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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两打茶陵城
茶陵地处湖南东部，是井冈山的西边门户和屏障。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计划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第一步就是占领茶陵县城。因而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两次攻打茶陵县城。
10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率一营二连、三连经安仁打茶陵。临行前，毛泽东召集准备攻打茶陵的干部战士讲了话，大意是：要向群众作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人民群众知道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并要求部队用郭亮的名义发布布告。
10月21日上午，部队到达茶陵城外围后，宛希先决定里应外合，指挥部队兵分三路：一路由排长谭希林带一个班，去酃县和攸县的交叉路口警戒；一路由宛希先率两个班进城；一路在县城周围警戒，准备接应。随即，进城的战士装扮成国民党的士兵，出其不意，下了城门口站岗警察的枪械，并沿街张贴以郭亮名义发布的布告和写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内容的标语，直捣县署衙门。县署官吏及城内豪绅惊慌失措，望风而逃。工农革命军战士抄了县署内的管卷房和财产保管处，砸开了警察局和监狱，救出了李炳荣等80余名即将被杀害的工运、农运骨干。这次军事行为，史称“一打茶陵城”。
“一打茶陵城”后，宛希先率部辗转回到宁冈茅坪。宛希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攻打茶陵的情况。李炳荣受茶陵游击队的委派找到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了茶陵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并恳切要求毛泽东再派部队攻打茶陵。于是，毛泽东作出了“二打茶陵城”的决定。
11月15日，毛泽东向干部战士作了战前动员。16日，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率团部和一营及特务连向茶陵进逼。18日早上，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农民群众的配合下，把驻守茶陵县城的罗定部打得狼狈而逃，随即占领县署衙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占领茶陵县城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1月28日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也是全国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工农革命军两次打下茶陵城，在茶陵共活动了一个多月。
（彭东明）
董必武避难安庆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2月17日，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等反革命刽子手，将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杀害，同时贴出悬赏告示：谁献来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人头，可领取1.5万块银元的奖赏。
就在这血雨腥风的紧要关头，董必武被人巧妙地送上了一艘由汉口太古码头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平安地脱离了虎口，幸运地躲过一劫。护送董必武脱险的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平民老百姓，他们是堂兄弟，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做事的长江海员。哥哥袁祥福，是安庆轮的水手长。弟弟袁祥寿是副水手长。
袁祥福和袁祥寿有一个侨居在日本的伯父，此人在日本成家立业并生了两个儿子：袁方宇和袁育宇。袁方宇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怡如。1927年秋，袁方宇接到岳父万秉臣从武汉寄来的信，要他赶快到汉口来就职，恰巧潘怡如也要到武汉谋职。于是袁方宇和潘怡如两人结伴同行来到武汉。适值武汉风云突变，蒋汪合流，大肆屠杀革命者。
潘怡如得知老朋友、党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处境与自己一样后，立即与他一起到袁方宇的岳父万秉臣家避难。形势越来越险恶，潘怡如也认为此地不宜久留。正在这危急时刻，安庆轮到达武汉，准备开往上海。袁方宇找到在安庆轮上做事的两个堂兄弟袁祥福和袁祥寿，请他们设法将董必武和潘怡如安全地带走，以免遭反动派的毒手。
潘怡如与袁方宇仔细研究后，制定出了一套秘密护送董必武脱险的计划。
12月22日晚，汉口江汉关的大钟重重地敲了11响。两部人力车载着董必武和袁祥福，从汉口中山大道通过，转进江汉路，到达海关钟楼下的太古码头前停下。江边停靠着挂有英国国旗的安庆轮。袁祥福把董必武领到轮船大舱间，从中楼梯一前一后地上了三楼。然后从船头下到船底舱，直奔那间袁祥寿负责管理的存放水手工具的小房间。袁祥寿此时早已等在那里。袁祥寿尊敬地对董必武讲到：“您是我们的客人，但因情况特殊，只好委屈您了。白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条船的船长、大管轮和二管轮全部都是英国人，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袁祥福和袁祥寿告辞了董必武，离开小房间并反锁了门。安庆轮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半钟才离开汉口，踏上了开往上海的航程。就这样，安庆轮载着共产党的领导人，离开了这形势异常险恶的武汉。
（陈志刚 李玉林）
张权“捉蒋”失利
1949年1月，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蒋介石仍想挽回败局，孤注一掷，派联勤部视察员张权中将守护淞沪。是年4月 ，我第三野战军发起了淞沪战役。此时深明大义的张权意欲效张学良之法，弃暗投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为了迎接解放大军进城，于是策划活捉蒋介石父子，以组织市区的大型武装起义，并任命张权为这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蛰居奉化市溪口镇的蒋介石于4月26日下午赶到上海亲自督战。蒋介石入沪后，行踪诡秘，时而住在复兴岛上，时而又到“永兴号”军舰上。
