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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2012年9月以来的钓鱼岛争端报道进行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围绕《环球时报》和腾讯新闻对钓鱼岛争端的相关报道，分析比较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策略上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上的交互影响，在两种媒介的相互影响过程中，钓鱼岛争端的报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使受众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了解事件进程。
关键词：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议程设置 钓鱼岛事件
自1972年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之后，大众传媒对决定受众“知道什么”方面的功能得到普遍认可。该理论认为媒体为公众设置议程话题，然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环境下形成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仍然有效开始在学界引起争议。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各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次的钓鱼岛争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是具有极高关注度的话题，各种媒体都想方设法提供最及时、最生动的报道。
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并存的传播形态下，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否依然存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有何区别？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上是否有交互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研究设计
钓鱼岛争端使得中日关系更加恶化，针对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进行的报道将会对很多方面产生影响。首先，报道的方式和角度会影响中日关系；其次，我国媒体的报道模式和对外态度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影响国民的民族感。因此，选取《环球时报》和腾讯新闻两个不同性质的媒体来研究各自的议程设置是如何进行的，有着重要意义。
（一）分析单位
1.《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际新闻报纸，它的受众广泛，且在世界范围拥有巨大影响。作为这场中日“舆论战”的重要武器，其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以其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进行分析研究。
对《环球时报》报道研究以一“篇”报道为分析单位，判断依据为有独立的标题并且有记者或评论员的署名。若一篇报道被分列排到不同的版面，在统计时计为同一篇。
2.腾讯新闻是依托门户网站腾讯网建立的专业性时事报道网站，每篇文章下方都设有评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是民间“舆论场”的聚集地，其议程设置在众多网络媒体中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以其作为网络媒体的代表进行分析研究。
对腾讯新闻报道研究以一“篇”为分析单位，统计时排除重复的、与钓鱼岛无关的新闻报道。
（二）时间框
虽然在2012年前也有对于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但相关报道数量较少，也没有代表性。而从2012年4月起，钓鱼岛争端时间持续较长且不断升级，在9月份报道量逐渐增多，分析9月之后的报道，也能够较好地来研究两家媒体是如何进行议程设置的。9月10日，日本中央政府非法签署收购钓鱼岛进行国有化协议后，使得整个事件急剧升温。这段时间内，不论是报刊、杂志类的传统媒体，还是各大门户网站，都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21日后，媒体进入尾期报道，至30日后，报道力度开始减弱。基于此，本文研究的个案是从2012年9月1日到9月30日的《环球时报》和腾讯新闻网站上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报道。
（三）采样方法
首先查阅时间框内出版的《环球时报》纸质版，统计与钓鱼岛争端有关的报道，剔除与钓鱼岛争端关系不大的报道，最终得到样本91篇。（见表1）
接着，查阅腾讯新闻在时间框内发布的钓鱼岛争端报道。笔者在腾讯新闻的“钓鱼岛争端”栏目，统计时间框内的所有新闻。经筛选，剔除与主题无关的和重复发布的报道，共计2021篇报道，从中选取受众评论超过500人的报道，得到样本133篇。考虑到两个样本库都不大，本研究将总体数据都纳入研究样本。
（四）研究方法
为了更加科学地研究钓鱼岛争端的报道，本研究采取选择具体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示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调查方法。在选定具体的样本的基础上，根据内容分析方法，确定钓鱼岛争端报道的基本类目和分析单元，并且完成数据统计分析。
