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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高票通过决议：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此举是中国实施“为农减负”等惠农政策的重大举措之一。此前，全国各地即已开始了“为农减负”的种种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迈出了为农村生产队（村民小组）、社员（农民）减负的坚实步伐。1978年，中共中央以37号文件对湘乡经验进行了转发，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湘乡经验”的热潮。
为了诊出“病症”，县委书记张海根召开了一个讲真话的队委会
张海根是1977年底担任湘乡县委书记的。这时，虽然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了，但湘乡的经济形势仍不见根本性好转。特别是粮食产量，竟在1976年的水平上减产了2600万公斤。这个数字压得刚刚上任的张海根喘不过气来。
有一天，张海根来到一个电站工地劳动。当时，工地上的社员群众正在因丢下农业生产搞电站建设闹情绪，有个社员向他告状说：“我就是想不通！这么大的国家工程，要我们生产队来一半劳力，不仅把队里的生产丢一边，还要带米、带伙食费、带烧柴、带工具、带铺盖……现在我们队上冒得东西带了，今后我们怎么过？”这位社员的告状使张海根难以平静。回到县委，他不由得翻开了密密麻麻写满钢笔字的笔记本，深邃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笔记本上的一段记录：“1970年湘乡粮食亩产过1000斤，1971、1972年退到940斤左右，1973年又过一次1000斤，但从1974年到1977年的4年中，一直未过1000斤，其中3年跌到920斤以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向务实的张海根深知：要治好“病”首先要弄清“病情”。
不久，他带着一个调查组来到泉塘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到这里后，他在一户姓唐的老贫农家里住了下来。
这户姓唐的老贫农一家对县委书记的到来非常热情。张海根想从这位老贫农身上打开突破口。但他很快发现，这位老贫农似乎顾虑很多。饭前饭后，张海根征求他对县委工作的看法，这位老贫农要么是缄默，要么翻来覆去一句话：“张书记，我们的党领导得好。解放了，我们翻了身，形势大好啊！”
张海根心想：要让群众讲真话，还得另想办法。第二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走进一个只有两间茅屋的社员家里。他进去一看，房子里很暗。这时，屋里传出一个妇人沙哑的声音：“雨伢子，钱借到了吗？”张海根费了很大的劲才看清，屋里有一张木床，床上挂的蚊帐不但打了很多补丁，还陈旧得发黑，用来照明的“灯”也是用墨水瓶自制的，床上半卧着一位60多岁的老妈妈。张海根看了不由得一阵心酸。他走近那位老妈妈，才发现她是个瞎子。这时，那位老妈妈判断出进屋的人不是“雨伢子”，试探着问：“是客来……来了？”张海根连忙说：“老人家，我是县里来的干部，看您老来了！”老妈妈脸上露出了笑容：“不敢当啊！”张海根想起刚才那老妈妈的话，便问：“雨伢子呢？”老妈妈听了苦笑说：“借钱去了。”张海根心里一紧，又问：“借钱做么子？”老妈妈叹着气说：“过了年，我屋里就会有得饭吃，他……打算到外面……”老妈妈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什么，缄口不说了。张海根用温和的口气说：“老人家，我晓得他是准备外出。您老不讲，怕我们把他当外流人来抓吧？”张海根见老妈妈点了点头，又说：“我们不会抓他，晓得他外出是有办法。我们到这里来，就是同你们一起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老妈妈听了脸上露出笑容，问：“同志，你贵姓？”“我姓张。”“啊！你是张书记！”老妈妈见张海根态度这么诚恳，又说：“昨天我总讲，你们一来，他就走不脱了，所以他连夜到亲戚家借盘缠去了，刚才听见你的脚步声，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
经过张海根的耐心开导，老妈妈消除了顾虑。她如实告诉张海根，家里存放的稻谷不足100斤，去年队上人均口粮只有400多斤，每个劳动日仅值3角钱。张海根听了心里又是一震，临走时安慰老妈妈说：“我们这次来，就是和大家一道想办法发展生产，让大家有饱饭吃，让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接着，张海根又走访了几位队干部。随后，他决定召开一个讲真话的队委会。队委会就在他的房东家里召开。会上，张海根心情沉重地说：“这次我们来是请你们看病的，看我们县委工作的‘病’， 这个‘病根’在我们身上，发‘病’就发在你们生产队，你们队的贫困就是这个‘病’的反应啊！”接着，他列举了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几位队干部听了既震惊又感动。张海根见几位队干部还有顾虑，又说：“今晚我们要开一个讲真话的队委会，只有讲真话才能找到病症，才能帮助我们县委搞好工作，才能使群众的生活好起来啊！”
几位队干部见县委书记态度这么诚恳，终于消除了顾虑，把队里的真实情况一一摆了出来：“这些年，生产形势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不好，合作化种一亩田只要几十个工，现在种一亩田要百几十个工。出工人多了反而劲不足，原因是人心不齐。为什么人心不齐？原因是天天在泥巴里滚没多少收获，不在泥巴里滚的人也照样分谷。生产队又没自主权，县里、区里、公社，连大队也往这里调人那里调人，生产队的劳动力哪经得起层层抽调啊！”
为了弄清近年来生产队的负担有多重，张海根和生产队会计老黄一道，把账本翻了出来，把算盘拿了出来，“噼里啪啦”一笔一笔算起了“负担”账：一月份抽调水库用工132个，二月份抽调公社运输工35个，三月份抽调林场修路工246个……算完了各级外调工，又算非生产性开支，特别是算到一些单位向生产队摊派的酒饭钱时，张海根感到非常震怒。这天晚上，张海根怎么也睡不着。他的耳边不断响着队干部在队委会上的最后一段话：“生产队好比一颗棕树，今天你剥一片，明天他剥一片，剥来剥去只剩个小小的芯子了！”张海根想这个生产队的情况是这样，其他生产队的情况又怎样？他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为农减负”就是要把伸向生产队的一只只手拉回来，对各级干部来说，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
