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代瓷器纹样中，人物画是一个重要的大类。人物画中，除了婴戏图，存世量最大的莫过于明中期的一个品种，画的是：一位士人坐在山崖边，手捧着书卷，正在思考着什么（见图1-12）。这幅图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以为，表现的是明代硕儒陈献章在静坐。陈献章是广东新会白沙村人，世人常称他为“白沙先生”，故瓷画可称之为“白沙静坐图”。现作者对此看法试作辨析。
关于陈献章其人，我们应从宋代理学说起。宋代理学是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宋代时形成的新流派。它构建了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理”在其中起决定作用。人们应该怎样认知这个“理”呢？宋代有两派观点：程氏兄弟、朱熹等人主张外求，通过“格物”来认知“理”；陆九渊等人主张内求于心，通过对“心”的感悟来掌握“理”。在宋代，程朱理学占上风，是主流学派。明代立国之初，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家学说仍然是程朱理学。但这种局面在明代中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成化前后的陈献章率先主张学问应“求之本心”，重开“心学”之源；随后正德、嘉靖时期的王阳明进一步发扬完善“心学”，使“心学”一派成了理学的主流。
明代心学的崛起，在社会上赢得众多的追捧者，这就有了在其他艺术形式上表现心学思想的需求。心学的崛起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作为瓷画应该怎样来表现这个主题呢？“白沙静坐图”就是选项之一，它选取的是陈献章静坐悟道的一个场景来作基本画面。
陈献章出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从小聪慧，二十岁时考中秀才，同年又中举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被选入国子监读书。此时的陈献章，信奉的是程朱理学。朱熹说过一句名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青年陈献章走的就是刻苦读书、追求功名之路。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景泰二年（1451年）首次参加科举考试不幸落榜。陈献章认为还是自己学得不够，就选择去江西拜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陈献章回到家乡白沙村，继续苦读，但如此苦读仍感觉未得儒学要领。于是他到家乡附近的“小庐山”（今圭峰山一隅）筑一处“春阳台”，仿禅宗练习静坐，这一坐就坐了十余年。在静坐中，陈献章终于豁然开朗，形成自己独到的学问心得。对这段经历，陈献章自己说：“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与弼）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明史·陈献章传》）
陈献章觉悟后开始设帐授徒。他的学问“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陈献章传》）成化二年（1466年），陈献章再次进京应试。他的学问在京城引起轰动，许多名士争相与其交友同游，还有人辞官拜其为师。但他参加科考却名落孙山。三年后又考，又失败。于是，陈献章“南归，杜门却扫，潜心大业。道价响天下，四方学者日益众，往来东西两藩部使以及藩王岛夷宣慰，无不致礼先生之庐。”（张诩《白沙先生行状》）陈献章晚年以讲学为生，门生众多，创立“江门学派”。
陈献章一生的经历不少，但从开创“心学”的角度看，小庐山静坐悟道是他最精彩的人生转折点，其意义类似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即是个人觉悟的关键时刻，也是一派学说的真正起点。瓷画“白沙静坐图”想要表现的正是陈献章悟通心学所采用的那种独特的学习方法！
从画面看，所有的“白沙静坐图”中必有一位士人坐在中央，人物的身后背景必是山崖。这表达的正是陈献章在“小庐山”静坐的意思。有些画得稍微细致点的，还会在人物旁边画上栏杆（见图1、2、8、9、10），这是在表现“春阳台”。画面中的点睛之处是：士人手中必持书本，而士人的眼睛却游离于书本之外！他或是目视前方远处的云霞、山峦（见图1-10），或是回首观望身后近处的石壁（见图11、12），就是不看手中的书本。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是陈献章求道，从注重读书转向注重内省这个过程的形象化表现。他曾说：“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读书。”画中人物手中持书，表示他过去求学问重读书；目光离书，表示现在觉悟了，要向书外求道。他向远处看，是在观察大自然的盎然生机；观身后石壁，则有学“达摩面壁”之意。
仔细推敲“白沙静坐图”的画面，还有两点细节值得进一步解释。一是为什么有的人物脸庞丰腴光润，有的人物却已有胡须数茎（见图5、6、7、9）？这是因为陈献章在小庐山静坐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十余年间。故人物画成青年、中年都是可以的。如果画中出现翩翩少年，或者垂垂老翁，那就背离了陈献章彼时的年龄段了。二是“春阳台”究竟是什么模样的？有些研究者认为“春阳台”是一处书舍，其实不是。据陈献章弟子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记述，陈献章从江西吴与弼处回到白沙村，先是继续闭户苦读，发现学习方法不对，“遂筑台，名曰‘春阳’，静坐其中，足不出阃者数年。”此时的“春阳台”很可能只是一处环境清静、稍加修整而成山坡台地，最多有一些围栏之类的简易建筑，因为这才是适合静坐参悟天地之理的场所。后来当陈献章在此收徒教学时，才有可能建造比较正规的书舍，而书舍则仍以“春阳台”作为习惯的称呼。因此，瓷画“白沙静坐图”或许为我们形象地保留了“春阳台”最初的实际面貌。
陈献章摆脱死读书的束缚，体认天理人心的真谛，给当时读书人的启示是巨大的，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献章之后，王阳明对心学的贡献更大，弟子更多，影响更深远，而且他也有“龙场悟道”等类似的经历，但瓷画选用的却是陈献章的故事，这说明陈献章开创的“静坐”学问，在明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极其重大。今人对王阳明推崇备至，对陈献章有些冷落，其实在明代人的眼里两人都是伟大的圣人。瓷画“白沙静坐图”的流行就是证据之一。