（五）数据统计
根据类目和分析单元对抽样的样本进行分析，并且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运用这些数据具体分析《环球日报》和腾讯新闻对钓鱼岛争端报道议程设置的特征。
二、研究发现
（一）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分析
学者陈力丹认为，在运用报纸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时，议程设置功能主要通过报道数量、报道篇幅及体裁等实现，现对《环球时报》在时间框内的钓鱼岛争端报道进行统计分析。
1.报道数量的控制
9月1日-9月10日是钓鱼岛争端的舆论酝酿期，此时报道较少，在9月10日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方做出了实质性回应，“钓鱼岛”相关话题的舆论正处于爆发状态，报道开始增多，9月11日报道数量达到最高点，此后伴随着一系列的反日活动，钓鱼岛争端舆论热度一直持续到9月20日，在9月21日到9月30日之间舆论热度开始趋于平缓，报道也随之减少，这个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
表1显示，《环球时报》在这次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中，秉持事实报道和理性分析原则，坚持正面报道。
在报道的第一阶段，传统媒体在报道事实为主（2篇）的同时，将时局分析提上主要议程（6篇），其中9月3日署名刘建平的文章《钓鱼岛已很难继续“搁置争议”》体现了极高的预见性。报道进入第二阶段后，《环球时报》连续4天发布官方声明，9月11日发布的《中国强硬回击日本买岛》表达中方不满情绪和重申和平发展的信心和定力。由于12日后爆发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媒体除了继续提供基本消息之外，还延展了报道议题。将对打砸抢的思考和理性爱国的呼吁（共19篇）置于首位，其次追踪钓鱼岛购岛及维权事件进展（共8篇），再次是保钓行动（5篇），国际社会对此事的表态（4篇）也被适当关注。可见在社会各界舆论中“维护主权”、“抵制日货”等语义渐占上风的时候，媒体适时改变了报道方式，拓展议题来分散公众过度的仇日情绪，并通过《除了抵制日货，我们还能做什么》等正面报道来引导“理性爱国”的情绪的表达。第三阶段，20日之后媒体报道量开始减少，媒体在后期报道继续扩大议题范围，对美韩俄等国的立场进行详细剖析（共9篇），并分析未来图景，严格控制反日情绪报道的数量（2篇），减少此方面的议程，达到舆论引导正效果的意图。 如表1合计所示，反映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言论的文章占10篇，评论员文章占24篇，从国家战略角度及时传达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和应对策略，满足了人民群众舆情需求。而从日方角度出发的文章也占7篇，主要涉及日方民众和日方友好人士的态度及日本政府的反应，通过这些新闻报道揭穿了日方舆论的一面之辞，直接打击日本媒体营造的假象。从国际舆论角度出发的相关报道有8篇，这样的报道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舆论渠道，更具说服力。
2.报道内容的侧重
《环球时报》作为舆论引导的载体，肩负着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在整个舆论引导过程中，关键词“固有领土”、“非法”、“主权”、“保钓”属于高频词汇。可以看出，这次的钓鱼岛争端报道内容设置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1）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侵占（2）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反制措施（3）保钓行动与日本政府的冲突（4）国内民众爱国情绪的引导（5）国际社会对钓鱼岛问题的舆论。一些关键词在报道中反复出现，增加了话语引导的强势。
可以看出，《环球时报》在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中的议程设置，注重高频词语的运用宣示主权并教育民众，这种报道叙事框架，会对其国内受众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国外受众理清事实有莫大裨益。在这种报道模式下，国内外受众都会比较客观公正的来看待钓鱼岛事件，不会太感情用事，而是会深度地了解钓鱼岛事件的始末及其发生原因，政府应该怎么样处理该事件，以及这样处理的原因。还会思考发生这样的事件对我国国民产生的影响以及最主要的对中日关系和其对国际形势产生的影响。
3.报道方式的选择
钓鱼岛争端报道以中篇消息（47篇）为主，其中不乏通过深度报道来设置议程，例如《东海渔民对钓鱼岛充满期待》一文，就对钓鱼岛渔业前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抵制日货搅动东亚数十年》一文，则积极设置“超越日货”的民族自信观念。此外还可以看出，评论占据了次要份量，评论共23篇，占整个报道的25.27%，《环球时报》在该段时间通过聘请旅日资深媒体人、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来引导大众舆论，无疑具有权威的可信度。
（二）传统媒介议程设置与网络媒体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
1.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议题主要来源于传统媒体