1978年2月21日，湘乡县委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会上，张海根传达了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常委们专题研究了“为农减负”工作，决定进一步就“为农减负”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会后，13名县委常委除留3名同志主持机关和工业财贸工作外，其余10名常委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月山、新研、湖山、巴江、白田、金薮、虞塘等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张海根亲自带队到泉塘公社进行调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算账、分类、归纳和统计，基本上把泉塘公社这棵“棕树”挨剥的情况弄清了。得到的各种数据令人震惊，概括起来有“三多”：一是各种调工多。1977年，泉塘公社共调工363825个，占全社总用工的21%。二是非生产性用工多。1977年，各种非生产性用工10.73万个，占总用工的6%。三是向生产队摊派的钱粮多。1977年，共向生产队摊派粮食7.6万斤、资金44850元。由于负担沉重，生产队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71年，全社人均占有口粮607斤，到1977年时降至549斤。
这次拉网式的调研，使县委对全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更清醒的认识。调研显示：当时农村社队负担主要有：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各种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效益低下的社队企业，文教、卫生、交通等有关部门所需劳力、资金、物资以及队干部补贴、各种现场会、评比检查、对口竞赛、接待来宾等名目繁多的摊派等。调研中还发现，由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缺口大，一些跨队跨社乃至全县性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得不采取全社或全县统一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办法，而且大都是无偿平调劳力、资金和物资……种种因素，造成了现在“上下左右齐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都挖生产队墙脚”的局面，不少农民辛苦一年，结果是“一个工价八分钱，决算倒欠口粮钱”。群众反映说：“如今是县里调、公社要、大队叫、生产队急得跳，不知队为基础还要不要。”“如今生产队像五月的萝卜空了心，像一棵棕树，你剥他剥剩了芯。”
调研结束后，县委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联系过去犯“五风”错误的经验教训，决定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并研究了具体工作方案和措施，力求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形成强大舆论和工作中心。
就在县委书记张海根思考如何将“为农减负”工作落到实处时，县委却来了一位怀揣盖满社员私章告状信的告状者。这人姓谢，是双江公社的一位生产队长。他这次来告的不是别人，而是双江公社党委。原来，这位姓谢的队长所在的生产队水田少，人均粮食每年仅400斤，以前社员一直靠屋前屋后的旱土发展副业生产，以弥补生活的不足。但旱土不断被大队和公社“蚕食”。先是被大队划去了不少，后来又被社办园艺场划去了不少，现在公社竟要把社员屋前屋后的旱土全部占用。前两次社员打脱牙齿往肚里吞忍了，但这次全部占用他们屋前屋后的旱土，使他们再也难以承受。他们委托谢队长带着盖满社员私章的告状信先到县农办“告状”。县农办认为双江公社党委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求双江公社党委纠正错误，双江公社党委拒绝纠正，理由是“这是党委的决定。办社队企业，大方向始终正确”。谢队长万般无奈，只得怀揣状纸来县委。张海根答应过两天亲自去双江公社解决这个问题。
谁知第三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吉普车司机见雨下得这么大，对开车下乡的安全没有把握。张海根果断地对吉普车司机说：“要取信于民，就得说话算数，风雨再大也不能让群众失望。”说完，他拉开车门钻进吉普车。不到1个小时，吉普车冒着大雨驶入双江公社大院。
张海根走进公社办公室，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办公桌上放着几张刻满了字还没印刷的蜡纸。他拿起一看，原来是公社向县委打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告状的谢队长不少“罪行”，要求县委批准对谢队长进行批斗。张海根看完后心里更加沉甸甸的：“为农减负”要把伸向生产队社员的一只只手拉回来，不是开几个会搞几次检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是各级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场大革命。
在张海根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下，双江公社的负责同志总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决定。接着，全县各级干部在思想上认识到了“为农减负”的重要性。