蒋介石的惯用伎俩，早被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张登）、王业文看清，他们联络张权，秘密商讨起义和捉蒋大计。经过多次密谋和商量，一致同意将蒋介石逼上复兴岛生擒的方案。具体部署为：第一，起义时间定为5月16日上午10时；第二，机械化炮兵五十一团从藻浜、张华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进城。驻浦东的二0九师放开缺口，让解放军快速入城。五十一军和一八二师等及时响应，配合行动。李锡佑率一三二师进行接应；第三，策反成功的海军舰艇驶出黄浦江，北开解放区，尔后由张权联系的舰长将军舰炸沉，堵塞航道，断绝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海上逃路；第四，由郑振华负责控制机场，不准国民党的飞机起飞；第五，由张权亲率精兵，强攻设在北四川路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一旦得手后，配合解放军围攻复兴岛，然后一举活捉蒋介石父子。
蒋介石加强防备，一面命令毛森亲自主管上海的安全警卫工作，布下重兵，层层设卡；一面召开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宣布《战令十条》。
为了笼络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还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召开了有关座谈会，通过恩威并施，原先答应张权起义的一些军官开始动摇起来。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和二0九师师长方懋楷中途突然翻脸变卦。形势非常严峻，越来越对起义不利，但张权临危不惧，晓以大义，终于说服了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及二0九师师长方懋楷 。
捉蒋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之际，始料不及的情况发生了。一三二师的情报科长、也就是李锡佑的得意门生张贤背信忘义，暗中出卖了李锡佑。当日下午4时许，张权被捕入狱，这时距起义、捉蒋只有半天时间了。周恩来、陈毅指示上海地下党多次设法对张权等人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5月21日上午10时，张权、李锡佑在上海英勇就义。
（柯云 丽阳）
中央红军长征先锋团团长应为黄开湘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有关部门推出了两部关于长征全景式的作品，一部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一部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制作的大型专题片《长征——不朽的魂》。非常遗憾的是，《全史》第一册《中央红军长征记》多处把中央红军长征先锋团团长黄开湘的名字错成王开湘，专题片也把指挥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团长黄开湘的名字错成王开湘。
为什么把中央红军先锋团团长的英名搞错呢？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出版。该书多次提到杨成武的好搭档——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英雄团长。可是，杨成武是福建人，黄、王不分，误把团长的名字写成了王开湘。
黄开湘，1901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方志敏的表弟。1926年参加革命。1931年任红十军参谋长兼八十二团政委，后任赤色警卫师师长（方志敏兼政委）。1933年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任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因作战勇敢，爱用斧头冲锋陷阵，被周恩来、朱德称为“斧头将军”。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任红军总供给部政委。1934春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湘江战役后，他接替耿飚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遵义会议后，上级经常把一些急难险重的战斗任务交给先锋团，如四渡赤水时向曲靖、昆明方向进击，抢渡大渡河时飞夺泸定桥，过茫茫草地时为全军走出一条路来，还有奇袭天险腊子口等。毛主席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指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病逝。
《杨成武回忆录》出版后，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对书中多次提到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注意，他怎么看王开湘怎么像同宗先辈黄开湘。他把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由县委党史办派人赴京访问杨成武。1986年6月30日，杨成武亲切地接待了黄开湘家乡的客人。杨成武对他们说，黄、王之差是个遗憾。“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栏关，占领松坎，耿飚团长调师部，黄开湘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几天接触，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阳人，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务比我高，我对这个团长一直是很尊重的。”杨成武还说：“土城阻击战、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场场是恶战、险战，他的指挥才能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表彰，过草地是毛泽东点的将，要我们四团为先锋团，黄开湘一马当先，英勇果断，确有大将风度。”杨成武深情地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他。”
