的人。”曹子丹说。
曹子丹，原名曹崇禧，192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家教甚严。曹子丹不满4岁便开始读书识字，刚及6岁就上小学，并直接跳到二年级。曹子丹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大部分是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度过的。永兴县城沦陷后，日本鬼子抓了200多人去修碉堡。修完后，残暴的日寇将他们全部射杀。当时，虽然曹子丹一家躲到10公里以外的山沟里得以幸免，但这大大激发了少年曹子丹的爱国思想。自此，他对日寇的仇恨更深了。
在父亲和老师的引导下，曹子丹的爱国志向转向“读书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强盛，科技发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欺辱。于是，他发愤读书。高二时的数学功课中有一门是《三S平面几何》（三个美国作者的名字均为“S”打头，故名），喜爱数学的曹子丹心有所动，将自己的名字曹崇禧改为曹子丹（“曹子丹”三个字在韦氏拼音码中均以“T”打头），自命“三T”先生，想在将来以“三T”命名建立一套数学理论。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人们满心期盼的和平和安定并未如期而至。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和平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时局的变化、现实的严酷，使酷爱理科的曹子丹对文科特别是政治渐生好感，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
其时，他就读的湖南省立三中（现为永兴一中）出现号召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传单。曹子丹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思想上开始觉醒，很快加入了当时永兴的进步组织“沙原文艺研究社”，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宣扬民主和进步，追求真理和自由。由于意志坚定，工作突出，曹子丹很快被吸收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成员，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义无反顾地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
师从名师终身受益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考大学时，曹子丹同时报考了湖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政治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曹子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并于1950年作为当年唯一一名永兴籍学生进入北京大学。
在北大校园，曹子丹抓紧课内外一切时间，贪婪地汲取知识营养。他不仅认真聆听法学名家钱端升、龚祥瑞、芮木、王铁崖、史学名家郑天梃的课程，旁听美学、文学名家朱光潜、季羡林的课程，还经常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郭沫若、何长工的讲座，并受法学院委托，亲自邀请了《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在北大举办了一场最令他难忘的精彩讲座。
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友好的黄金时期。中国高校建制仿照苏联模式，大搞院系调整。1952年9月，曹子丹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54年，经过选拔考试，曹子丹得到赴苏联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专科班学习了1年俄文并考试合格后，于1955年9月踏上国际列车，奔赴列宁格勒大学（即圣彼得堡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刑法。
在列宁格勒大学，对曹子丹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指导老师、列宁格勒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苏联知名法学家米·德·沙尔戈罗茨基教授。他是苏联刑法学权威之一，时为苏联《法学》杂志主编。他在学术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为人正直，不畏邪恶，敢于坚持真理，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非常排斥，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宁可自己的《法学》杂志主编职务被撤，也要公开抵制苏共纲领中脱离实际、不正确的犯罪原因分析。
沙尔戈罗茨基对曹子丹的要求非常严格。第一次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曹子丹说：“作为我的研究生，我要求你有渊博的知识，懂得世界各国很多东西;其次要勤动脑筋，善于思考问题，要把理论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在刑法专业课上，沙尔戈罗茨基首先给曹子丹开列了十几个专题的教学计划，主要涉及刑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沙尔戈罗茨基开列的专题即一个学习单元，每个单元都开列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曹子丹将这些书目阅读完毕后，再与沙尔戈罗茨基联系、商谈，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由沙尔戈罗茨基给予耐心解答。沙尔戈罗茨基还会询问曹子丹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然后开始讨论。在见面与交谈以后，当沙尔戈罗茨基认为曹子丹一个单元的知识掌握好了，然后才让曹子丹开始下一个单元的学习。正是导师的严格要求、自己的扎实学习以及博览群书，使曹子丹打下了系统而坚实的刑法专业功底。
在沙尔戈罗茨基家，曹子丹印象最深刻的是宽敞明亮的书房和摆满书籍的排排书架。导师的书别人都不许动，但唯有曹子丹例外，导师允许他随便翻阅任何书籍。于是曹子丹便经常到导师的书房看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论著作，浏览苏联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给导师寄来的公报和卷宗，有机会接触现实的法律问题。导师教导曹子丹说:法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学习法律，就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绝不能囫囵吞枣、从书本到书本。导师还教导他，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是一个好的图书管理员，要懂得积累资料，勤做卡片，勤做笔记，将零星的思考串结成珠。正是在导师的严格教导之下，曹子丹不仅在当时苏联的权威法学杂志《法学》上用俄文发表了《中国法学关于两类矛盾学说讨论综述》，而且在阅读导师的卷宗时敏锐地发现了未成年人犯罪在苏联十分严重的问题，加上深入调查和研究，最后以《论苏联在刑事法律方面同未成年人犯罪的斗争》为题，顺利通过了程序严格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成功获得了不少苏联学生都无法得到的法学副博士学位。