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农减负”工作在湘乡拉开大幕。
“湘乡经验”很快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37号文件精神宛如一场春雨下遍祖国大地
湘乡“为农减负”工作很快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久，“为农减负”的“湘乡经验”就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注。
1978年4月中旬，农林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来到湘乡调查研究，听取了县委关于“为农减负”的调查情况以及做好“为农减负”工作的措施和作法的汇报。湘乡“为农减负”经验引起这位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县委立即向农林部写出报告。
湘乡县委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写作人员撰写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农林部汇报的材料。县委书记张海根要求写作人员如实反映湘乡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过重的情况。写作人员颇有顾虑，问张海根：“张书记，都写上啊？”张海根果断地回答：“都写上，把社员们的怨气、不满和愤怒的话都写进去。一句句按实情写。不这样，上级领导怎么会求得真正的‘是’啊！”
很快，一份如实反映湘乡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过重后来如何采取强硬举措“为农减负”的报告写出来了。报告出来后，张海根和县委班子的其他人又反复核实，查对有关数据，进行修改。湘潭地委同志也来帮忙。不久，报告送上去，很快得到了湖南省委和农林部的重视。湖南省委、农林部的领导来到了湘乡，在地委、县委领导的陪同下，开始广泛而深入的调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座谈会、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调研，湖南省委、农林部的领导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生产队负担过重的情况和湘乡县委减轻这种负担的作法，有利于医治“四人帮”给我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创伤。中共湖南省委和农林部决定将报告送给党中央、国务院……
报告送上去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等领导逐字逐句审阅材料。党中央认为湘乡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并要湘乡迅速派人上京修改报告。6月4日，湘潭地委指派一名副秘书长、湘乡县委指派一名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飞抵北京修改报告。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办公厅会议室亲切接见了来京修改报告的同志，一再肯定湘乡为全国创造了一个好经验。
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最终定稿。197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以37号文件正式批转湘乡县委的报告，并作了长达2500多字的批示。批示郑重指出：湘乡县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各地都应该参照湘乡的经验，根据当地情况，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和整党、整风、整社中，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批示中还明确了“为农减负”和参照湘乡经验的10条政策措施。中共中央37号文件发出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湘乡经验一定要落实》、《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一齐动》等社论，中央其他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省地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先后发表和播放了近百篇有关湘乡努力“为农减负”的专题报道和文章，为贯彻中共中央37号文件和落实湘乡经验大造舆论。
中共中央37号文件，宛如一场“为农减负”的春雨，给广大农村生产队和社员带来了福音。湘乡自然成为了全国各地关注的焦点。全国先后有27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农林工作的领导，带领部分地县的负责同志来湘乡参观学习。
在“湘乡经验”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全国各地称赞的时候，以张海根为首的湘乡县委不但没有被成绩冲昏头脑，反而认真回顾总结前段工作，用心寻找差距，采取过硬措施，确保将“为农减负”政策落到实处。县委坚持用整风的精神，发动各级党组织层层揭矛盾、摆表现、查危害、挖根源，发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认真查一查、想一想：是不是真正支援了农业？是不是真正为农业做了好事？是不是加重了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另外，全县组织了一支2300人的清理队伍，清理1974年以来加重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上的8个方面的问题（此项工作在中共中央37号文件下发前即已开始）。通过上下联动、内外结合，全县共清理出各项应退赔的资金490万元，其中县应退赔的资金153.57万元，区社应退赔336.58万元。