我们将腾讯新闻关于钓鱼岛争端的议题分为：符合报纸议题的、延伸报纸议题的（即在接收了媒介议题后，自行进行扩展采访或包纳微博、论坛、调查内容的议题）、预设报纸议题的和对立报纸议题的。表2显示，符合与延伸报纸议题的新闻占了总新闻数量的96.24%，而且没有对立议题的出现，可见网民讨论的议题大都源于传统媒体预设的话题范围，这显示了传统媒体在此次钓鱼岛争端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占据了制高点。
通过分析，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大致如下：
（1）网民了解新闻事件的根本信源还是传统媒介。表面上看，网民主要通过新闻网页、网络论坛和各种微博来获取信息，但实际上我国网站尤其是商业门户网站大多数不具备新闻采访资质，例如，腾讯网此次钓鱼岛争端报道全部是转发和整合传统媒体及其网站的报道。
（2）传统媒体专业化程度高，行业标准成熟，传播的内容多以优质、原创、有深度的内容为主，不仅传达了较为权威的政治观点，还引导了社会的舆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但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与移动网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上信息量虽然巨大，但各类信息相互混杂。同时对网络信息的审核力度相形见绌，难以进行全面的收集和审查。互联网上的很多报道虽然实时性很强，但却只是对事实的描述，缺少深入的分析，更不用说是抢先预设议程。
2.网络媒体设置的议题与传统媒体设置的议题在体裁选择上的差别较大
腾讯新闻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体裁以消息配图片或视频为主，占总数的69.17%，以反映民情民意的软新闻为主，而且那些受到受众大量参与与评论的报道（评论过万）基本上为此类体裁。而《环球时报》最主要的报道体裁为纯消息，占总数的43.96%，且以硬新闻为主，可见两家媒体在体裁选择上差别较大。
通过分析，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大致如下：
传统媒体囿于技术的限制，虽然《环球时报》也通过多频道化等手段提供一定程度的差异化产品，但是囿于版面和频道资源以及成本的限制，其只能以提供较为标准和统一化的纯信息为主。网络媒体由于成本的相对低廉、海量的空间存储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上可以通过互联网统计技术来分析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因而网络媒体传播的信息量和手段要多于传统媒体，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获取议题的需求。
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相互影响
9月11日的两篇腾讯新闻《外交部就日本购买钓鱼岛一事发表声明》和《中国两艘海监船今日将抵达钓鱼岛宣示主权》图文视频相结合，其新闻跟帖数均超过1万条。充分体现了网络媒体包容和互动的宗旨，“非法侵占”和“维护主权”成了当天的最热网络议题。
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在网络传播中，一股负面的仇日社会心理也在悄然而至。12日起，西安、青岛、长沙等多个城市发生了多起民众的保钓行动。同时，一些非理性的抗议活动也屡有发生，抵制日货的民间情绪高涨，腾讯新闻钓鱼岛专题截至9月14日的调查发现，有超过九成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再购买日本产品。在有些地方，甚至有人当众焚烧或打砸日系车，还发生了袭击日本人的过激行为。此段时间内腾讯新闻的报道多涉及民间话语报道。《环球时报》不甘落后，在17号的新闻背景板块也推出了自己的民调结果《9成民众支持对日更多反制行动》，不仅提及了众多网络媒体的调查数据，还举出自己的数据对比。整篇报道更注重宣传理性爱国，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各种不良舆论很快得到遏制，一度被认为容易产生极化反应的网络媒体，也开始一边倒地支持理性爱国，腾讯新闻更是在当天更新了2条有关理性爱国的新闻。
可见，网络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出现了相互影响的情况，说明受众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开始与传统媒介一起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
三、总结
麦奎尔指出：尽管新媒介日益进步，不过，却没有证据足以显示传统媒介正处于衰落之中。相反，为了顺应新媒介的出现，传统媒介也正在调整、扩展，以迎接新挑战。在这次的钓鱼岛争端报道中，虽然传统媒体囿于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无法做到全方位的报道，但是通过积极的议程设置，有针对性地控制报道数量和报道体裁，不仅站在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还对民间舆论场和网络新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网络新闻最终站在了与传统媒体议题一致的立场上。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框架理论对受众有直接的影响。在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介设置了各种不同的议程，通过自己的媒介和网络媒体的再传播，对受众的情感色彩以及观点态度产生重大的影响。有理由相信，传统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能够在未来达到互补与双赢的局面。
1.传统媒体需注重深度报道以凸显新闻价值。虽然在时效性与接近性方面网络媒体可以先发制人，但对问题的深度报道与全面解读，仍然有赖于传统主流媒体。官方态度、专家学者的意见，现场的全景式报道，只有传统主流媒体才有能力进行。
