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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印谱》六卷，明太原王常编、武陵（上海）顾从德修校，书内集有玉印22。余枚，铜印3200余枚。“顾从德，字汝修，号芸阁，上海人，官鸿胪寺序班”，与其兄顾汝由、顾汝和均风雅好事，博古善书。顾从德刻《集古印谱》、顾汝和刻《玉泓馆帖》，皆为艺林精品。顾氏三兄弟对收集古印亦是不遗余力，正如明代诗人沈明臣所言：“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及光禄君汝由，鸿胪君汝修，大理君汝和，光禄子天赐，历祖孙，父子，兄弟绵远矣，而搜购远近不遗余力，乃仅仅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然较之诸家所传则三倍矣。”可见《集古印谱》中所列诸印为其兄弟三人平生所集，由太原王常（字延年）依体例编排，再由顾从德修校成书。
该谱内所收之古印，基本为顾氏搜购所得，且均有过目并鉴别其真伪。是书为明万历三年（1575）之木刻钤印本，王樨登为该书作序，序中称此书为《印薮》（图1），顾氏自序亦云：“谱刻成，友人王伯谷氏复嘉其名曰印薮，而未遑更焉。”表明该书原名应为《印薮》。而在此书刻印之前，顾从德曾“用朱用墨，印越楮上”，将所收之古印蘸朱泥，钤盖了二十部印谱，流传于世，此即《集古印谱》，该印谱开创了用原印钤盖拓谱之先河。然原印拓印本流传甚少，如今已很难见到，因此后刻印的《印薮》（又名《集古印谱》）便成为顾从德的代表作，其中收录的3000多枚古印，也为后世了解、研究秦汉玺印提供了实物资料。
印章古已有之，关于其印制，元代盛熙明《法书考》载有：“《周礼》：玺节。郑氏注云：‘玺节者，今之印章也。’许慎《说文》云：‘印，执政所持，信也。’徐锴曰：‘从爪手爪以持，信也。’卫弘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时，臣下玺始称曰印。’”此种说法与明代沈明臣所作《顾氏集古印谱叙》中“昔鲁襄公在楚季）台子使公）台问玺书，是不独天子称玺矣，惟天子称玺者乃秦汉故事”之句相合，表明玉玺之说始于秦汉，而在此之前印玺通名，自秦汉以后，印制逐渐形成。
该书按《汉旧仪》所记印制，将古印顺次排列。《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佗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如该印谱中所刻之“荆王之玺”（图2），此为汉刘贾（汉高祖刘邦堂兄）之印;“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如书中所印“巨野侯章”
（图3）;“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如“大将军印章”（图4）;“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如“中部偏将军章”（图5）;“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如“司徒左常史印”（图6）。关于古印之字体，元代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记有：“吾衍云：‘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可见秦汉之时刻印用近隶书的方正篆体字，且“汉晋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此者”。根据此法，再对应该书中所列各印，可管窥秦汉古印之一二。
是书以秦汉玺冠为首。王玺君印置于官印之前，官印各从其类，如将军、偏将军、军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别部司马之属。每项又按材质依次为：玉、玛瑙、宝石、银、铜、磁（瓷）。官印最后还刻有印钮样式，从螭钮、龟钮至亭钮、鼻钮（图7），完整展现玺印原貌。又将西汉铜虎符单列于后，将其左、右两侧行状、合二为一时俯视面图、阴面相合部分——绘出（图8），并介绍其由来，内容丰富、详实。卷二至卷六收录各姓氏私印，按照沈韵所定四声，即平（上平、下平）、上、去、入次第排列。按其凡例所提：“集印以诸友所收藏者为主次，及子昂《印史》，杨宗道、吴孟思、王厚之、钱舜举诸家《印谱》，王俅《啸堂集古录》，吾子行《学古编》并得收入至于欣赏，编亦所不遗”，顾氏《集古印谱》不仅拓印搜购之古印，还与前人印谱相对照，查漏补缺。