2005年8月，杨成武《忆长城》一书出版。书中把英雄团长的名字改为黄开湘。
（陶然）
茶陵地处湖南东部，是井冈山的西边门户和屏障。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计划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第一步就是占领茶陵县城。因而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两次攻打茶陵县城。
10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率一营二连、三连经安仁打茶陵。临行前，毛泽东召集准备攻打茶陵的干部战士讲了话，大意是：要向群众作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人民群众知道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并要求部队用郭亮的名义发布布告。
10月21日上午，部队到达茶陵城外围后，宛希先决定里应外合，指挥部队兵分三路：一路由排长谭希林带一个班，去酃县和攸县的交叉路口警戒；一路由宛希先率两个班进城；一路在县城周围警戒，准备接应。随即，进城的战士装扮成国民党的士兵，出其不意，下了城门口站岗警察的枪械，并沿街张贴以郭亮名义发布的布告和写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内容的标语，直捣县署衙门。县署官吏及城内豪绅惊慌失措，望风而逃。工农革命军战士抄了县署内的管卷房和财产保管处，砸开了警察局和监狱，救出了李炳荣等80余名即将被杀害的工运、农运骨干。这次军事行为，史称“一打茶陵城”。
“一打茶陵城”后，宛希先率部辗转回到宁冈茅坪。宛希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攻打茶陵的情况。李炳荣受茶陵游击队的委派找到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了茶陵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并恳切要求毛泽东再派部队攻打茶陵。于是，毛泽东作出了“二打茶陵城”的决定。
11月15日，毛泽东向干部战士作了战前动员。16日，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率团部和一营及特务连向茶陵进逼。18日早上，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农民群众的配合下，把驻守茶陵县城的罗定部打得狼狈而逃，随即占领县署衙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占领茶陵县城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1月28日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也是全国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工农革命军两次打下茶陵城，在茶陵共活动了一个多月。
（彭东明）
董必武避难安庆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2月17日，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等反革命刽子手，将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杀害，同时贴出悬赏告示：谁献来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人头，可领取1.5万块银元的奖赏。
就在这血雨腥风的紧要关头，董必武被人巧妙地送上了一艘由汉口太古码头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安庆号，平安地脱离了虎口，幸运地躲过一劫。护送董必武脱险的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平民老百姓，他们是堂兄弟，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做事的长江海员。哥哥袁祥福，是安庆轮的水手长。弟弟袁祥寿是副水手长。
袁祥福和袁祥寿有一个侨居在日本的伯父，此人在日本成家立业并生了两个儿子：袁方宇和袁育宇。袁方宇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怡如。1927年秋，袁方宇接到岳父万秉臣从武汉寄来的信，要他赶快到汉口来就职，恰巧潘怡如也要到武汉谋职。于是袁方宇和潘怡如两人结伴同行来到武汉。适值武汉风云突变，蒋汪合流，大肆屠杀革命者。
潘怡如得知老朋友、党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处境与自己一样后，立即与他一起到袁方宇的岳父万秉臣家避难。形势越来越险恶，潘怡如也认为此地不宜久留。正在这危急时刻，安庆轮到达武汉，准备开往上海。袁方宇找到在安庆轮上做事的两个堂兄弟袁祥福和袁祥寿，请他们设法将董必武和潘怡如安全地带走，以免遭反动派的毒手。
潘怡如与袁方宇仔细研究后，制定出了一套秘密护送董必武脱险的计划。
12月22日晚，汉口江汉关的大钟重重地敲了11响。两部人力车载着董必武和袁祥福，从汉口中山大道通过，转进江汉路，到达海关钟楼下的太古码头前停下。江边停靠着挂有英国国旗的安庆轮。袁祥福把董必武领到轮船大舱间，从中楼梯一前一后地上了三楼。然后从船头下到船底舱，直奔那间袁祥寿负责管理的存放水手工具的小房间。袁祥寿此时早已等在那里。袁祥寿尊敬地对董必武讲到：“您是我们的客人，但因情况特殊，只好委屈您了。白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条船的船长、大管轮和二管轮全部都是英国人，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袁祥福和袁祥寿告辞了董必武，离开小房间并反锁了门。安庆轮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半钟才离开汉口，踏上了开往上海的航程。就这样，安庆轮载着共产党的领导人，离开了这形势异常险恶的武汉。
（陈志刚 李玉林）
张权“捉蒋”失利
1949年1月，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蒋介石仍想挽回败局，孤注一掷，派联勤部视察员张权中将守护淞沪。是年4月 ，我第三野战军发起了淞沪战役。此时深明大义的张权意欲效张学良之法，弃暗投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为了迎接解放大军进城，于是策划活捉蒋介石父子，以组织市区的大型武装起义，并任命张权为这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蛰居奉化市溪口镇的蒋介石于4月26日下午赶到上海亲自督战。蒋介石入沪后，行踪诡秘，时而住在复兴岛上，时而又到“永兴号”军舰上。