2.网络媒体必须利用自己多媒体的技术优势和互动性强的特点，成为反映民情、表达民意的信息交流所。
3.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已势不可挡，传统媒体不仅要注重自身网络版的拓展，还要积极与其它网络媒体进行互动，关注公众的需求，加强融合报道，网络媒体要注重甄别虚假新闻，并努力自设议题和延展传统媒体议题，提高自身公信力。
关键词：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 议程设置 钓鱼岛事件
自1972年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之后，大众传媒对决定受众“知道什么”方面的功能得到普遍认可。该理论认为媒体为公众设置议程话题，然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环境下形成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仍然有效开始在学界引起争议。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各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次的钓鱼岛争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是具有极高关注度的话题，各种媒体都想方设法提供最及时、最生动的报道。
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并存的传播形态下，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否依然存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有何区别？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上是否有交互影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研究设计
钓鱼岛争端使得中日关系更加恶化，针对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进行的报道将会对很多方面产生影响。首先，报道的方式和角度会影响中日关系；其次，我国媒体的报道模式和对外态度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影响国民的民族感。因此，选取《环球时报》和腾讯新闻两个不同性质的媒体来研究各自的议程设置是如何进行的，有着重要意义。
（一）分析单位
1.《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际新闻报纸，它的受众广泛，且在世界范围拥有巨大影响。作为这场中日“舆论战”的重要武器，其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以其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进行分析研究。
对《环球时报》报道研究以一“篇”报道为分析单位，判断依据为有独立的标题并且有记者或评论员的署名。若一篇报道被分列排到不同的版面，在统计时计为同一篇。
2.腾讯新闻是依托门户网站腾讯网建立的专业性时事报道网站，每篇文章下方都设有评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是民间“舆论场”的聚集地，其议程设置在众多网络媒体中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以其作为网络媒体的代表进行分析研究。
对腾讯新闻报道研究以一“篇”为分析单位，统计时排除重复的、与钓鱼岛无关的新闻报道。
（二）时间框
虽然在2012年前也有对于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但相关报道数量较少，也没有代表性。而从2012年4月起，钓鱼岛争端时间持续较长且不断升级，在9月份报道量逐渐增多，分析9月之后的报道，也能够较好地来研究两家媒体是如何进行议程设置的。9月10日，日本中央政府非法签署收购钓鱼岛进行国有化协议后，使得整个事件急剧升温。这段时间内，不论是报刊、杂志类的传统媒体，还是各大门户网站，都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21日后，媒体进入尾期报道，至30日后，报道力度开始减弱。基于此，本文研究的个案是从2012年9月1日到9月30日的《环球时报》和腾讯新闻网站上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报道。
（三）采样方法
首先查阅时间框内出版的《环球时报》纸质版，统计与钓鱼岛争端有关的报道，剔除与钓鱼岛争端关系不大的报道，最终得到样本91篇。（见表1）
接着，查阅腾讯新闻在时间框内发布的钓鱼岛争端报道。笔者在腾讯新闻的“钓鱼岛争端”栏目，统计时间框内的所有新闻。经筛选，剔除与主题无关的和重复发布的报道，共计2021篇报道，从中选取受众评论超过500人的报道，得到样本133篇。考虑到两个样本库都不大，本研究将总体数据都纳入研究样本。
（四）研究方法
为了更加科学地研究钓鱼岛争端的报道，本研究采取选择具体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示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调查方法。在选定具体的样本的基础上，根据内容分析方法，确定钓鱼岛争端报道的基本类目和分析单元，并且完成数据统计分析。
（五）数据统计
根据类目和分析单元对抽样的样本进行分析，并且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运用这些数据具体分析《环球日报》和腾讯新闻对钓鱼岛争端报道议程设置的特征。
二、研究发现
（一）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分析