在清理中，全县还查出154名干部犯有贪污、盗窃、破坏集体经济等违法犯罪嫌疑。清理结束后，湘乡狠抓经济退赔，组织政策兑现。至8月上旬，全县46个公社、1个镇共退赔各生产队、社员资金215.78万元。这笔资金直接用于生产队组织当年生产和社员分配，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为了把“为农减负”工作引向深入，县委要求各级领导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边整边改，层层落实减轻农村生产队、社员不合理负担的措施。县委动员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批示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订和落实减轻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的具体措施。在落实“为农减负”政策过程中，县委坚持把工作做细，不草率从事，不笼统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而是引导群众分清是非，分清合理与不合理、可能与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按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属于政策界线不清的，经过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妥善处理；属于方向对、应该办、符合党的政策的，则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对应该办，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出现某些缺点错误，增加农民负担的，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肯定成绩部分，纠正缺点错误部分，把事情办得更好。为指导面上工作健康发展，县委还总结推广了泉塘、新研、月山、湖山等公社的经验。
经过认真整改、层层落实，全县对抽调生产队劳力，摊派生产队资金、物料，占用生产队、社员土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肃，不仅退赔了各生产队、社员近300万元现金，还退给生产队土地670亩，山林4816亩，池塘219口。同时，全县还对涉农非生产性人员进行了大量精简压缩，公社一级压缩了620人，大队一级压缩了2013人。县里还规定：以后抽调生产队劳动力，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对国家兴办事业转嫁给农村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区分合理与不合理，设法纠正不合理部分……
中共中央37号文件的落实，使负担沉重的农村生产队和社员松了一口气，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1978年，湘乡尽管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但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创下了增产的历史记录——增产5500多万公斤，结束了粮食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为了诊出“病症”，县委书记张海根召开了一个讲真话的队委会
张海根是1977年底担任湘乡县委书记的。这时，虽然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了，但湘乡的经济形势仍不见根本性好转。特别是粮食产量，竟在1976年的水平上减产了2600万公斤。这个数字压得刚刚上任的张海根喘不过气来。
有一天，张海根来到一个电站工地劳动。当时，工地上的社员群众正在因丢下农业生产搞电站建设闹情绪，有个社员向他告状说：“我就是想不通！这么大的国家工程，要我们生产队来一半劳力，不仅把队里的生产丢一边，还要带米、带伙食费、带烧柴、带工具、带铺盖……现在我们队上冒得东西带了，今后我们怎么过？”这位社员的告状使张海根难以平静。回到县委，他不由得翻开了密密麻麻写满钢笔字的笔记本，深邃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笔记本上的一段记录：“1970年湘乡粮食亩产过1000斤，1971、1972年退到940斤左右，1973年又过一次1000斤，但从1974年到1977年的4年中，一直未过1000斤，其中3年跌到920斤以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向务实的张海根深知：要治好“病”首先要弄清“病情”。
不久，他带着一个调查组来到泉塘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到这里后，他在一户姓唐的老贫农家里住了下来。
这户姓唐的老贫农一家对县委书记的到来非常热情。张海根想从这位老贫农身上打开突破口。但他很快发现，这位老贫农似乎顾虑很多。饭前饭后，张海根征求他对县委工作的看法，这位老贫农要么是缄默，要么翻来覆去一句话：“张书记，我们的党领导得好。解放了，我们翻了身，形势大好啊！”
张海根心想：要让群众讲真话，还得另想办法。第二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走进一个只有两间茅屋的社员家里。他进去一看，房子里很暗。这时，屋里传出一个妇人沙哑的声音：“雨伢子，钱借到了吗？”张海根费了很大的劲才看清，屋里有一张木床，床上挂的蚊帐不但打了很多补丁，还陈旧得发黑，用来照明的“灯”也是用墨水瓶自制的，床上半卧着一位60多岁的老妈妈。张海根看了不由得一阵心酸。他走近那位老妈妈，才发现她是个瞎子。这时，那位老妈妈判断出进屋的人不是“雨伢子”，试探着问：“是客来……来了？”张海根连忙说：“老人家，我是县里来的干部，看您老来了！”老妈妈脸上露出了笑容：“不敢当啊！”张海根想起刚才那老妈妈的话，便问：“雨伢子呢？”老妈妈听了苦笑说：“借钱去了。”张海根心里一紧，又问：“借钱做么子？”老妈妈叹着气说：“过了年，我屋里就会有得饭吃，他……打算到外面……”老妈妈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什么，缄口不说了。张海根用温和的口气说：“老人家，我晓得他是准备外出。您老不讲，怕我们把他当外流人来抓吧？”张海根见老妈妈点了点头，又说：“我们不会抓他，晓得他外出是有办法。我们到这里来，就是同你们一起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老妈妈听了脸上露出笑容，问：“同志，你贵姓？”“我姓张。”“啊！你是张书记！”老妈妈见张海根态度这么诚恳，又说：“昨天我总讲，你们一来，他就走不脱了，所以他连夜到亲戚家借盘缠去了，刚才听见你的脚步声，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