蒋介石的惯用伎俩，早被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张登）、王业文看清，他们联络张权，秘密商讨起义和捉蒋大计。经过多次密谋和商量，一致同意将蒋介石逼上复兴岛生擒的方案。具体部署为：第一，起义时间定为5月16日上午10时；第二，机械化炮兵五十一团从藻浜、张华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进城。驻浦东的二0九师放开缺口，让解放军快速入城。五十一军和一八二师等及时响应，配合行动。李锡佑率一三二师进行接应；第三，策反成功的海军舰艇驶出黄浦江，北开解放区，尔后由张权联系的舰长将军舰炸沉，堵塞航道，断绝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海上逃路；第四，由郑振华负责控制机场，不准国民党的飞机起飞；第五，由张权亲率精兵，强攻设在北四川路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一旦得手后，配合解放军围攻复兴岛，然后一举活捉蒋介石父子。
蒋介石加强防备，一面命令毛森亲自主管上海的安全警卫工作，布下重兵，层层设卡；一面召开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宣布《战令十条》。
为了笼络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还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召开了有关座谈会，通过恩威并施，原先答应张权起义的一些军官开始动摇起来。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和二0九师师长方懋楷中途突然翻脸变卦。形势非常严峻，越来越对起义不利，但张权临危不惧，晓以大义，终于说服了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及二0九师师长方懋楷 。
捉蒋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之际，始料不及的情况发生了。一三二师的情报科长、也就是李锡佑的得意门生张贤背信忘义，暗中出卖了李锡佑。当日下午4时许，张权被捕入狱，这时距起义、捉蒋只有半天时间了。周恩来、陈毅指示上海地下党多次设法对张权等人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5月21日上午10时，张权、李锡佑在上海英勇就义。
（柯云 丽阳）
中央红军长征先锋团团长应为黄开湘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有关部门推出了两部关于长征全景式的作品，一部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一部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制作的大型专题片《长征——不朽的魂》。非常遗憾的是，《全史》第一册《中央红军长征记》多处把中央红军长征先锋团团长黄开湘的名字错成王开湘，专题片也把指挥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团长黄开湘的名字错成王开湘。
为什么把中央红军先锋团团长的英名搞错呢？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出版。该书多次提到杨成武的好搭档——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英雄团长。可是，杨成武是福建人，黄、王不分，误把团长的名字写成了王开湘。
黄开湘，1901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方志敏的表弟。1926年参加革命。1931年任红十军参谋长兼八十二团政委，后任赤色警卫师师长（方志敏兼政委）。1933年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任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因作战勇敢，爱用斧头冲锋陷阵，被周恩来、朱德称为“斧头将军”。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任红军总供给部政委。1934春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湘江战役后，他接替耿飚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遵义会议后，上级经常把一些急难险重的战斗任务交给先锋团，如四渡赤水时向曲靖、昆明方向进击，抢渡大渡河时飞夺泸定桥，过茫茫草地时为全军走出一条路来，还有奇袭天险腊子口等。毛主席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指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病逝。
《杨成武回忆录》出版后，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对书中多次提到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注意，他怎么看王开湘怎么像同宗先辈黄开湘。他把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由县委党史办派人赴京访问杨成武。1986年6月30日，杨成武亲切地接待了黄开湘家乡的客人。杨成武对他们说，黄、王之差是个遗憾。“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栏关，占领松坎，耿飚团长调师部，黄开湘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几天接触，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阳人，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务比我高，我对这个团长一直是很尊重的。”杨成武还说：“土城阻击战、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场场是恶战、险战，他的指挥才能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表彰，过草地是毛泽东点的将，要我们四团为先锋团，黄开湘一马当先，英勇果断，确有大将风度。”杨成武深情地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他。”
2005年8月，杨成武《忆长城》一书出版。书中把英雄团长的名字改为黄开湘。
（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