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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扇在我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因其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集于一身而深受历代文人书画家们的喜爱。扇面上的书法、绘画，虽因尺寸所限无法挥洒长松巨木式的雄阔，但惟其如此，更需精心布局、尽力描绘，方能在小小扇面上展示出作者的功底和境界，故此绝大多数书画扇都很精美，与高轴大卷相比，亦不逊色，别有一番动人韵致。此外，一柄成扇其扇骨的选材和制作也颇有讲究。二者结合，造就了这种传统书画中特殊形式的魅力。
折扇尤其是书画扇的使用直到民国时仍十分普遍。吉林省博物院在2。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有幸征集收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民国时期书画大家的折扇成品，大部分品相良好，吉林省博物院亦曾数次举办以此为题材的展览。其中张大千的几件折扇，曾在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南张北溥”绘画交流展中多次展出。但折扇上书画用纸比较特殊，相对而言，韧性不足而脆性较大，故此在保管过程中不能过度开合，展览次数、时长、地点和各方条件都很受限制，无法更广泛、更全面地层示张大千折扇的面貌。本文特择取5件民国时期（30年代中期）张大千折扇精品，管中窥豹，共鉴这一时期张大千折扇中的世界。
1.秋林读书图（图1）
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创作年代为1935年，是一件小青绿山水人物小景。图中一高士坐在树下读书，休憩之间，正望向对面虚渺的山峰，神态怡然。人物面部轮廓、胡须、发髻均为典型的大千式造型，头扎蓝巾，
白衣朱履，亦是张大千笔下常见的人物衣饰打扮。树上红叶稀疏，身下草地仍是青青一片，依稀有几许泛红的秋意，在细节上与枝头红叶和整个主题相呼应。此扇创作于1935年，彼时张大干还处在仿古时期，笔法上有较为明显的石涛的意味，但整个画面的气息是独特的，尤其是用色方面，清爽明快，人物的白衣、朱履、蓝巾、蓝色的书匣，背景中的红叶、青草、远山上淡淡的青色苔点，
以
及细节上的精心处理，都显示了张大千特有的某些风格。画面左侧题款“秋林
读书图，乙亥七月写于旧京，蜀人张爰。”钤“张”（白文）、“大
千”（朱文）印各一。另题曰：“归来憩息青山庐，秋风落叶满庭除。月明起向空林坐，消受黄庭一卷书。似竹泉四兄属正，大千居士爰。”钤“三千大千”朱文印、“张季”白文印、“蜀客”白文印各一。书体与前一题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题。按题款中署“乙亥七月写于旧京”，1935年夏，张大千暂住于北平，故此画应是在北京为友人所作。折扇背面为张伯英行书，节录三国曹丕《典论》，款署“丙子大暑，竹泉四兄正，张伯英。”张伯英（1871-1949），徐州铜山县人，晚清光绪年间单人，后居北平鬻字治印，富学识，精鉴赏，书法宗邢侗。“丙子”应为1936年，此扇当为张大千绘制后，收藏者于次年请张伯英所题完成。
扇骨为竹制，大骨一面阴刻陈宝琛行书宋人陈造《题赵秀才壁》诗一首：另一面阴刻花卉，落款中有“瘦梅”字样。瘦梅名张志鱼，是民国时期著名扇骨竹刻大师。