经过张海根的耐心开导，老妈妈消除了顾虑。她如实告诉张海根，家里存放的稻谷不足100斤，去年队上人均口粮只有400多斤，每个劳动日仅值3角钱。张海根听了心里又是一震，临走时安慰老妈妈说：“我们这次来，就是和大家一道想办法发展生产，让大家有饱饭吃，让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接着，张海根又走访了几位队干部。随后，他决定召开一个讲真话的队委会。队委会就在他的房东家里召开。会上，张海根心情沉重地说：“这次我们来是请你们看病的，看我们县委工作的‘病’， 这个‘病根’在我们身上，发‘病’就发在你们生产队，你们队的贫困就是这个‘病’的反应啊！”接着，他列举了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几位队干部听了既震惊又感动。张海根见几位队干部还有顾虑，又说：“今晚我们要开一个讲真话的队委会，只有讲真话才能找到病症，才能帮助我们县委搞好工作，才能使群众的生活好起来啊！”
几位队干部见县委书记态度这么诚恳，终于消除了顾虑，把队里的真实情况一一摆了出来：“这些年，生产形势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不好，合作化种一亩田只要几十个工，现在种一亩田要百几十个工。出工人多了反而劲不足，原因是人心不齐。为什么人心不齐？原因是天天在泥巴里滚没多少收获，不在泥巴里滚的人也照样分谷。生产队又没自主权，县里、区里、公社，连大队也往这里调人那里调人，生产队的劳动力哪经得起层层抽调啊！”
为了弄清近年来生产队的负担有多重，张海根和生产队会计老黄一道，把账本翻了出来，把算盘拿了出来，“噼里啪啦”一笔一笔算起了“负担”账：一月份抽调水库用工132个，二月份抽调公社运输工35个，三月份抽调林场修路工246个……算完了各级外调工，又算非生产性开支，特别是算到一些单位向生产队摊派的酒饭钱时，张海根感到非常震怒。这天晚上，张海根怎么也睡不着。他的耳边不断响着队干部在队委会上的最后一段话：“生产队好比一颗棕树，今天你剥一片，明天他剥一片，剥来剥去只剩个小小的芯子了！”张海根想这个生产队的情况是这样，其他生产队的情况又怎样？他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为农减负”就是要把伸向生产队的一只只手拉回来，对各级干部来说，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
1978年2月21日，湘乡县委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会上，张海根传达了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常委们专题研究了“为农减负”工作，决定进一步就“为农减负”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会后，13名县委常委除留3名同志主持机关和工业财贸工作外，其余10名常委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月山、新研、湖山、巴江、白田、金薮、虞塘等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张海根亲自带队到泉塘公社进行调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算账、分类、归纳和统计，基本上把泉塘公社这棵“棕树”挨剥的情况弄清了。得到的各种数据令人震惊，概括起来有“三多”：一是各种调工多。1977年，泉塘公社共调工363825个，占全社总用工的21%。二是非生产性用工多。1977年，各种非生产性用工10.73万个，占总用工的6%。三是向生产队摊派的钱粮多。1977年，共向生产队摊派粮食7.6万斤、资金44850元。由于负担沉重，生产队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71年，全社人均占有口粮607斤，到1977年时降至549斤。
这次拉网式的调研，使县委对全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更清醒的认识。调研显示：当时农村社队负担主要有：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各种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效益低下的社队企业，文教、卫生、交通等有关部门所需劳力、资金、物资以及队干部补贴、各种现场会、评比检查、对口竞赛、接待来宾等名目繁多的摊派等。调研中还发现，由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缺口大，一些跨队跨社乃至全县性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得不采取全社或全县统一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办法，而且大都是无偿平调劳力、资金和物资……种种因素，造成了现在“上下左右齐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都挖生产队墙脚”的局面，不少农民辛苦一年，结果是“一个工价八分钱，决算倒欠口粮钱”。群众反映说：“如今是县里调、公社要、大队叫、生产队急得跳，不知队为基础还要不要。”“如今生产队像五月的萝卜空了心，像一棵棕树，你剥他剥剩了芯。”
