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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爸爸粟裕病危的通知，经上级批准，我从部队赶回北京，赶到解放军总医院。此时，爸爸已生命垂危。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0分，我陪爸爸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如今，爸爸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教我爱枪，要我做知枪懂枪的军人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出生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那时，爸爸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外公有感于爸爸的戎马生涯，为我起名叫戎生。后来，因有被敌人侦知的迹象。外婆亲自把不到两岁的我设法送到父母身边。从此，我一直随军行动，直到全国解放。
到爸爸身边后，他很注意培养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和勇于牺牲等军人品质。他对我要求很严，规定吃饭不可以挑食、夜行军不可以啼哭、饥寒不可以叫喊等，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要浙西天目山地区时，爸爸教两岁多的我学游泳。他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让我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我不敢下水，爸爸抱起我“啪”地一下将我扔进水里——他是一员虎将，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是兔子胆。
爸爸爱枪。五六岁时，他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把真正的小手枪。这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礼品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作用。他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显然，他希望我从小立下志向和他一样，走到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行列中来。
爸爸爱枪，更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我信口开河道：“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地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他左手残废，不能像健全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势射击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根据中央的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交。爸爸监督我把他收藏的各种枪支精心地擦拭好，然后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会要回来的。”当时我已有5年军龄，很同情爸爸：一个老军人在战争年代同枪结下的感情，确实难以割舍。然而，我只想对了一半。爸爸喜欢保存四样东西：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四样东西里，他最爱的又数枪和地图。有一次，部队印制了一种的确良的华北地区交通图，很精致。我多领了一张给他。他特别高兴，看了又看，很珍惜地收进了他的书柜。他办公室和住房内，最主要的装饰品就是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他就挂那里的地图。我蓦然想到：他爱枪，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而是他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时刻注视着现代战争和国家安危的一种表现。
爸爸对枪的造诣很深。有一次，部队开始装备一种新型步枪之后，他对我说：“这种枪目前还太适合我们部队的情况，枪的射速太高，弹药供应有一定的困难，现在的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作为指挥员，要教育部队熟悉枪的构造性能，让指战员学会节省弹药。”我深知爸爸有个特点，说话虽很简洁，但不考虑成熟，他从不随便说出口。听了他的话，我又查对和计算了一些数据，不由心服口服。按这种枪的战斗射速，一个战士带的子弹只够打两分多钟，如果在执行快速穿插任务，后勤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不注意在战斗中节省弹药，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1979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就轻武器来说，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在近战、夜战和一定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以为，在未来反侵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
爸爸教我爱枪，是要我热爱兵的生涯，培养我兵的气质，让我初步具备兵的思想技术素质，做一个合格的现代革命军人。无疑，爸爸的言传身教，对我有着极大的示范、熏陶作用。
教我当兵，要我当个好兵
20世纪60年代，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蒋介石正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反击战也打响了，我想直接上战斗部队。我渴望战场的厮杀、拼搏，喋血疆场我也绝不畏缩。
爸爸赞赏我的态度，但他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我说：现代化战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至几门真本领。我牢记爸爸的话，发愤学习，于1966年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组织上尊重家长的意见，把我分配到云南某地空导弹部队，长年驻扎在祖国南陲的抗美援越前线。
前线的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敌情多时，每天要跑4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大家就拼命跑到战位。但艰苦中也充满了欢乐。到这个部队的第二年，我所在的部队在一次实战中击落一架敌机，我也立了战功。
爸爸常对我说：“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取得逐级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爸爸让我从小进住宿学校，又经过5年的军事院校生活，我已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我当了一年战士，以后又当班长，技师、排长。这4年，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1000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住帐篷的日子很值得回忆。天气凉了，晚上拉开被子有时会突然发现钻在里面取暖的蛇；夜间上岗，伸脚去穿鞋，说不定会触到冰凉的蛇身；大蜈蚣也常常是帐篷里的不速之客；驻在多雷区时，一到雨季，响雷不时从头顶、身旁隆隆而过，帐篷有时被雷电击成一个一个的大洞。