2.姜白石词意图（图2）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创作年代为1935年，是一件写古人词意的精心之作。文人游憩于湖边水岸，自是斯人感怀;陂草青柔，竹枝摇曳，掩衬着水中成片的莲叶，隐隐可见几朵白荷绽放其间，似有暗香浮动，与词中之意相合。图中人物仍是这一时期非常典型的造型，蛋形、侧脸、短须、短髻，一袭白衣。脸部线条简练但细节生动，脸型稍显清瘦，耳朵、胡须、发髻上的发丝都予以简劲而细致的描绘，淡淡的、一笔带过的眉毛也生动异常，在这类高士画中显见是用心之作。用笔上是一贯的潇洒爽劲，简洁的人物线条、灵动摇曳的竹枝都是如此。即使是最常见的坡岸青草也勾染得清透明亮，秀色夺人。主景中的几片荷叶错落有致，作者在布局和用色上对荷叶荷花的处理手法十分高明，虚实相间，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荷塘般的纵深感，与最近处伸展的竹枝和最远处飘渺的点景之笔结合，造势巧妙，浑然天成，配以大段题画文字，将扇画这一形式的特点发挥到极高的境地。整幅画面在用色上也极有特色，水墨、淡青、淡绿、淡赭，层层清透、水润，变化丰富，色调之冷暖相宜，点染之融洽自然，虽然仿古，但无一笔不自然，无一处不透露着大家之氣。
画面左侧上方以行书题写宋代姜夔的《惜红衣.吴兴荷花（“簟枕邀凉”）》词一首，款署“乙亥初秋写于旧京，蜀人张爰”，钤“蜀客”朱文印、“阿爰”朱文印、“大千”朱文印各一枚;右下角钤“三十六陂秋色”朱文印一枚。
折扇背面为张大千亲笔隶书，内容源自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笔力雄厚，与习见之题画书法风格迥异。书后以行书题写：“刘平国开道与石门颂、杨淮表同一用笔，汉人隶书，唯此与鲁五凤刻石、廉孝禹刻石数种，其他皆分书耳。益轩仁兄法家正之，张爰。”钤“阿爰”朱文印一枚。作者认为，在汉隶中，此《刘平国碑》和《石门颂》《杨淮表记》《五凤刻石（鲁孝王刻石）》《廉孝禹刻石》几种最为正宗。张大千书法师曾熙、李瑞清，在汉隶上用功颇深，于此扇上可见一斑。
此外，图中两朵花苞上的红蜻蜓为于照所补，款署“同年秋八月补红蜻蜒，应友人之请也，非厂。”钤“于照之章”白文印一枚。于照（1889-1959），字非厂，别署非闇，北京人，近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与张大千交往甚多。此扇应是在张大干创作完成一书一画后，又由于非闇补绘蜻蜓所成。
此扇大骨为湘妃竹制，质地洁净细润，斑纹清晰完整，色泽典雅美丽，集数美于一身，堪称扇中精品。
3.罗浮鲍姑晒布台图（图3）
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创作于1935年，取材于鲍姑晒布台之故事。鲍姑为中国古代女名医，传为第一位女炙学家，在广州南海郡一带行医，常出没于罗浮山，其山上有的姑晒布台一景流传。张大千山水画中有很多是以罗浮山为创作主題的，“晒布台”也曾数次出现。此图由于受形制所限，采取横向为主、纵横结合的布局方式，以连续的、层层递进的方形山石为主体，流水穿插其间，草木点缀其上，既画出具体的人物和景致，又隐隐展现出山峦起伏、千峰竞秀的整体气势。山石、草木的皴点仍有石涛笔法的痕迹，但其轻盈洒脱、灵动清透的个人风格在此图中也是十分鲜明的。用笔极为松秀自在，浅绛设色，淡赭点染，略施花青，超尘脱俗。画面右侧署“乙亥七月，似齐敭仁兄方家正，大千张爰。钤“张”（白文）、“大千”（朱文）印各一。左侧另题曰：“山民争说鲍姑归，白鹤观前双燕飞。应是仙家爱荆布，近来不御五铢衣。罗浮鲍姑晒布台，大干居士画并题。” 折扇背面为叶恭绰行草书唐代司空图《华下》《山中》诗二首，款署“恭绰”，钤“叶恭绰”白文印一枚。此扇大骨为斑竹制。
4.湖石水仙图（图4）
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为小写意花鸟，创作于1934年。画面构图简洁大方，湖石与水仙相伴，水仙的一簇花朵向湖石盛开绽放，几片长长的叶子反向伸展在画面的空白處，布局独特.湖石用水墨写出，率意点染，稳重沉着;水仙花辦、花径、花叶的用笔非常灵动自然，整株花束形态优美、摇曳生姿，与湖石并头相伴，用笔虽简但充满灵警浑脱的韵致，优美动人之态呼之欲出。这一时期张大千的花鸟画同样处于仿古期，这幅《湖石水仙图》的题款中自署“师老迟笔意”，某些细节处还带有石涛的味道，同时整体上彰显着作者的个人特色。画面右侧署“甲戍之四月既望，略师老迟笔意，似寿益仁兄正，大千张爰”，钤“大千”朱文印一枚。折扇背面为章钰行书