（责编：辛友）
关于陈献章其人，我们应从宋代理学说起。宋代理学是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宋代时形成的新流派。它构建了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理”在其中起决定作用。人们应该怎样认知这个“理”呢？宋代有两派观点：程氏兄弟、朱熹等人主张外求，通过“格物”来认知“理”；陆九渊等人主张内求于心，通过对“心”的感悟来掌握“理”。在宋代，程朱理学占上风，是主流学派。明代立国之初，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家学说仍然是程朱理学。但这种局面在明代中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成化前后的陈献章率先主张学问应“求之本心”，重开“心学”之源；随后正德、嘉靖时期的王阳明进一步发扬完善“心学”，使“心学”一派成了理学的主流。
明代心学的崛起，在社会上赢得众多的追捧者，这就有了在其他艺术形式上表现心学思想的需求。心学的崛起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作为瓷画应该怎样来表现这个主题呢？“白沙静坐图”就是选项之一，它选取的是陈献章静坐悟道的一个场景来作基本画面。
陈献章出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从小聪慧，二十岁时考中秀才，同年又中举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被选入国子监读书。此时的陈献章，信奉的是程朱理学。朱熹说过一句名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青年陈献章走的就是刻苦读书、追求功名之路。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景泰二年（1451年）首次参加科举考试不幸落榜。陈献章认为还是自己学得不够，就选择去江西拜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陈献章回到家乡白沙村，继续苦读，但如此苦读仍感觉未得儒学要领。于是他到家乡附近的“小庐山”（今圭峰山一隅）筑一处“春阳台”，仿禅宗练习静坐，这一坐就坐了十余年。在静坐中，陈献章终于豁然开朗，形成自己独到的学问心得。对这段经历，陈献章自己说：“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与弼）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明史·陈献章传》）
陈献章觉悟后开始设帐授徒。他的学问“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陈献章传》）成化二年（1466年），陈献章再次进京应试。他的学问在京城引起轰动，许多名士争相与其交友同游，还有人辞官拜其为师。但他参加科考却名落孙山。三年后又考，又失败。于是，陈献章“南归，杜门却扫，潜心大业。道价响天下，四方学者日益众，往来东西两藩部使以及藩王岛夷宣慰，无不致礼先生之庐。”（张诩《白沙先生行状》）陈献章晚年以讲学为生，门生众多，创立“江门学派”。
陈献章一生的经历不少，但从开创“心学”的角度看，小庐山静坐悟道是他最精彩的人生转折点，其意义类似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即是个人觉悟的关键时刻，也是一派学说的真正起点。瓷画“白沙静坐图”想要表现的正是陈献章悟通心学所采用的那种独特的学习方法！
从画面看，所有的“白沙静坐图”中必有一位士人坐在中央，人物的身后背景必是山崖。这表达的正是陈献章在“小庐山”静坐的意思。有些画得稍微细致点的，还会在人物旁边画上栏杆（见图1、2、8、9、10），这是在表现“春阳台”。画面中的点睛之处是：士人手中必持书本，而士人的眼睛却游离于书本之外！他或是目视前方远处的云霞、山峦（见图1-10），或是回首观望身后近处的石壁（见图11、12），就是不看手中的书本。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是陈献章求道，从注重读书转向注重内省这个过程的形象化表现。他曾说：“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读书。”画中人物手中持书，表示他过去求学问重读书；目光离书，表示现在觉悟了，要向书外求道。他向远处看，是在观察大自然的盎然生机；观身后石壁，则有学“达摩面壁”之意。
仔细推敲“白沙静坐图”的画面，还有两点细节值得进一步解释。一是为什么有的人物脸庞丰腴光润，有的人物却已有胡须数茎（见图5、6、7、9）？这是因为陈献章在小庐山静坐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十余年间。故人物画成青年、中年都是可以的。如果画中出现翩翩少年，或者垂垂老翁，那就背离了陈献章彼时的年龄段了。二是“春阳台”究竟是什么模样的？有些研究者认为“春阳台”是一处书舍，其实不是。据陈献章弟子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记述，陈献章从江西吴与弼处回到白沙村，先是继续闭户苦读，发现学习方法不对，“遂筑台，名曰‘春阳’，静坐其中，足不出阃者数年。”此时的“春阳台”很可能只是一处环境清静、稍加修整而成山坡台地，最多有一些围栏之类的简易建筑，因为这才是适合静坐参悟天地之理的场所。后来当陈献章在此收徒教学时，才有可能建造比较正规的书舍，而书舍则仍以“春阳台”作为习惯的称呼。因此，瓷画“白沙静坐图”或许为我们形象地保留了“春阳台”最初的实际面貌。
陈献章摆脱死读书的束缚，体认天理人心的真谛，给当时读书人的启示是巨大的，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献章之后，王阳明对心学的贡献更大，弟子更多，影响更深远，而且他也有“龙场悟道”等类似的经历，但瓷画选用的却是陈献章的故事，这说明陈献章开创的“静坐”学问，在明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极其重大。今人对王阳明推崇备至，对陈献章有些冷落，其实在明代人的眼里两人都是伟大的圣人。瓷画“白沙静坐图”的流行就是证据之一。
（责编：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