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中，我常常把爸爸的教诲记在心中，当作座右铭。爸爸是个老军人，他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严肃又风趣地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他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过去他看到我们稀拉一点儿，动作磨蹭，就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不行。”他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着话，边慢慢腾腾地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部队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大家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头发和砂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他还说过：“在战争环境中，条件很艰苦，要在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多吃苦。”他要求我带往部队的东西要少，要符合战备要求，一举一动都要高度的战斗警惕性。休假期间，有次，他看到我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就严肃地批评我，说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速度完成准备，就是在放假期间也要这样。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兵，他很注意自己的军人姿态。按照军人着装规定，他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裤腰里，只要穿上军装就扣好风纪扣，从没敞开过。病重期间，他已经偏瘫，别人协助他穿衣服，他仍然这样要求。爸爸这样在衣、食、住、行上严格要求，并不是他僵化古板，那是一个老军人在长期战斗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他的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完美的统一。
有了爸爸的榜样，我严格按军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习惯后，再苦再紧张我也不觉得反感、枯燥、乏味。
教我带兵，要我带好兵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任务变换了，训练和生活条件也大大好转。但爸爸偏偏不愿意让我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他同组织上商量后，把我调往北线一个进入了反侵略战争战备状态的陆军部队。从南疆到北陲，各方面条件更加艰苦。但爸爸那首深沉、激昂的《老兵乐》响在我耳边：
半世生涯戎马间，
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
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
歼敌何计百千万。
遍体伤疤堪自勉，
此生聊可慰诸先。
这铿锵的诗句，是爸爸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是鼓励我驰骋战场，杀敌立功，为国尽忠的战鼓。我满怀豪情地去了，先后担任副连长、连长。
爸爸参加革命后，长期战斗在作战部队，而且都是第一线，又多是担负打开局面的任务，但自1958年以后，爸爸不再担任总参谋长职务，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十年动乱中又去国防工业系统支撑局面，后来仅在国务院业务组过问一些工作，至此他已实际上被排挤出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爸爸送我到前线部队，实际上也是委托我为他尽一尽老战士渴求参战的心意和义务。
在北线执行战备任务，条件比南方更为艰苦。粗粮比例大，蔬菜供应较差；气候恶劣，干燥，严寒。需要指战员有坚韧的毅力。我都顶过来了，一点一滴按照爸爸的要求去做。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和管理科学。开始，我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的。爸爸针对我的弱点，教了我许多关于如何带好兵的知识。他教育我：要熟悉战士，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要关心战士，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常听一些叔叔们谈起，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地方，爸爸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布置岗哨警戒、作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他带领下的部队，在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下，很少受到损失。特别是他亲自选定驻地、亲自布置警戒的首脑机关和时刻关照的后方单位，在敌人千方百计要偷袭的情况下，没有一次遭受损失。过去，我以为这反映了爸爸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看来这个看法不全面，这首先反映了爸爸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对他带领下的每个战士的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感情。
受爸爸的教育，我当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对每个岗哨的哨位都亲自安排；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爬上去看一看，熟悉地形特点和进出道路，选定紧急疏通地域；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看一看，以备利用，并使部队知道有了情况向什么方向转移。
在北线，仗并没有打上。我们连开进山沟里，一连打了3年坑道。我们作业的地段石质不好，常常发生塌方，6米高的坑道，有一次塌方达9米多高，有块大险石很难排除，我让战士们离开，自己架梯子攀上去排险。正在排除，不料另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下 ，擦肩而过，正砸在我脚下的梯子上。梯子断了，我和上半部梯子摔了下去。如果落石再靠过来十几厘米，就肯定要砸在我的头上。我暗暗庆幸，幸亏没让战士上，万一砸了战士，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待，我又有何脸面去见爸爸？这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就该鲁莽，但施工总是有危险的，我身为一连之长，学的东西又多一些，经验也多一点，理应身先士卒。排险中，我有3次险些丧命。另外，凡是排除哑炮，我总是自己上，完全没有危险了，再让战士进来。3年施工，全连没有发生过一起伤残和死亡事故。由此，我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