曹子丹回国前夕，导师曾一再叮嘱以后多联系，曹子丹欣然应允。但随着中苏交恶，他和导师也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以后，曹子丹才从俄文报刊上得知导师已于1973年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一生完成的科研项目多达230项、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名师对刑法学的杰出贡献，1996年，身为主编之一的曹子丹亲自为《中华法学大辞典》撰写了“沙尔戈罗茨基”词条。
颠沛流离不忘法律
1959年，曹子丹从苏联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时，“反右”斗争刚过，其他运动接踵而至，法律虚无主义之风正盛。他满腹法律知识，竟无用武之地。
回国后不到1年，曹子丹被下放到四川温江县农村一人民公社。翌年，曹子丹回到北京，但仍在北京西城区的城市人民公社锻炼。1962年，曹子丹总算可以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搞点法律教学了，但那时名义上是讲法律，实际上没有法律，学校所谓的刑法课其实讲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肃反方针政策、公检法如何互相配合等，压根就不让提公检法应当如何互相制约。即使如此，曹子丹的教学仍被“文化大革命”中断。“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北京政法学院也被撤销，曹子丹被划为“小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安徽接受斗批改。当时有的人将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结果，曹子丹从省城合肥被辗转弄到地处偏僻山沟的安徽劳动大学教党史，在那里一呆就是3年多。粉碎“四人帮”后，曹子丹经老同学推荐，他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改教哲学。
回首十年浩劫，曹子丹诙谐地称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富农”和“逍遥派”。所谓“富农”，便是既非依靠对象（即贫农），也非团结对象（即中农），而是比打倒对象（即地主）略好些的中立者。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他大部分时间仍在大学。
当然，“文革”中也有让他不“逍遥”乃至痛心的，那就是他在苏联省吃俭用、用有限的留学补助金购买的珍贵的法学典籍，大部分被造反派付之一炬。他在为之心碎之余，冒着风险将张友渔编写的《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几部苏联法典偷偷藏起来，并一直带在身边。因为他深信，混乱的年代不会久长，法律的春天终会到来。因此，曹子丹始终没有放弃对法学的挚爱和研究，在别人大搞串连、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利用自己“逍遥派”的身份，悄悄查阅了唐律、宋律、明律、清律和一些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书籍，积累了很多珍贵的法律资料。
辛勤耕耘 硕果累累
几多波折，几多坎坷，法律之春终于到来。
1979年，当曹子丹听到北京政法学院恢复的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给20多个老朋友拨去电话报告喜讯。很快，中组部下调令，将流落各地的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师陆续调回。已届50岁的曹子丹，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冲击后终于可以在专业上归队了。
回到北京政法学院的曹子丹，一家六口挤在筒子楼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宿舍里，并且一住就是好几年，连他的研究生来交论文都不忍进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曹子丹的工作热情。很快曹子丹即被任命为刑法教研室主任兼刑法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
当时学院的刑法学科建设几乎等于零。他与同事们一道，白手起家，先后编写、翻译了大量教学用书，建立了一整套教材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共3辑约150万字、《外国刑法研究资料》共6辑近200万字。尤其是《外国刑法研究资料》一至六辑的编撰，曹子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心血。
这些珍贵的教学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满足了校内本科生、研究生的需要，而且还为兄弟院校提供了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很多兄弟院校的刑法专业教师慕名到曹子丹这里来索要《外国刑法研究资料》。当时这些书均为铅印和油印，未公开出版。但为了中国刑法学研究繁荣昌盛的大局，曹子丹慷慨提供，无私奉献。他说：“看到自己的祖国走上法治的大道，中国刑法学研究后继有人，过去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在刑法教研室，曹子丹在留苏期间打下的扎实的刑法理论功底与务实的研究作风，开始发挥作用。他力倡理论联系实际之风，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到社会上去开阔视野，发现问题，用丰富的社会知识丰富头脑，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升华。他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监狱实地考查，组织刑法学、劳改学、犯罪学专业研究生、进修生利用暑假奔赴祖国各地，到司法部门进行为期1个月的社会调查，并将学生的调查报告汇编成《调查报告集》，交流探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捕捉到了当时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而且锻炼了研究生队伍的研究能力，效果甚佳。他在此基础上总结撰写的《深化教育改革，着力培养应用型硕士研究生》一文，获1989年北京市高等教育局优秀教学成果奖。