调研结束后，县委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联系过去犯“五风”错误的经验教训，决定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并研究了具体工作方案和措施，力求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形成强大舆论和工作中心。
就在县委书记张海根思考如何将“为农减负”工作落到实处时，县委却来了一位怀揣盖满社员私章告状信的告状者。这人姓谢，是双江公社的一位生产队长。他这次来告的不是别人，而是双江公社党委。原来，这位姓谢的队长所在的生产队水田少，人均粮食每年仅400斤，以前社员一直靠屋前屋后的旱土发展副业生产，以弥补生活的不足。但旱土不断被大队和公社“蚕食”。先是被大队划去了不少，后来又被社办园艺场划去了不少，现在公社竟要把社员屋前屋后的旱土全部占用。前两次社员打脱牙齿往肚里吞忍了，但这次全部占用他们屋前屋后的旱土，使他们再也难以承受。他们委托谢队长带着盖满社员私章的告状信先到县农办“告状”。县农办认为双江公社党委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求双江公社党委纠正错误，双江公社党委拒绝纠正，理由是“这是党委的决定。办社队企业，大方向始终正确”。谢队长万般无奈，只得怀揣状纸来县委。张海根答应过两天亲自去双江公社解决这个问题。
谁知第三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吉普车司机见雨下得这么大，对开车下乡的安全没有把握。张海根果断地对吉普车司机说：“要取信于民，就得说话算数，风雨再大也不能让群众失望。”说完，他拉开车门钻进吉普车。不到1个小时，吉普车冒着大雨驶入双江公社大院。
张海根走进公社办公室，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办公桌上放着几张刻满了字还没印刷的蜡纸。他拿起一看，原来是公社向县委打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告状的谢队长不少“罪行”，要求县委批准对谢队长进行批斗。张海根看完后心里更加沉甸甸的：“为农减负”要把伸向生产队社员的一只只手拉回来，不是开几个会搞几次检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是各级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场大革命。
在张海根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下，双江公社的负责同志总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决定。接着，全县各级干部在思想上认识到了“为农减负”的重要性。
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农减负”工作在湘乡拉开大幕。
“湘乡经验”很快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37号文件精神宛如一场春雨下遍祖国大地
湘乡“为农减负”工作很快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久，“为农减负”的“湘乡经验”就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注。
1978年4月中旬，农林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来到湘乡调查研究，听取了县委关于“为农减负”的调查情况以及做好“为农减负”工作的措施和作法的汇报。湘乡“为农减负”经验引起这位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县委立即向农林部写出报告。
湘乡县委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写作人员撰写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农林部汇报的材料。县委书记张海根要求写作人员如实反映湘乡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过重的情况。写作人员颇有顾虑，问张海根：“张书记，都写上啊？”张海根果断地回答：“都写上，把社员们的怨气、不满和愤怒的话都写进去。一句句按实情写。不这样，上级领导怎么会求得真正的‘是’啊！”
很快，一份如实反映湘乡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过重后来如何采取强硬举措“为农减负”的报告写出来了。报告出来后，张海根和县委班子的其他人又反复核实，查对有关数据，进行修改。湘潭地委同志也来帮忙。不久，报告送上去，很快得到了湖南省委和农林部的重视。湖南省委、农林部的领导来到了湘乡，在地委、县委领导的陪同下，开始广泛而深入的调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座谈会、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调研，湖南省委、农林部的领导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生产队负担过重的情况和湘乡县委减轻这种负担的作法，有利于医治“四人帮”给我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创伤。中共湖南省委和农林部决定将报告送给党中央、国务院……
报告送上去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等领导逐字逐句审阅材料。党中央认为湘乡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并要湘乡迅速派人上京修改报告。6月4日，湘潭地委指派一名副秘书长、湘乡县委指派一名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飞抵北京修改报告。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办公厅会议室亲切接见了来京修改报告的同志，一再肯定湘乡为全国创造了一个好经验。