顾氏《集古印谱》乃承上启下之作，承接元代佚失印谱之余韵，开钤印（即盖印）本之先河，又为后世印谱的编制体例提供了模板，综其特色，有以下三点：第一，该印谱乃集各家印谱之大成者。依当代古文字学家罗福颐著《印谱考》所述：赵孟頫之《印史》、杨宗道之《杨氏集古印谱》、吴孟思之《吴氏印谱》、王厚之《王厚之复斋印章图谱》业已散失，故集众家之印于一书的顾氏《集古印谱》便显得弥足珍贵，“印之有谱，佥称出于宣和，然其谱不见流传，明人来氏刊本，四库存目已辨其偽，则是宣和谱录佚之久矣。今日得目验者莫先于明之顾氏印薮。”第二，与前人相较，顾氏《集古印谱》集印数最多。是书初印二十部，共收“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复刻本，玉印增至22。余枚，铜印增至3200余枚。至于其他各书，依罗氏所述：赵氏《印史》集印340枚：杨氏《印谱》集印731方：吴氏《印谱》集印数未列，但按沈明臣序，“长洲沈润卿始以顺伯、子昂、钱舜举、子行，及子行弟子吴孟思所摹，及其所未摹者作刻谱以传，近古杭郎叔宝氏《七修类稿》中亦刻数十方，然统诸家数尚不及千矣”，可知其所集印数亦未过千;王氏《图谱》集印92方。第三，该印谱正文前，有元代杨宗道著《杨氏集古印谱》序三篇和吴孟思撰《吴氏印谱》序一篇，概述了这两部印谱的体例，刻书时间，收录古印情况，使这两部印谱得以为后人所知，亦为研究元代印谱提供了资料。
对顾氏《集古印谱》之评价，后人亦有微词者，明代甘旸在其所著《甘氏集古印正》中称，自顾氏印谱后，各家均可按其所释翻刻、制印，印者“皆古人心画神迹所寄”，后人只仿其形，而未知其意，便失去了编者以集印的形式，令后人“得亲见古人典刑神迹所寄心画所传”的初衷。且秦汉印随时代变迁，业已失其原来面目，仅用木刻是无法完全体现其原貌的。明代董其昌在其所著《容台集》中也认为，顾氏印谱之前，世人很难见到如此众多的秦汉古印，该书刻印之后，学习篆刻者均效仿之，且该书释印详实，为仿古印者亦提供了模板，多则亦滥，终将使制印古法尽失，遂再难体会蕴含在古印中的秦汉风骨。
顾氏《集古印谱》作为集赵、杨、吴、王、钱诸家印谱之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收录明代印谱四部，顾氏《集古印谱》即在此列，称是书：“以四声部分为次，检阅颇便。凡所收录，自其家以及好事者所藏曾经寓目者，咸以朱摹其文，而详载其释文形制于下。至前人所集如王俅之《啸堂集古录》、赵孟頫之《印史》、吾衍之《学古编》、杨遵之《集古印谱》等书，并采掇以备考订。前有隆庆壬申沈明臣序，称从德所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可谓至富。”后世对其评价虽褒贬不一，但仍无法撼动它在印谱史上的地位，使古印不致因“岁久风日蚀剥”等原因，而“久益漫灭并失所在”。同时它也为后世研究秦汉古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更为好事者所称赞。
该谱内所收之古印，基本为顾氏搜购所得，且均有过目并鉴别其真伪。是书为明万历三年（1575）之木刻钤印本，王樨登为该书作序，序中称此书为《印薮》（图1），顾氏自序亦云：“谱刻成，友人王伯谷氏复嘉其名曰印薮，而未遑更焉。”表明该书原名应为《印薮》。而在此书刻印之前，顾从德曾“用朱用墨，印越楮上”，将所收之古印蘸朱泥，钤盖了二十部印谱，流传于世，此即《集古印谱》，该印谱开创了用原印钤盖拓谱之先河。然原印拓印本流传甚少，如今已很难见到，因此后刻印的《印薮》（又名《集古印谱》）便成为顾从德的代表作，其中收录的3000多枚古印，也为后世了解、研究秦汉玺印提供了实物资料。
印章古已有之，关于其印制，元代盛熙明《法书考》载有：“《周礼》：玺节。郑氏注云：‘玺节者，今之印章也。’许慎《说文》云：‘印，执政所持，信也。’徐锴曰：‘从爪手爪以持，信也。’卫弘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时，臣下玺始称曰印。’”此种说法与明代沈明臣所作《顾氏集古印谱叙》中“昔鲁襄公在楚季）台子使公）台问玺书，是不独天子称玺矣，惟天子称玺者乃秦汉故事”之句相合，表明玉玺之说始于秦汉，而在此之前印玺通名，自秦汉以后，印制逐渐形成。
该书按《汉旧仪》所记印制，将古印顺次排列。《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佗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如该印谱中所刻之“荆王之玺”（图2），此为汉刘贾（汉高祖刘邦堂兄）之印;“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如书中所印“巨野侯章”
