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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乃菠：《时代》杂志的第三次生命
时代华纳3月6日宣布要把杂志部分从母公司剥离出去，老牌的《时代》杂志就这么被休妻似的扫地出门了。
最近10年来，时代华纳一步一步清除当年高价购得的资产，先是把美国在线分拆出去，接着是有线电视运营部分。由于互联网的冲击，纸质媒体式微，杂志部分占总公司利润的比重越来越低。2012年全年，时代华纳总营业额为287亿美元，利润61亿，纸质出版分别占12%与8%，盈利主要靠电视和电影。
华尔街分析师们看不出纸质媒体有任何前途，整个产业找不到增长点，而有线电视，电影制作才是财源滚滚的盈利项目。所以默多克也在预备拆分新闻集团，把不赚钱的报纸部分从极为赚钱的福克斯电视频道里分离出去。去年6月消息一出，新闻集团股价一路飘红，创5年新高。在这之前雷德斯通已经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影视制作和有线电视的维亚康姆有线分拆。
以增加股东回报为目标，媒体集团公司领导对曾经风光一时的《时代》杂志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今年1月30日，《时代》杂志全球裁员约500人。2月传出时代华纳和梅里迪斯杂志出版公司商谈出售杂志部分，总部在爱荷华州的梅里迪斯旗下有18份杂志，包括国内知晓的《父母世界》、《美好家园》。这家公司对时代旗下有些生活时尚的杂志有兴趣，但是不愿接手《时代》和《财富》等最具品牌价值的杂志。这对迟暮品牌的确饶具讽刺意味。
从一个偏重影视娱乐的公司解放出来后，《时代》会经营得更好吗？在2008-2009年美国经济萧条时，广告收入不景气，时代华纳的杂志部分有大后台雄厚的实力撑着，比起运营艰难的同业日子好过得多。《新闻周刊》去年底停止印刷版后，应该给（时代）更大的市场份额，然而蛋糕却越来越小。近三年来，领导层频频换人，里里外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时代》与CNN之间的关系一直疙疙瘩瘩，在内容互换上一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但在分享资源上，总算是有些自家人的好处，再分拆后，这点优势也消失了。
《时代》杂志九十年来是美国标识性的新闻刊物，有极大的“议题设置”的功能，只要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新闻事件和趋势的重要性就有了根基，可以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时代》杂志记录和宣传“美国世纪”，也许该功成身退了。
（摘自2013年4月《财经国家新闻网》）
新京报：跳水？抱歉。这是乏味道的综艺
若不能发明新的游戏规则，牵动观众情绪跟着参赛者一起喜与悲，电视跳水综艺节目想红？难。
综艺节目一旦只往“大”上做，就很难会好看了。先后开播的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和江苏卫视《星跳水立方》，从录制场地到拍摄机器，都极尽豪华之能事——水上芭蕾、缤纷灯光和比基尼美女把水立方变成金光闪闪的派对现场。据说两家电视台花在请明星、给明星投保上的钱也是巨资。种种手笔，就一个词总结——砸钱。
抛开痛苦的训练过程回顾、现场的种种过场、主持人的插科打诨之外，节目的关键部分——跳水，实在是太短暂了。唱一首歌3分钟，跳一支舞5分钟，跳水几秒钟。再真人秀，再综艺化，再励志主题，也改变不了这两档节目薄弱的底子。
整蛊节目在华人地区始于港台，香港有曾志伟领军的《奖门人》、台湾有吴宗宪掌舵的《综艺最爱宪》。录制现场看明星出丑，室外取景看明星受惊吓，是娱乐节目B2C阶段的制作手法。明星是被观看者，而非参与者、受益者。湖南卫视的《勇往直前》就是这样在明星的尖叫声中获得收视率的。到了《舞林大会》，明星融入节目、展示和发掘自我，输出正能量。综艺节目晋级到C2C阶段。但这仍是前网络时代审美趣味主导的明星秀，到了《我是歌手》、《百变大咖秀》，趣味口径变宽，明星仍在参与、展示，但也有颠覆和恶搞。明星也是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个人，也会有葫芦娃情结、白娘子情结、张国荣情结。当明星躲到另一副躯壳之后，站在台上唱出从不会唱的歌时，人人动容。到了这里，综艺节目将明星与观众的距离拉到了前所未有最近的尺度上。
跳水节目呢？很抱歉，它不会在综艺节目的创新上做出贡献。明星苦练功、评委拼毒舌、PK淘汰制……早已是综艺节目的家常便饭。若不能发明新的游戏规则，牵动观众情绪跟着参赛者一起喜与悲，节目想红？难。
不少电视人总把“沙发土豆”（Couch potato）预设为庸众，长此以往，电视会自己杀死自己。
（摘自2013年4月《新京报》）