清代画家戴熙的画记和画论，款署“寿益世台察书，甲戍四月霜根学人章钰”，
钤“章钰之印”白文印、“式之七十后作”朱文印各一。章
钰（1864-1937），近代藏书家、校勘学家，字式之，霜根老人为其别号之一。1934年四月（农历），张大千居于北平，此
扇正反两面的书画应该是同时完成的。此扇大骨为竹制阳刻，正反两面均为吴熙曾山水。
5.太华云峰图（图5）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为没骨山水，创作于1934年。此图状写华山景色，极为壮观。在构图上将笔墨着落在画面右下和左上两处，利用扇面横向扩张的特殊形制，营造出咫尺千里的高远和纵深感。近景院落、丛林、人物汇聚在画面右下一角;整个中部都是大面积的留白和细笔勾勒的向上升腾的云气。在这样旷及天地的云霞中，赤红色的山峦在远景中灿然生辉，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壮丽无比。这件作品在用色上尤为突出，是这一时期画坛上比较少见的没骨设色山水。清代以来，由于受南北宗理论的影响，李氏父子创立的青绿山水风格被认为是具有“匠气”的北宗画法，与文人画追求的简远平淡的精神境界相背离，因此在有清一代，几乎没有人在青绿山水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实际上，对于绘画创作来说，色彩的运用应该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表现手法。至民国时期，绘画艺术领域传统观念产生剧烈变革，青绿山水被一些画家重新拾起，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汇各家、力图开创新路，张大千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3。年代早中期，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创作应是处于探索阶段，尝试过传统青绿山水中的几种主要技法：张僧繇没骨法、青绿设色与水墨结合的技法和仿唐代二李风格的金碧大青绿法。此图即使用了没骨法，尤其是远处的山峦不进行勾勒和皴点，完全敷染而成，而且图中金红色的山峦色彩层次非常丰富，是没骨法这种古老技法在张大千笔下的绝佳体现。山峦使用的红加金色鲜明耀目，成为这一时期标识风格的显著特点。
画面右上题款：“太华诸峰已称绝奇，而云又特幻，晨起坐炼丹台上，荒白平布旷极天末微借曰光激射，若钱江之潮，前后相逐，间露峰尖，如壶中涌出十洲三岛，狂飕忽来，云波乍卷，变化万端，令人目眩神移。佩翁道兄命画，适华岳归来，因图以请正。甲戌九月，大千弟爰。”钤“张爰”白文印、“大千”朱文印各一引首钤“三千大千”朱文印一枚。此扇画作于1934年九月（农历），张大千之前曾游历华山，故题款中有“适华岳归来”主语。
折扇背面为溥儒行书题画诗，款署“照廷先生正，溥儒”，钤“溥儒之印”白文印、“心畲”朱文印、“垂虹”朱文印各一。落款中未署年份，从书法风格来看，应是溥心畲3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此扇大骨为斑竹制。