教我研究未来战争，要我做个合格的指挥员
根据工作需要，也随着军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逐步走上了团和师的领导岗位。再见到爸爸时，他同我谈话的内容也有了“升级”，对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爸爸喜欢看地图，也要求我多看地图。他说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他每次外出，到达一地，工作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当地的军事地图。爸爸有时反骑着椅子，观看整幅地图；有时拿着放大镜，细致观察很小的地方。他看地图，是分析研究着看、带着敌情我情看、带着一个地区的自然经济的发展看，看完了就能牢牢记住。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天资，而是在多年的战斗生涯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所以，我很害怕爸爸考我。有时，他会突然问我，某某县在什么地方？周围有哪些县？这些县与县之间相互关系如何？我要答不上来，他就不高兴，因为他对我的启蒙教育，就包括识图。听妈妈讲，我还不懂事时，爸爸就教我“认”华东地图。陶勇、王必成叔叔到指挥部来开会，也总是拉着我问：“南京在哪？上海在哪？”我指出后，他们哈哈大笑。爸爸是不怕考的，他几乎对全国的县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对华东地区，他甚至记下了相当多的小村庄。他对世界地图也很熟悉。
对于看地形，爸爸更是大有研究。一切重要的地域，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到实地去看。有一次，他到某地视察，我有幸跟随。他登上我方防守的高地，从防守的角度仔细察看了防区，接着又以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防区，正反结合着看，为改进我方防守提出了宝贵意见。爸爸看地形，除了在地面逐一观察外，只要有条件，还要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形成立体化的印象。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活的，不是死的。过去，我休假、出差喜欢坐夜车，爸爸让我改过来，尽可能白天走，留意察看沿途地形，并与脑海中的地图相对照。经过实践，对于爸爸的关于地图和地形的学问，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我驻扎过的许多地方，因为亲自踏勘过，地图在我脑子里也凸现了起来。
我长期在基层，很容易不自觉地偏重于日常事务工作。爸爸察觉问题后，便给我增加一些军事理论上的学习内容。每当我休假在家，他就检查我的学习情况，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向我推荐需要阅读的书目。他让我多留意各类军内刊物发表的军事学术讨论文章，从不同意见的讨论中比较鉴别，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他鼓励我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学习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说：“你学习战例，要特别注意领会战役指挥中所体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舞台上的若干具体经验将失去参考价值。但其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却会长期放出光彩。”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带一个部队在某地，敌人来了，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我按军事常识，从敌情、我方兵力条件和地形几个方面作了回答。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讲到，就是民情。战场上没有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接着他就说：“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不是口头上讲讲人民战争就可以取胜的，也不是照搬过去的战争经验就可以取胜的。我们要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战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有几年，我在一个摩托化部队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干部应多掌握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本领。摩托化部队的干部一定要学会开汽车。不懂，不会，不行。”他还讲到，干部不会开车，结果设置了好多专职驾驶员。他举例说：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师从我国某军事重镇撤走时，将全部装备移交给我们，他们一个师8000人，没有配专职驾驶员，我们用了1.2万人才接下来，咱们多出来的人尽是后勤保障人员。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改进。我汇报说多数干部不会开车。他说，不应该这样，眼光应放远一些，应从部队建设和作战需要出发。爸爸在战争年代就学会了驾驶摩托车和汽车，残废的手并没有影响他的驾驶。爸爸曾问过我：“你们师一天的行军能力是多少？”我回答了他。他又问全师人数、车数等。我一一回答。他深感担忧地说：“这怎么行呀，一个师成行军状态散在几百公里公路上，先头走了一天，后边还没出动。打起仗来，我们没有空中优势，打坏几辆车就全堵住了。”他要求我结合部队训练，研究一下摩托化部队多路开进、摩托化行军中对空防御和后勤油料保障问题。后来，我将研究成果写成学术文章交给了他。
爸爸十分关心打坦克问题。他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画着五六个战士拿着各种爆破器材， 围着一辆坦克打。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打法不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打不了集群坦克，还要吃亏的。”他多次向我详细询问部队装备的各种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敌进攻时敌坦克和我军反坦克武器的数量对比、打坦克的战术技术手段和方法、实兵演习暴露出的不足等问题。他对我讲了两句话：打坦克一是要尽快获得好的武器装备，二是使用现有武器更要讲战术、技术。他还说：“《解放》这部片子不错，观众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知识。有人曾说，放映《解放》怕暴露战争的残酷性，把部队吓坏了。”他说：“现在吓坏了可以做工作，可以教育。打起仗来吓坏了就要打败仗，当俘虏。”受他的影响，这部片子我看了6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和书，凡是能看到的，我都力争不放过机会，用以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爸爸留给我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老军人身上那种在曲折经历中不断升华的高度战争责任感。当我逐步成长，并在人民军队中担负一定职责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爸爸的培养教育。