学者陈力丹认为，在运用报纸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时，议程设置功能主要通过报道数量、报道篇幅及体裁等实现，现对《环球时报》在时间框内的钓鱼岛争端报道进行统计分析。
1.报道数量的控制
9月1日-9月10日是钓鱼岛争端的舆论酝酿期，此时报道较少，在9月10日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方做出了实质性回应，“钓鱼岛”相关话题的舆论正处于爆发状态，报道开始增多，9月11日报道数量达到最高点，此后伴随着一系列的反日活动，钓鱼岛争端舆论热度一直持续到9月20日，在9月21日到9月30日之间舆论热度开始趋于平缓，报道也随之减少，这个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
表1显示，《环球时报》在这次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中，秉持事实报道和理性分析原则，坚持正面报道。
在报道的第一阶段，传统媒体在报道事实为主（2篇）的同时，将时局分析提上主要议程（6篇），其中9月3日署名刘建平的文章《钓鱼岛已很难继续“搁置争议”》体现了极高的预见性。报道进入第二阶段后，《环球时报》连续4天发布官方声明，9月11日发布的《中国强硬回击日本买岛》表达中方不满情绪和重申和平发展的信心和定力。由于12日后爆发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媒体除了继续提供基本消息之外，还延展了报道议题。将对打砸抢的思考和理性爱国的呼吁（共19篇）置于首位，其次追踪钓鱼岛购岛及维权事件进展（共8篇），再次是保钓行动（5篇），国际社会对此事的表态（4篇）也被适当关注。可见在社会各界舆论中“维护主权”、“抵制日货”等语义渐占上风的时候，媒体适时改变了报道方式，拓展议题来分散公众过度的仇日情绪，并通过《除了抵制日货，我们还能做什么》等正面报道来引导“理性爱国”的情绪的表达。第三阶段，20日之后媒体报道量开始减少，媒体在后期报道继续扩大议题范围，对美韩俄等国的立场进行详细剖析（共9篇），并分析未来图景，严格控制反日情绪报道的数量（2篇），减少此方面的议程，达到舆论引导正效果的意图。 如表1合计所示，反映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言论的文章占10篇，评论员文章占24篇，从国家战略角度及时传达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和应对策略，满足了人民群众舆情需求。而从日方角度出发的文章也占7篇，主要涉及日方民众和日方友好人士的态度及日本政府的反应，通过这些新闻报道揭穿了日方舆论的一面之辞，直接打击日本媒体营造的假象。从国际舆论角度出发的相关报道有8篇，这样的报道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舆论渠道，更具说服力。
2.报道内容的侧重
《环球时报》作为舆论引导的载体，肩负着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在整个舆论引导过程中，关键词“固有领土”、“非法”、“主权”、“保钓”属于高频词汇。可以看出，这次的钓鱼岛争端报道内容设置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1）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侵占（2）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反制措施（3）保钓行动与日本政府的冲突（4）国内民众爱国情绪的引导（5）国际社会对钓鱼岛问题的舆论。一些关键词在报道中反复出现，增加了话语引导的强势。
可以看出，《环球时报》在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中的议程设置，注重高频词语的运用宣示主权并教育民众，这种报道叙事框架，会对其国内受众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国外受众理清事实有莫大裨益。在这种报道模式下，国内外受众都会比较客观公正的来看待钓鱼岛事件，不会太感情用事，而是会深度地了解钓鱼岛事件的始末及其发生原因，政府应该怎么样处理该事件，以及这样处理的原因。还会思考发生这样的事件对我国国民产生的影响以及最主要的对中日关系和其对国际形势产生的影响。
3.报道方式的选择
钓鱼岛争端报道以中篇消息（47篇）为主，其中不乏通过深度报道来设置议程，例如《东海渔民对钓鱼岛充满期待》一文，就对钓鱼岛渔业前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抵制日货搅动东亚数十年》一文，则积极设置“超越日货”的民族自信观念。此外还可以看出，评论占据了次要份量，评论共23篇，占整个报道的25.27%，《环球时报》在该段时间通过聘请旅日资深媒体人、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来引导大众舆论，无疑具有权威的可信度。
（二）传统媒介议程设置与网络媒体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
1.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议题主要来源于传统媒体
我们将腾讯新闻关于钓鱼岛争端的议题分为：符合报纸议题的、延伸报纸议题的（即在接收了媒介议题后，自行进行扩展采访或包纳微博、论坛、调查内容的议题）、预设报纸议题的和对立报纸议题的。表2显示，符合与延伸报纸议题的新闻占了总新闻数量的96.24%，而且没有对立议题的出现，可见网民讨论的议题大都源于传统媒体预设的话题范围，这显示了传统媒体在此次钓鱼岛争端报道的议程设置上占据了制高点。
通过分析，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大致如下：