民国时期，折扇尤其是书画扇甚为盛行，张大千的这5件折扇都是在北京居住期间创作完成赠送给友人的。5件折扇均为完整的成扇，绘制于30年代中期，内含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山水中既有浅绛又有没骨，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张大千的书画艺术风貌。张大千谙熟于扇中之道，善于利用扇面画的特殊形式，以小品画而现大境界，“清风在握，应知雅扇凭风骨;爽气满怀，还解文人重气量”，将这种曾经在上至皇家贵冑，下至民间百姓之间广为流传的怀袖雅物变作抒发自己艺术情怀的绝妙平台，也让后人欣赏到了他折扇中的精彩世界。
（责任编辑：郭彤）
折扇尤其是书画扇的使用直到民国时仍十分普遍。吉林省博物院在2。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有幸征集收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民国时期书画大家的折扇成品，大部分品相良好，吉林省博物院亦曾数次举办以此为题材的展览。其中张大千的几件折扇，曾在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南张北溥”绘画交流展中多次展出。但折扇上书画用纸比较特殊，相对而言，韧性不足而脆性较大，故此在保管过程中不能过度开合，展览次数、时长、地点和各方条件都很受限制，无法更广泛、更全面地层示张大千折扇的面貌。本文特择取5件民国时期（30年代中期）张大千折扇精品，管中窥豹，共鉴这一时期张大千折扇中的世界。
1.秋林读书图（图1）
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创作年代为1935年，是一件小青绿山水人物小景。图中一高士坐在树下读书，休憩之间，正望向对面虚渺的山峰，神态怡然。人物面部轮廓、胡须、发髻均为典型的大千式造型，头扎蓝巾，
白衣朱履，亦是张大千笔下常见的人物衣饰打扮。树上红叶稀疏，身下草地仍是青青一片，依稀有几许泛红的秋意，在细节上与枝头红叶和整个主题相呼应。此扇创作于1935年，彼时张大干还处在仿古时期，笔法上有较为明显的石涛的意味，但整个画面的气息是独特的，尤其是用色方面，清爽明快，人物的白衣、朱履、蓝巾、蓝色的书匣，背景中的红叶、青草、远山上淡淡的青色苔点，
以
及细节上的精心处理，都显示了张大千特有的某些风格。画面左侧题款“秋林
读书图，乙亥七月写于旧京，蜀人张爰。”钤“张”（白文）、“大
千”（朱文）印各一。另题曰：“归来憩息青山庐，秋风落叶满庭除。月明起向空林坐，消受黄庭一卷书。似竹泉四兄属正，大千居士爰。”钤“三千大千”朱文印、“张季”白文印、“蜀客”白文印各一。书体与前一题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题。按题款中署“乙亥七月写于旧京”，1935年夏，张大千暂住于北平，故此画应是在北京为友人所作。折扇背面为张伯英行书，节录三国曹丕《典论》，款署“丙子大暑，竹泉四兄正，张伯英。”张伯英（1871-1949），徐州铜山县人，晚清光绪年间单人，后居北平鬻字治印，富学识，精鉴赏，书法宗邢侗。“丙子”应为1936年，此扇当为张大千绘制后，收藏者于次年请张伯英所题完成。
扇骨为竹制，大骨一面阴刻陈宝琛行书宋人陈造《题赵秀才壁》诗一首：另一面阴刻花卉，落款中有“瘦梅”字样。瘦梅名张志鱼，是民国时期著名扇骨竹刻大师。
2.姜白石词意图（图2）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创作年代为1935年，是一件写古人词意的精心之作。文人游憩于湖边水岸，自是斯人感怀;陂草青柔，竹枝摇曳，掩衬着水中成片的莲叶，隐隐可见几朵白荷绽放其间，似有暗香浮动，与词中之意相合。图中人物仍是这一时期非常典型的造型，蛋形、侧脸、短须、短髻，一袭白衣。脸部线条简练但细节生动，脸型稍显清瘦，耳朵、胡须、发髻上的发丝都予以简劲而细致的描绘，淡淡的、一笔带过的眉毛也生动异常，在这类高士画中显见是用心之作。用笔上是一贯的潇洒爽劲，简洁的人物线条、灵动摇曳的竹枝都是如此。即使是最常见的坡岸青草也勾染得清透明亮，秀色夺人。主景中的几片荷叶错落有致，作者在布局和用色上对荷叶荷花的处理手法十分高明，虚实相间，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荷塘般的纵深感，与最近处伸展的竹枝和最远处飘渺的点景之笔结合，造势巧妙，浑然天成，配以大段题画文字，将扇画这一形式的特点发挥到极高的境地。整幅画面在用色上也极有特色，水墨、淡青、淡绿、淡赭，层层清透、水润，变化丰富，色调之冷暖相宜，点染之融洽自然，虽然仿古，但无一笔不自然，无一处不透露着大家之氣。