教我爱枪，要我做知枪懂枪的军人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出生在江苏扬州的外公家。那时，爸爸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外公有感于爸爸的戎马生涯，为我起名叫戎生。后来，因有被敌人侦知的迹象。外婆亲自把不到两岁的我设法送到父母身边。从此，我一直随军行动，直到全国解放。
到爸爸身边后，他很注意培养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和勇于牺牲等军人品质。他对我要求很严，规定吃饭不可以挑食、夜行军不可以啼哭、饥寒不可以叫喊等，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要浙西天目山地区时，爸爸教两岁多的我学游泳。他把我带到一条小溪边，让我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我不敢下水，爸爸抱起我“啪”地一下将我扔进水里——他是一员虎将，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是兔子胆。
爸爸爱枪。五六岁时，他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把真正的小手枪。这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礼品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作用。他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显然，他希望我从小立下志向和他一样，走到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行列中来。
爸爸爱枪，更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他当总参谋长期间，有一天我信口开河道：“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脸色一沉很不高兴地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1960年，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十分高兴。他左手残废，不能像健全人一样操枪，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势射击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根据中央的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交。爸爸监督我把他收藏的各种枪支精心地擦拭好，然后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会要回来的。”当时我已有5年军龄，很同情爸爸：一个老军人在战争年代同枪结下的感情，确实难以割舍。然而，我只想对了一半。爸爸喜欢保存四样东西：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四样东西里，他最爱的又数枪和地图。有一次，部队印制了一种的确良的华北地区交通图，很精致。我多领了一张给他。他特别高兴，看了又看，很珍惜地收进了他的书柜。他办公室和住房内，最主要的装饰品就是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他就挂那里的地图。我蓦然想到：他爱枪，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而是他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时刻注视着现代战争和国家安危的一种表现。
爸爸对枪的造诣很深。有一次，部队开始装备一种新型步枪之后，他对我说：“这种枪目前还太适合我们部队的情况，枪的射速太高，弹药供应有一定的困难，现在的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作为指挥员，要教育部队熟悉枪的构造性能，让指战员学会节省弹药。”我深知爸爸有个特点，说话虽很简洁，但不考虑成熟，他从不随便说出口。听了他的话，我又查对和计算了一些数据，不由心服口服。按这种枪的战斗射速，一个战士带的子弹只够打两分多钟，如果在执行快速穿插任务，后勤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不注意在战斗中节省弹药，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1979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就轻武器来说，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在近战、夜战和一定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以为，在未来反侵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
爸爸教我爱枪，是要我热爱兵的生涯，培养我兵的气质，让我初步具备兵的思想技术素质，做一个合格的现代革命军人。无疑，爸爸的言传身教，对我有着极大的示范、熏陶作用。
教我当兵，要我当个好兵
20世纪60年代，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蒋介石正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反击战也打响了，我想直接上战斗部队。我渴望战场的厮杀、拼搏，喋血疆场我也绝不畏缩。
爸爸赞赏我的态度，但他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我说：现代化战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至几门真本领。我牢记爸爸的话，发愤学习，于1966年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组织上尊重家长的意见，把我分配到云南某地空导弹部队，长年驻扎在祖国南陲的抗美援越前线。
前线的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敌情多时，每天要跑4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大家就拼命跑到战位。但艰苦中也充满了欢乐。到这个部队的第二年，我所在的部队在一次实战中击落一架敌机，我也立了战功。
爸爸常对我说：“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取得逐级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爸爸让我从小进住宿学校，又经过5年的军事院校生活，我已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我当了一年战士，以后又当班长，技师、排长。这4年，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1000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住帐篷的日子很值得回忆。天气凉了，晚上拉开被子有时会突然发现钻在里面取暖的蛇；夜间上岗，伸脚去穿鞋，说不定会触到冰凉的蛇身；大蜈蚣也常常是帐篷里的不速之客；驻在多雷区时，一到雨季，响雷不时从头顶、身旁隆隆而过，帐篷有时被雷电击成一个一个的大洞。