陈国权：都市报，到新媒体力不能及的地方去
现在，大型城市的报业空间已经发掘到极致，更由于新兴媒体的竞争，都市报空间越发紧缩。而在二三线城市，报业发展仍有一定空间。而同时，新媒体的触角虽已延伸到非常基层，但竞争力还未延伸到二三线城市。新媒体并不是合适的区域性媒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都是没有区域“疆域”的开放平台，即使它现在还有～定的限制；在这样开放的无空间限制的平台上，很难体现出区域性特征。因此，二三线城市的市场空间，大的新媒体公司并无暇顾及也不适合顾及。而这，就成为了都市报不同于新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从新闻内容上看，新浪新闻的首页上就绝对不可能有上海江宁路社区一户人家被盗窃的信息，但《新闻晨报》的《江宁路社区报》上就会刊登，而且江宁路社区的居民们还很关注，因为担心也被偷。跟都市报相比，社区报是绝对不需要上网变成数字报免费给大家看的，因为如果社区报自己不上传到网上，市民们就必须买报纸来看，别无他法。而都市报的内容，如果你不上传，就会有别的都市报上传。从这个角度上说，社区报的区域特性保证了社区报内容的琐碎与贴近，而社区报琐碎的内容保证了社区报的独一无二性，这是社区报的核心竞争力。《宝安日报》把本地社区新闻作为主推板块，虽然宝安区是多家省市级报纸的必争之地，如《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等，很多报纸也都开办了“宝安新闻”版，但《宝安日报》坚持把社区新闻做深、做透、做细，小区趣闻、家长里短、红白喜事等社区新鲜事全都跃然纸上，使其成为“一份无法替代的社区报”。 从广告上看，社区报的广告价格要比发行量动辄几十万的都市报要低很多i而同时，在社区报投放的广告又更为精准，以社区为特征的民众特征比较容易把握，他们除了有共同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外，一般还能根据楼盘的售价判断出其基本收入情况，以及从开发商倡导的文化品位等推测出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消费特征。这种明确的读者范围也就无形中为广告客户提供了特色鲜明的受众群，从而确保广告效果，针对性极强。
社区、县市，是新媒体不想来，也来不了的地方，这有望成为都市报今后几年拓展的重点。或许，都市报的“范式革命”就在于这种区域的极致细分。
（摘自《中国报业》）
冯雪梅：制造垃圾的高校学报不如停刊
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讽为“最大的垃圾产地”，说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不及全部学术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一半。——（《中国青年报》4月10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报道，让人看到了一些高校学报尴尬难看的现状：在目前初步认定的27D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D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学报成为发表论文的机器，高校领导、行政官员、各种关系户，纷纷加入“攒论文”的流水线……
然后，就是各类职称评比、考核、上报材料中“好看”的成果、数据，其实很多都是无人问津、浪费纸张的学术垃圾。
为什么学报不能脱离高校独立存在，如同熊丙奇所设想的理想方式，让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是不是核心期刊，能否不由行政主管部门来认定？一本小小的学报，可能会牵扯出太多的利益纠葛、现实难题，学术环境中的种种不良生态，从中大约都可见一斑。
高校行政化被认为是学报异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学术不独立，在以行政化为主导的考评方式中，急近功利的指标化考核，创造出来的将不只是学报垃圾，更有学术造假、剽窃等一系列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梳理起来千头万绪。但或可寻找一个尝试的突破口，不将发表论文当作考核指标。一个老师是不是称职，统计学生的出勤率是不是比申报学报发表的论文数量更真实？我们的大学，也并不要求所有老师都是科研型人才。对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而言，一味地强调科研创新，舍本求末之余，也制造出一堆无用可笑的研究成果。
对论文数量的要求不那么严苛了，那些毫无价值的学术论文就不必发表，学术期刊也就不会供不应求。制造垃圾的学报就此寿终正寝，起码可以省些纸张。