（1）网民了解新闻事件的根本信源还是传统媒介。表面上看，网民主要通过新闻网页、网络论坛和各种微博来获取信息，但实际上我国网站尤其是商业门户网站大多数不具备新闻采访资质，例如，腾讯网此次钓鱼岛争端报道全部是转发和整合传统媒体及其网站的报道。
（2）传统媒体专业化程度高，行业标准成熟，传播的内容多以优质、原创、有深度的内容为主，不仅传达了较为权威的政治观点，还引导了社会的舆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但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与移动网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上信息量虽然巨大，但各类信息相互混杂。同时对网络信息的审核力度相形见绌，难以进行全面的收集和审查。互联网上的很多报道虽然实时性很强，但却只是对事实的描述，缺少深入的分析，更不用说是抢先预设议程。
2.网络媒体设置的议题与传统媒体设置的议题在体裁选择上的差别较大
腾讯新闻关于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体裁以消息配图片或视频为主，占总数的69.17%，以反映民情民意的软新闻为主，而且那些受到受众大量参与与评论的报道（评论过万）基本上为此类体裁。而《环球时报》最主要的报道体裁为纯消息，占总数的43.96%，且以硬新闻为主，可见两家媒体在体裁选择上差别较大。
通过分析，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大致如下：
传统媒体囿于技术的限制，虽然《环球时报》也通过多频道化等手段提供一定程度的差异化产品，但是囿于版面和频道资源以及成本的限制，其只能以提供较为标准和统一化的纯信息为主。网络媒体由于成本的相对低廉、海量的空间存储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上可以通过互联网统计技术来分析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因而网络媒体传播的信息量和手段要多于传统媒体，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获取议题的需求。
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相互影响
9月11日的两篇腾讯新闻《外交部就日本购买钓鱼岛一事发表声明》和《中国两艘海监船今日将抵达钓鱼岛宣示主权》图文视频相结合，其新闻跟帖数均超过1万条。充分体现了网络媒体包容和互动的宗旨，“非法侵占”和“维护主权”成了当天的最热网络议题。
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在网络传播中，一股负面的仇日社会心理也在悄然而至。12日起，西安、青岛、长沙等多个城市发生了多起民众的保钓行动。同时，一些非理性的抗议活动也屡有发生，抵制日货的民间情绪高涨，腾讯新闻钓鱼岛专题截至9月14日的调查发现，有超过九成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再购买日本产品。在有些地方，甚至有人当众焚烧或打砸日系车，还发生了袭击日本人的过激行为。此段时间内腾讯新闻的报道多涉及民间话语报道。《环球时报》不甘落后，在17号的新闻背景板块也推出了自己的民调结果《9成民众支持对日更多反制行动》，不仅提及了众多网络媒体的调查数据，还举出自己的数据对比。整篇报道更注重宣传理性爱国，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各种不良舆论很快得到遏制，一度被认为容易产生极化反应的网络媒体，也开始一边倒地支持理性爱国，腾讯新闻更是在当天更新了2条有关理性爱国的新闻。
可见，网络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出现了相互影响的情况，说明受众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开始与传统媒介一起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
三、总结
麦奎尔指出：尽管新媒介日益进步，不过，却没有证据足以显示传统媒介正处于衰落之中。相反，为了顺应新媒介的出现，传统媒介也正在调整、扩展，以迎接新挑战。在这次的钓鱼岛争端报道中，虽然传统媒体囿于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无法做到全方位的报道，但是通过积极的议程设置，有针对性地控制报道数量和报道体裁，不仅站在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还对民间舆论场和网络新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网络新闻最终站在了与传统媒体议题一致的立场上。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框架理论对受众有直接的影响。在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介设置了各种不同的议程，通过自己的媒介和网络媒体的再传播，对受众的情感色彩以及观点态度产生重大的影响。有理由相信，传统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能够在未来达到互补与双赢的局面。
1.传统媒体需注重深度报道以凸显新闻价值。虽然在时效性与接近性方面网络媒体可以先发制人，但对问题的深度报道与全面解读，仍然有赖于传统主流媒体。官方态度、专家学者的意见，现场的全景式报道，只有传统主流媒体才有能力进行。
2.网络媒体必须利用自己多媒体的技术优势和互动性强的特点，成为反映民情、表达民意的信息交流所。
3.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已势不可挡，传统媒体不仅要注重自身网络版的拓展，还要积极与其它网络媒体进行互动，关注公众的需求，加强融合报道，网络媒体要注重甄别虚假新闻，并努力自设议题和延展传统媒体议题，提高自身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