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中，我常常把爸爸的教诲记在心中，当作座右铭。爸爸是个老军人，他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严肃又风趣地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他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是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过去他看到我们稀拉一点儿，动作磨蹭，就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不行。”他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着话，边慢慢腾腾地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部队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大家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头发和砂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他还说过：“在战争环境中，条件很艰苦，要在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多吃苦。”他要求我带往部队的东西要少，要符合战备要求，一举一动都要高度的战斗警惕性。休假期间，有次，他看到我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就严肃地批评我，说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速度完成准备，就是在放假期间也要这样。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兵，他很注意自己的军人姿态。按照军人着装规定，他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裤腰里，只要穿上军装就扣好风纪扣，从没敞开过。病重期间，他已经偏瘫，别人协助他穿衣服，他仍然这样要求。爸爸这样在衣、食、住、行上严格要求，并不是他僵化古板，那是一个老军人在长期战斗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他的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完美的统一。
有了爸爸的榜样，我严格按军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习惯后，再苦再紧张我也不觉得反感、枯燥、乏味。
教我带兵，要我带好兵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任务变换了，训练和生活条件也大大好转。但爸爸偏偏不愿意让我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他同组织上商量后，把我调往北线一个进入了反侵略战争战备状态的陆军部队。从南疆到北陲，各方面条件更加艰苦。但爸爸那首深沉、激昂的《老兵乐》响在我耳边：
半世生涯戎马间，
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
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
歼敌何计百千万。
遍体伤疤堪自勉，
此生聊可慰诸先。
这铿锵的诗句，是爸爸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是鼓励我驰骋战场，杀敌立功，为国尽忠的战鼓。我满怀豪情地去了，先后担任副连长、连长。
爸爸参加革命后，长期战斗在作战部队，而且都是第一线，又多是担负打开局面的任务，但自1958年以后，爸爸不再担任总参谋长职务，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十年动乱中又去国防工业系统支撑局面，后来仅在国务院业务组过问一些工作，至此他已实际上被排挤出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爸爸送我到前线部队，实际上也是委托我为他尽一尽老战士渴求参战的心意和义务。
在北线执行战备任务，条件比南方更为艰苦。粗粮比例大，蔬菜供应较差；气候恶劣，干燥，严寒。需要指战员有坚韧的毅力。我都顶过来了，一点一滴按照爸爸的要求去做。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和管理科学。开始，我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的。爸爸针对我的弱点，教了我许多关于如何带好兵的知识。他教育我：要熟悉战士，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要关心战士，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常听一些叔叔们谈起，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地方，爸爸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布置岗哨警戒、作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他带领下的部队，在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下，很少受到损失。特别是他亲自选定驻地、亲自布置警戒的首脑机关和时刻关照的后方单位，在敌人千方百计要偷袭的情况下，没有一次遭受损失。过去，我以为这反映了爸爸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看来这个看法不全面，这首先反映了爸爸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对他带领下的每个战士的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感情。
受爸爸的教育，我当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对每个岗哨的哨位都亲自安排；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爬上去看一看，熟悉地形特点和进出道路，选定紧急疏通地域；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看一看，以备利用，并使部队知道有了情况向什么方向转移。
在北线，仗并没有打上。我们连开进山沟里，一连打了3年坑道。我们作业的地段石质不好，常常发生塌方，6米高的坑道，有一次塌方达9米多高，有块大险石很难排除，我让战士们离开，自己架梯子攀上去排险。正在排除，不料另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下 ，擦肩而过，正砸在我脚下的梯子上。梯子断了，我和上半部梯子摔了下去。如果落石再靠过来十几厘米，就肯定要砸在我的头上。我暗暗庆幸，幸亏没让战士上，万一砸了战士，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待，我又有何脸面去见爸爸？这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就该鲁莽，但施工总是有危险的，我身为一连之长，学的东西又多一些，经验也多一点，理应身先士卒。排险中，我有3次险些丧命。另外，凡是排除哑炮，我总是自己上，完全没有危险了，再让战士进来。3年施工，全连没有发生过一起伤残和死亡事故。由此，我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
教我研究未来战争，要我做个合格的指挥员