（摘自2013年04月《中国青年报》）
时代华纳3月6日宣布要把杂志部分从母公司剥离出去，老牌的《时代》杂志就这么被休妻似的扫地出门了。
最近10年来，时代华纳一步一步清除当年高价购得的资产，先是把美国在线分拆出去，接着是有线电视运营部分。由于互联网的冲击，纸质媒体式微，杂志部分占总公司利润的比重越来越低。2012年全年，时代华纳总营业额为287亿美元，利润61亿，纸质出版分别占12%与8%，盈利主要靠电视和电影。
华尔街分析师们看不出纸质媒体有任何前途，整个产业找不到增长点，而有线电视，电影制作才是财源滚滚的盈利项目。所以默多克也在预备拆分新闻集团，把不赚钱的报纸部分从极为赚钱的福克斯电视频道里分离出去。去年6月消息一出，新闻集团股价一路飘红，创5年新高。在这之前雷德斯通已经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影视制作和有线电视的维亚康姆有线分拆。
以增加股东回报为目标，媒体集团公司领导对曾经风光一时的《时代》杂志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今年1月30日，《时代》杂志全球裁员约500人。2月传出时代华纳和梅里迪斯杂志出版公司商谈出售杂志部分，总部在爱荷华州的梅里迪斯旗下有18份杂志，包括国内知晓的《父母世界》、《美好家园》。这家公司对时代旗下有些生活时尚的杂志有兴趣，但是不愿接手《时代》和《财富》等最具品牌价值的杂志。这对迟暮品牌的确饶具讽刺意味。
从一个偏重影视娱乐的公司解放出来后，《时代》会经营得更好吗？在2008-2009年美国经济萧条时，广告收入不景气，时代华纳的杂志部分有大后台雄厚的实力撑着，比起运营艰难的同业日子好过得多。《新闻周刊》去年底停止印刷版后，应该给（时代）更大的市场份额，然而蛋糕却越来越小。近三年来，领导层频频换人，里里外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时代》与CNN之间的关系一直疙疙瘩瘩，在内容互换上一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但在分享资源上，总算是有些自家人的好处，再分拆后，这点优势也消失了。
《时代》杂志九十年来是美国标识性的新闻刊物，有极大的“议题设置”的功能，只要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新闻事件和趋势的重要性就有了根基，可以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时代》杂志记录和宣传“美国世纪”，也许该功成身退了。
（摘自2013年4月《财经国家新闻网》）
新京报：跳水？抱歉。这是乏味道的综艺
若不能发明新的游戏规则，牵动观众情绪跟着参赛者一起喜与悲，电视跳水综艺节目想红？难。
综艺节目一旦只往“大”上做，就很难会好看了。先后开播的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和江苏卫视《星跳水立方》，从录制场地到拍摄机器，都极尽豪华之能事——水上芭蕾、缤纷灯光和比基尼美女把水立方变成金光闪闪的派对现场。据说两家电视台花在请明星、给明星投保上的钱也是巨资。种种手笔，就一个词总结——砸钱。
抛开痛苦的训练过程回顾、现场的种种过场、主持人的插科打诨之外，节目的关键部分——跳水，实在是太短暂了。唱一首歌3分钟，跳一支舞5分钟，跳水几秒钟。再真人秀，再综艺化，再励志主题，也改变不了这两档节目薄弱的底子。
整蛊节目在华人地区始于港台，香港有曾志伟领军的《奖门人》、台湾有吴宗宪掌舵的《综艺最爱宪》。录制现场看明星出丑，室外取景看明星受惊吓，是娱乐节目B2C阶段的制作手法。明星是被观看者，而非参与者、受益者。湖南卫视的《勇往直前》就是这样在明星的尖叫声中获得收视率的。到了《舞林大会》，明星融入节目、展示和发掘自我，输出正能量。综艺节目晋级到C2C阶段。但这仍是前网络时代审美趣味主导的明星秀，到了《我是歌手》、《百变大咖秀》，趣味口径变宽，明星仍在参与、展示，但也有颠覆和恶搞。明星也是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个人，也会有葫芦娃情结、白娘子情结、张国荣情结。当明星躲到另一副躯壳之后，站在台上唱出从不会唱的歌时，人人动容。到了这里，综艺节目将明星与观众的距离拉到了前所未有最近的尺度上。
跳水节目呢？很抱歉，它不会在综艺节目的创新上做出贡献。明星苦练功、评委拼毒舌、PK淘汰制……早已是综艺节目的家常便饭。若不能发明新的游戏规则，牵动观众情绪跟着参赛者一起喜与悲，节目想红？难。
不少电视人总把“沙发土豆”（Couch potato）预设为庸众，长此以往，电视会自己杀死自己。
（摘自2013年4月《新京报》）
陈国权：都市报，到新媒体力不能及的地方去