（图3）;“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如“大将军印章”（图4）;“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如“中部偏将军章”（图5）;“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如“司徒左常史印”（图6）。关于古印之字体，元代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记有：“吾衍云：‘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可见秦汉之时刻印用近隶书的方正篆体字，且“汉晋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此者”。根据此法，再对应该书中所列各印，可管窥秦汉古印之一二。
是书以秦汉玺冠为首。王玺君印置于官印之前，官印各从其类，如将军、偏将军、军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别部司马之属。每项又按材质依次为：玉、玛瑙、宝石、银、铜、磁（瓷）。官印最后还刻有印钮样式，从螭钮、龟钮至亭钮、鼻钮（图7），完整展现玺印原貌。又将西汉铜虎符单列于后，将其左、右两侧行状、合二为一时俯视面图、阴面相合部分——绘出（图8），并介绍其由来，内容丰富、详实。卷二至卷六收录各姓氏私印，按照沈韵所定四声，即平（上平、下平）、上、去、入次第排列。按其凡例所提：“集印以诸友所收藏者为主次，及子昂《印史》，杨宗道、吴孟思、王厚之、钱舜举诸家《印谱》，王俅《啸堂集古录》，吾子行《学古编》并得收入至于欣赏，编亦所不遗”，顾氏《集古印谱》不仅拓印搜购之古印，还与前人印谱相对照，查漏补缺。
顾氏《集古印谱》乃承上启下之作，承接元代佚失印谱之余韵，开钤印（即盖印）本之先河，又为后世印谱的编制体例提供了模板，综其特色，有以下三点：第一，该印谱乃集各家印谱之大成者。依当代古文字学家罗福颐著《印谱考》所述：赵孟頫之《印史》、杨宗道之《杨氏集古印谱》、吴孟思之《吴氏印谱》、王厚之《王厚之复斋印章图谱》业已散失，故集众家之印于一书的顾氏《集古印谱》便显得弥足珍贵，“印之有谱，佥称出于宣和，然其谱不见流传，明人来氏刊本，四库存目已辨其偽，则是宣和谱录佚之久矣。今日得目验者莫先于明之顾氏印薮。”第二，与前人相较，顾氏《集古印谱》集印数最多。是书初印二十部，共收“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复刻本，玉印增至22。余枚，铜印增至3200余枚。至于其他各书，依罗氏所述：赵氏《印史》集印340枚：杨氏《印谱》集印731方：吴氏《印谱》集印数未列，但按沈明臣序，“长洲沈润卿始以顺伯、子昂、钱舜举、子行，及子行弟子吴孟思所摹，及其所未摹者作刻谱以传，近古杭郎叔宝氏《七修类稿》中亦刻数十方，然统诸家数尚不及千矣”，可知其所集印数亦未过千;王氏《图谱》集印92方。第三，该印谱正文前，有元代杨宗道著《杨氏集古印谱》序三篇和吴孟思撰《吴氏印谱》序一篇，概述了这两部印谱的体例，刻书时间，收录古印情况，使这两部印谱得以为后人所知，亦为研究元代印谱提供了资料。
对顾氏《集古印谱》之评价，后人亦有微词者，明代甘旸在其所著《甘氏集古印正》中称，自顾氏印谱后，各家均可按其所释翻刻、制印，印者“皆古人心画神迹所寄”，后人只仿其形，而未知其意，便失去了编者以集印的形式，令后人“得亲见古人典刑神迹所寄心画所传”的初衷。且秦汉印随时代变迁，业已失其原来面目，仅用木刻是无法完全体现其原貌的。明代董其昌在其所著《容台集》中也认为，顾氏印谱之前，世人很难见到如此众多的秦汉古印，该书刻印之后，学习篆刻者均效仿之，且该书释印详实，为仿古印者亦提供了模板，多则亦滥，终将使制印古法尽失，遂再难体会蕴含在古印中的秦汉风骨。
顾氏《集古印谱》作为集赵、杨、吴、王、钱诸家印谱之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收录明代印谱四部，顾氏《集古印谱》即在此列，称是书：“以四声部分为次，检阅颇便。凡所收录，自其家以及好事者所藏曾经寓目者，咸以朱摹其文，而详载其释文形制于下。至前人所集如王俅之《啸堂集古录》、赵孟頫之《印史》、吾衍之《学古编》、杨遵之《集古印谱》等书，并采掇以备考订。前有隆庆壬申沈明臣序，称从德所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可谓至富。”后世对其评价虽褒贬不一，但仍无法撼动它在印谱史上的地位，使古印不致因“岁久风日蚀剥”等原因，而“久益漫灭并失所在”。同时它也为后世研究秦汉古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更为好事者所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