画面左侧上方以行书题写宋代姜夔的《惜红衣.吴兴荷花（“簟枕邀凉”）》词一首，款署“乙亥初秋写于旧京，蜀人张爰”，钤“蜀客”朱文印、“阿爰”朱文印、“大千”朱文印各一枚;右下角钤“三十六陂秋色”朱文印一枚。
折扇背面为张大千亲笔隶书，内容源自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笔力雄厚，与习见之题画书法风格迥异。书后以行书题写：“刘平国开道与石门颂、杨淮表同一用笔，汉人隶书，唯此与鲁五凤刻石、廉孝禹刻石数种，其他皆分书耳。益轩仁兄法家正之，张爰。”钤“阿爰”朱文印一枚。作者认为，在汉隶中，此《刘平国碑》和《石门颂》《杨淮表记》《五凤刻石（鲁孝王刻石）》《廉孝禹刻石》几种最为正宗。张大千书法师曾熙、李瑞清，在汉隶上用功颇深，于此扇上可见一斑。
此外，图中两朵花苞上的红蜻蜓为于照所补，款署“同年秋八月补红蜻蜒，应友人之请也，非厂。”钤“于照之章”白文印一枚。于照（1889-1959），字非厂，别署非闇，北京人，近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与张大千交往甚多。此扇应是在张大干创作完成一书一画后，又由于非闇补绘蜻蜓所成。
此扇大骨为湘妃竹制，质地洁净细润，斑纹清晰完整，色泽典雅美丽，集数美于一身，堪称扇中精品。
3.罗浮鲍姑晒布台图（图3）
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创作于1935年，取材于鲍姑晒布台之故事。鲍姑为中国古代女名医，传为第一位女炙学家，在广州南海郡一带行医，常出没于罗浮山，其山上有的姑晒布台一景流传。张大千山水画中有很多是以罗浮山为创作主題的，“晒布台”也曾数次出现。此图由于受形制所限，采取横向为主、纵横结合的布局方式，以连续的、层层递进的方形山石为主体，流水穿插其间，草木点缀其上，既画出具体的人物和景致，又隐隐展现出山峦起伏、千峰竞秀的整体气势。山石、草木的皴点仍有石涛笔法的痕迹，但其轻盈洒脱、灵动清透的个人风格在此图中也是十分鲜明的。用笔极为松秀自在，浅绛设色，淡赭点染，略施花青，超尘脱俗。画面右侧署“乙亥七月，似齐敭仁兄方家正，大千张爰。钤“张”（白文）、“大千”（朱文）印各一。左侧另题曰：“山民争说鲍姑归，白鹤观前双燕飞。应是仙家爱荆布，近来不御五铢衣。罗浮鲍姑晒布台，大干居士画并题。” 折扇背面为叶恭绰行草书唐代司空图《华下》《山中》诗二首，款署“恭绰”，钤“叶恭绰”白文印一枚。此扇大骨为斑竹制。
4.湖石水仙图（图4）
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为小写意花鸟，创作于1934年。画面构图简洁大方，湖石与水仙相伴，水仙的一簇花朵向湖石盛开绽放，几片长长的叶子反向伸展在画面的空白處，布局独特.湖石用水墨写出，率意点染，稳重沉着;水仙花辦、花径、花叶的用笔非常灵动自然，整株花束形态优美、摇曳生姿，与湖石并头相伴，用笔虽简但充满灵警浑脱的韵致，优美动人之态呼之欲出。这一时期张大千的花鸟画同样处于仿古期，这幅《湖石水仙图》的题款中自署“师老迟笔意”，某些细节处还带有石涛的味道，同时整体上彰显着作者的个人特色。画面右侧署“甲戍之四月既望，略师老迟笔意，似寿益仁兄正，大千张爰”，钤“大千”朱文印一枚。折扇背面为章钰行书
清代画家戴熙的画记和画论，款署“寿益世台察书，甲戍四月霜根学人章钰”，