现在，大型城市的报业空间已经发掘到极致，更由于新兴媒体的竞争，都市报空间越发紧缩。而在二三线城市，报业发展仍有一定空间。而同时，新媒体的触角虽已延伸到非常基层，但竞争力还未延伸到二三线城市。新媒体并不是合适的区域性媒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都是没有区域“疆域”的开放平台，即使它现在还有～定的限制；在这样开放的无空间限制的平台上，很难体现出区域性特征。因此，二三线城市的市场空间，大的新媒体公司并无暇顾及也不适合顾及。而这，就成为了都市报不同于新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从新闻内容上看，新浪新闻的首页上就绝对不可能有上海江宁路社区一户人家被盗窃的信息，但《新闻晨报》的《江宁路社区报》上就会刊登，而且江宁路社区的居民们还很关注，因为担心也被偷。跟都市报相比，社区报是绝对不需要上网变成数字报免费给大家看的，因为如果社区报自己不上传到网上，市民们就必须买报纸来看，别无他法。而都市报的内容，如果你不上传，就会有别的都市报上传。从这个角度上说，社区报的区域特性保证了社区报内容的琐碎与贴近，而社区报琐碎的内容保证了社区报的独一无二性，这是社区报的核心竞争力。《宝安日报》把本地社区新闻作为主推板块，虽然宝安区是多家省市级报纸的必争之地，如《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等，很多报纸也都开办了“宝安新闻”版，但《宝安日报》坚持把社区新闻做深、做透、做细，小区趣闻、家长里短、红白喜事等社区新鲜事全都跃然纸上，使其成为“一份无法替代的社区报”。 从广告上看，社区报的广告价格要比发行量动辄几十万的都市报要低很多i而同时，在社区报投放的广告又更为精准，以社区为特征的民众特征比较容易把握，他们除了有共同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外，一般还能根据楼盘的售价判断出其基本收入情况，以及从开发商倡导的文化品位等推测出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消费特征。这种明确的读者范围也就无形中为广告客户提供了特色鲜明的受众群，从而确保广告效果，针对性极强。
社区、县市，是新媒体不想来，也来不了的地方，这有望成为都市报今后几年拓展的重点。或许，都市报的“范式革命”就在于这种区域的极致细分。
（摘自《中国报业》）
冯雪梅：制造垃圾的高校学报不如停刊
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讽为“最大的垃圾产地”，说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不及全部学术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一半。——（《中国青年报》4月10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报道，让人看到了一些高校学报尴尬难看的现状：在目前初步认定的27D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D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学报成为发表论文的机器，高校领导、行政官员、各种关系户，纷纷加入“攒论文”的流水线……
然后，就是各类职称评比、考核、上报材料中“好看”的成果、数据，其实很多都是无人问津、浪费纸张的学术垃圾。
为什么学报不能脱离高校独立存在，如同熊丙奇所设想的理想方式，让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是不是核心期刊，能否不由行政主管部门来认定？一本小小的学报，可能会牵扯出太多的利益纠葛、现实难题，学术环境中的种种不良生态，从中大约都可见一斑。
高校行政化被认为是学报异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学术不独立，在以行政化为主导的考评方式中，急近功利的指标化考核，创造出来的将不只是学报垃圾，更有学术造假、剽窃等一系列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梳理起来千头万绪。但或可寻找一个尝试的突破口，不将发表论文当作考核指标。一个老师是不是称职，统计学生的出勤率是不是比申报学报发表的论文数量更真实？我们的大学，也并不要求所有老师都是科研型人才。对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而言，一味地强调科研创新，舍本求末之余，也制造出一堆无用可笑的研究成果。
对论文数量的要求不那么严苛了，那些毫无价值的学术论文就不必发表，学术期刊也就不会供不应求。制造垃圾的学报就此寿终正寝，起码可以省些纸张。
（摘自2013年04月《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