曹子丹在刑法园地耕耘50载，贡献良多。他的成功源于坚强的信念、艰苦的努力与科学的方法。他尽管自1985年担任法律系主任，1987年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管理工作事务缠身，但他仍分秒必争，严谨治学，勤于著述。他独著、合著、主编的著作达30余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犯罪构成的专著《犯罪构成论》，是一部填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空白的力作，并于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三等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阐明预防犯罪问题的巨著《中国预防犯罪通鉴》上、下卷，于2000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刑事法学大辞书》于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刑法学》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和司法部优秀教材奖……
曹子丹的研究领域很宽，涉及犯罪学、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苏联东欧刑法学、台港澳刑法学等。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刑法学科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国刑事法治的完善呼号呐喊、建言献策，其学术贡献，世人瞩目。
鉴于曹子丹的突出贡献，从1993年起国务院给他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授予他“元老教师”和“学科建设开创者”两个荣誉称号。同时，他还兼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立法专家组成员、中
采纳；他认为类推在本质上背逆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相抵触，因此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符合世界刑事法治发展潮流，就必须废除类推的观点亦被立法机关采纳。
曹子丹很早就深切关注与人类生息密不可分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通过刑事法律的视角，对环境犯罪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冷静但充满激情的探讨。多家法学期刊争相刊载此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也全文转载。
师德育英才桃李满天下
曹子丹是一位恪尽职守、以身作则的导师，他真心关爱他的学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弟子，不论写信还是当面求教，他都热情给予回应，或者亲自回信，或者认真接待，丝毫没有架子。凡有求于他的学生，只要符合原则、他能帮上的，他一定尽力帮助，不求任何回报。
有一年，一考生就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问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该生认为自己的综合考试分数在计分上可能出现了差错。曹子丹收到信后，亲自到招生办查卷。此时，该生的试卷早已转到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去了。但武汉大学没有录取他，并把试卷退回中国政法大学。曹子丹知道后，再次亲自去为该生查卷，发现该生试卷中有30分漏记。该生实际得分是刑法考生中的最高分。然而，此时刑法研究生名额已满。经过研究，曹子丹又从其他没有招满的专业中调剂了一个名额，使该考生终于得遂夙愿。入学后，该生在学习中总是独占鳌头，被选为研究生会主席，还作为全国唯一学生代表撰文参加中国法学会举办的研讨会，毕业后顺利进入新华社工作，工作出色。
尽管学生很多，桃李芬芳，但他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凡事从繁荣全国刑法学研究的大局出发，心地无私，从容淡定。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刑法学界威信很高。许多著名刑法学家都给予他高度赞扬。
面对种种荣誉和美誉，他却坦陈:“法治兴才国家兴，国家兴才个人兴。”当追踪新中国成立后留苏的老一辈法学家的《中国法律人》记者向他问起他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时，他平静地说：“历史有着自己的节奏，我们只是尽力而为。要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往大处说，也许对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律体系和法言法语做出了一点贡献;往小处说，就是培养了下一代法律人。”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95年11月，曹子丹退休。这时的曹子丹本可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但他仍心系法治，热心于政法事业。他一面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兼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一面接受中国政法大学返聘，继续带研究生，还参加由中国老教授协会举办的中华研修大学的教学工作，先后为该校培养了近20名刑法专业研修生、进修生，其中有的研修生以优异成绩完成所学课程并公开发表颇具影响的文章，受到学校表彰。曹子丹还积极响应该校的捐书号召，为该校捐献法律书籍数百册。
1999年，曹子丹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老教授事业，不仅大力发展新会员，还以分组形式加强协会与会员的联系，彻底改变了会员无人管的旧貌，受到广大老教授的欢迎。鉴于他对老教授事业的突出贡献，中国老教授协会于2002年9月给他颁发了“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
虽然自21岁就离开家乡湖南，一直在北京求学、工作，但曹子丹故土情深，本色依旧，始终想念枫叶红时层林尽染的岳麓山，始终不忘引导他走向光明的永兴城。1998年，他应邀参加永兴“一庆一会”（黄克诚公园开园庆典暨中国永兴经贸洽谈会）。期间，他以委托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在北京的永兴人向大会捐献各类图书5000册。同时，他个人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与建设，向湖南郴州教育基金会捐献款物，资助当地贫困山区发展教育事业;向母校永兴一中捐献款物、书籍，为母校发展献计献策;为刚刚成立的湖南法学院出谋划策，捐赠新书;到永兴驻京办事处捐款捐物，帮助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水灾的家乡人民重建家园。他还鼓励家乡众多有志青年报考政法学校，并亲自回复家乡法律爱好者的来信。看到家乡的法学工作后继有人，他感到无比欣慰。
年近八旬的曹子丹，常携夫人寄情山水，足迹遍及国内外名山大川。2001年10月，曹子丹携夫人重游故地圣彼得堡。在那里，曹子丹流连忘返，思绪万千。当年留苏期间，曹子丹经常观看芭蕾舞，聆听音乐会，慢慢喜欢上了芭蕾舞、音乐会。直到70岁高龄时，曹子丹还与年轻人一道观看芭蕾舞、摇滚音乐会，一时传为佳话。
现在，曹子丹依然关心刑事法制和学科建设，经常浏览各大学法学院的网站和人民法院网，了解学科动向、法律前沿，每日阅览法律报纸，依然保持剪报习惯，还时常应邀参加重大刑法案件的专家论证，为司法部门提供专家意见，发挥余热。
“一个人的才华有高低，能力有大小，只要他能无私地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他就是一个最可尊敬的人。”曹子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