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最终定稿。197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以37号文件正式批转湘乡县委的报告，并作了长达2500多字的批示。批示郑重指出：湘乡县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各地都应该参照湘乡的经验，根据当地情况，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和整党、整风、整社中，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批示中还明确了“为农减负”和参照湘乡经验的10条政策措施。中共中央37号文件发出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湘乡经验一定要落实》、《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一齐动》等社论，中央其他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省地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先后发表和播放了近百篇有关湘乡努力“为农减负”的专题报道和文章，为贯彻中共中央37号文件和落实湘乡经验大造舆论。
中共中央37号文件，宛如一场“为农减负”的春雨，给广大农村生产队和社员带来了福音。湘乡自然成为了全国各地关注的焦点。全国先后有27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农林工作的领导，带领部分地县的负责同志来湘乡参观学习。
在“湘乡经验”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全国各地称赞的时候，以张海根为首的湘乡县委不但没有被成绩冲昏头脑，反而认真回顾总结前段工作，用心寻找差距，采取过硬措施，确保将“为农减负”政策落到实处。县委坚持用整风的精神，发动各级党组织层层揭矛盾、摆表现、查危害、挖根源，发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认真查一查、想一想：是不是真正支援了农业？是不是真正为农业做了好事？是不是加重了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另外，全县组织了一支2300人的清理队伍，清理1974年以来加重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上的8个方面的问题（此项工作在中共中央37号文件下发前即已开始）。通过上下联动、内外结合，全县共清理出各项应退赔的资金490万元，其中县应退赔的资金153.57万元，区社应退赔336.58万元。在清理中，全县还查出154名干部犯有贪污、盗窃、破坏集体经济等违法犯罪嫌疑。清理结束后，湘乡狠抓经济退赔，组织政策兑现。至8月上旬，全县46个公社、1个镇共退赔各生产队、社员资金215.78万元。这笔资金直接用于生产队组织当年生产和社员分配，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为了把“为农减负”工作引向深入，县委要求各级领导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边整边改，层层落实减轻农村生产队、社员不合理负担的措施。县委动员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批示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订和落实减轻农村生产队、社员负担的具体措施。在落实“为农减负”政策过程中，县委坚持把工作做细，不草率从事，不笼统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而是引导群众分清是非，分清合理与不合理、可能与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按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属于政策界线不清的，经过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妥善处理；属于方向对、应该办、符合党的政策的，则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对应该办，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出现某些缺点错误，增加农民负担的，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肯定成绩部分，纠正缺点错误部分，把事情办得更好。为指导面上工作健康发展，县委还总结推广了泉塘、新研、月山、湖山等公社的经验。
经过认真整改、层层落实，全县对抽调生产队劳力，摊派生产队资金、物料，占用生产队、社员土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肃，不仅退赔了各生产队、社员近300万元现金，还退给生产队土地670亩，山林4816亩，池塘219口。同时，全县还对涉农非生产性人员进行了大量精简压缩，公社一级压缩了620人，大队一级压缩了2013人。县里还规定：以后抽调生产队劳动力，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对国家兴办事业转嫁给农村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区分合理与不合理，设法纠正不合理部分……
中共中央37号文件的落实，使负担沉重的农村生产队和社员松了一口气，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1978年，湘乡尽管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但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创下了增产的历史记录——增产5500多万公斤，结束了粮食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