根据工作需要，也随着军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逐步走上了团和师的领导岗位。再见到爸爸时，他同我谈话的内容也有了“升级”，对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爸爸喜欢看地图，也要求我多看地图。他说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他每次外出，到达一地，工作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当地的军事地图。爸爸有时反骑着椅子，观看整幅地图；有时拿着放大镜，细致观察很小的地方。他看地图，是分析研究着看、带着敌情我情看、带着一个地区的自然经济的发展看，看完了就能牢牢记住。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天资，而是在多年的战斗生涯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所以，我很害怕爸爸考我。有时，他会突然问我，某某县在什么地方？周围有哪些县？这些县与县之间相互关系如何？我要答不上来，他就不高兴，因为他对我的启蒙教育，就包括识图。听妈妈讲，我还不懂事时，爸爸就教我“认”华东地图。陶勇、王必成叔叔到指挥部来开会，也总是拉着我问：“南京在哪？上海在哪？”我指出后，他们哈哈大笑。爸爸是不怕考的，他几乎对全国的县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对华东地区，他甚至记下了相当多的小村庄。他对世界地图也很熟悉。
对于看地形，爸爸更是大有研究。一切重要的地域，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到实地去看。有一次，他到某地视察，我有幸跟随。他登上我方防守的高地，从防守的角度仔细察看了防区，接着又以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防区，正反结合着看，为改进我方防守提出了宝贵意见。爸爸看地形，除了在地面逐一观察外，只要有条件，还要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形成立体化的印象。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活的，不是死的。过去，我休假、出差喜欢坐夜车，爸爸让我改过来，尽可能白天走，留意察看沿途地形，并与脑海中的地图相对照。经过实践，对于爸爸的关于地图和地形的学问，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我驻扎过的许多地方，因为亲自踏勘过，地图在我脑子里也凸现了起来。
我长期在基层，很容易不自觉地偏重于日常事务工作。爸爸察觉问题后，便给我增加一些军事理论上的学习内容。每当我休假在家，他就检查我的学习情况，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向我推荐需要阅读的书目。他让我多留意各类军内刊物发表的军事学术讨论文章，从不同意见的讨论中比较鉴别，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他鼓励我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学习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说：“你学习战例，要特别注意领会战役指挥中所体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舞台上的若干具体经验将失去参考价值。但其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却会长期放出光彩。”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带一个部队在某地，敌人来了，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我按军事常识，从敌情、我方兵力条件和地形几个方面作了回答。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讲到，就是民情。战场上没有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接着他就说：“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不是口头上讲讲人民战争就可以取胜的，也不是照搬过去的战争经验就可以取胜的。我们要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战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有几年，我在一个摩托化部队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干部应多掌握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本领。摩托化部队的干部一定要学会开汽车。不懂，不会，不行。”他还讲到，干部不会开车，结果设置了好多专职驾驶员。他举例说：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师从我国某军事重镇撤走时，将全部装备移交给我们，他们一个师8000人，没有配专职驾驶员，我们用了1.2万人才接下来，咱们多出来的人尽是后勤保障人员。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改进。我汇报说多数干部不会开车。他说，不应该这样，眼光应放远一些，应从部队建设和作战需要出发。爸爸在战争年代就学会了驾驶摩托车和汽车，残废的手并没有影响他的驾驶。爸爸曾问过我：“你们师一天的行军能力是多少？”我回答了他。他又问全师人数、车数等。我一一回答。他深感担忧地说：“这怎么行呀，一个师成行军状态散在几百公里公路上，先头走了一天，后边还没出动。打起仗来，我们没有空中优势，打坏几辆车就全堵住了。”他要求我结合部队训练，研究一下摩托化部队多路开进、摩托化行军中对空防御和后勤油料保障问题。后来，我将研究成果写成学术文章交给了他。
爸爸十分关心打坦克问题。他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画着五六个战士拿着各种爆破器材， 围着一辆坦克打。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打法不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打不了集群坦克，还要吃亏的。”他多次向我详细询问部队装备的各种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敌进攻时敌坦克和我军反坦克武器的数量对比、打坦克的战术技术手段和方法、实兵演习暴露出的不足等问题。他对我讲了两句话：打坦克一是要尽快获得好的武器装备，二是使用现有武器更要讲战术、技术。他还说：“《解放》这部片子不错，观众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知识。有人曾说，放映《解放》怕暴露战争的残酷性，把部队吓坏了。”他说：“现在吓坏了可以做工作，可以教育。打起仗来吓坏了就要打败仗，当俘虏。”受他的影响，这部片子我看了6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和书，凡是能看到的，我都力争不放过机会，用以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爸爸留给我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老军人身上那种在曲折经历中不断升华的高度战争责任感。当我逐步成长，并在人民军队中担负一定职责的时候，我更加感激爸爸的培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