钤“章钰之印”白文印、“式之七十后作”朱文印各一。章
钰（1864-1937），近代藏书家、校勘学家，字式之，霜根老人为其别号之一。1934年四月（农历），张大千居于北平，此
扇正反两面的书画应该是同时完成的。此扇大骨为竹制阳刻，正反两面均为吴熙曾山水。
5.太华云峰图（图5）成扇，扇面纸本，竹制扇骨。为没骨山水，创作于1934年。此图状写华山景色，极为壮观。在构图上将笔墨着落在画面右下和左上两处，利用扇面横向扩张的特殊形制，营造出咫尺千里的高远和纵深感。近景院落、丛林、人物汇聚在画面右下一角;整个中部都是大面积的留白和细笔勾勒的向上升腾的云气。在这样旷及天地的云霞中，赤红色的山峦在远景中灿然生辉，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壮丽无比。这件作品在用色上尤为突出，是这一时期画坛上比较少见的没骨设色山水。清代以来，由于受南北宗理论的影响，李氏父子创立的青绿山水风格被认为是具有“匠气”的北宗画法，与文人画追求的简远平淡的精神境界相背离，因此在有清一代，几乎没有人在青绿山水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实际上，对于绘画创作来说，色彩的运用应该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表现手法。至民国时期，绘画艺术领域传统观念产生剧烈变革，青绿山水被一些画家重新拾起，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汇各家、力图开创新路，张大千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3。年代早中期，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创作应是处于探索阶段，尝试过传统青绿山水中的几种主要技法：张僧繇没骨法、青绿设色与水墨结合的技法和仿唐代二李风格的金碧大青绿法。此图即使用了没骨法，尤其是远处的山峦不进行勾勒和皴点，完全敷染而成，而且图中金红色的山峦色彩层次非常丰富，是没骨法这种古老技法在张大千笔下的绝佳体现。山峦使用的红加金色鲜明耀目，成为这一时期标识风格的显著特点。
画面右上题款：“太华诸峰已称绝奇，而云又特幻，晨起坐炼丹台上，荒白平布旷极天末微借曰光激射，若钱江之潮，前后相逐，间露峰尖，如壶中涌出十洲三岛，狂飕忽来，云波乍卷，变化万端，令人目眩神移。佩翁道兄命画，适华岳归来，因图以请正。甲戌九月，大千弟爰。”钤“张爰”白文印、“大千”朱文印各一引首钤“三千大千”朱文印一枚。此扇画作于1934年九月（农历），张大千之前曾游历华山，故题款中有“适华岳归来”主语。
折扇背面为溥儒行书题画诗，款署“照廷先生正，溥儒”，钤“溥儒之印”白文印、“心畲”朱文印、“垂虹”朱文印各一。落款中未署年份，从书法风格来看，应是溥心畲3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此扇大骨为斑竹制。
民国时期，折扇尤其是书画扇甚为盛行，张大千的这5件折扇都是在北京居住期间创作完成赠送给友人的。5件折扇均为完整的成扇，绘制于30年代中期，内含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山水中既有浅绛又有没骨，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张大千的书画艺术风貌。张大千谙熟于扇中之道，善于利用扇面画的特殊形式，以小品画而现大境界，“清风在握，应知雅扇凭风骨;爽气满怀，还解文人重气量”，将这种曾经在上至皇家贵冑，下至民间百姓之间广为流传的怀袖雅物变作抒发自己艺术情怀的绝妙平台，也让后人欣赏到了他折扇中的精彩世界。
（责任编辑：郭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