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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综合形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的特征是差异性，科学求同，文化存异。从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伦敦2012年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差异。北京的奥运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伦敦的奥运口号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世界”。北京提出的是求同，伦敦表述的是存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呈现了中国整齐划一的大国气势。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呈现的是文化创意和个体特征。很难说哪一个好，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因此，文化重要的是意识到每一个人的个性需求和差异的存在。
在文化领域，资本够不着的地方，通常就应该由政府去发挥作用：
第一，繁荣文化事业，现在表述为“建设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事业之间有联系，也不完全等同。按照常规理解，文化事业是政府投入、政府买单，而公共文化服务是分层级的。第一个层级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这部分必须要由政府来负责。第二个层级是提供保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可持续循环发展。第三个层级是对一部分有条件、有需求的人提供有偿的文化服务。比如说，精品演出，这也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
第二，发展文化产业，现在表述为“逐步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内经济支柱型产业。”这句话的含义：一是文化产业有经济属性和产业特征；二是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支柱性产业按照世界通行标准是有量化指标的，要达到国民经济GDP的5%以上，工业总产值的8%以上，要有市场引领度和占有率，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国家目标。中国地大物博，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有很大差异，城市和乡村有很大差异，发达的大都市和小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做到这一目标。
因此，发展文化的最后落脚点，应该是老百姓的满意度。没有来的人心向往之，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住在这里的人安居乐业。
（摘自《新华日报》2012年12月）
赵振宇：官员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
正确有效地面对媒体，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的形势发展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项新要求。有研究机构曾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习培训的500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关于“中国领导干部媒体关系”的问卷调查。从调查的整体来看能够正确对待媒体、接受记者访问的还是多数，但是，这其中有少数“不知该如何面对”、“回避拒绝采访”的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面对领导干部的如此现状，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需要研究：
第一，正确认识新闻媒体。中央多次提出，要让政府工作在阳光下运行。为什么？就是要做到公开、透明，让人们监督。而新闻媒体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最好工具和渠道。既然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当本部门工作出现问题和差错时，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笔者到过许多政府机关讲课，他们对于媒体的监督职能不理解，不知道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本单位的好人好事不感兴趣，而对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监督报道很上心，而且报社还要鼓励多计分。看来，媒体的朋友有空与政府官员交流沟通是有必要和益处的。
第二，学会在媒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接受媒体采访和回答记者提问与做工作报告不一样，它必须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而电视直播的现场要求更高。一方面，它要求用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简短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官员们注意自己的形态、语言、语气和现场回应；另一方面，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要做到这两点其实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需要来学习提高。“电视问政”节目为了保证官员回答问题守时，采用了电脑读秒计时器，超时蜂鸣器就会发出声音直到关闭话筒。这些都为官员如何提高面对媒体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摘自《新闻记者》2012年10月）
叶蓁蓁：做媒体人很幸福
10年来，《人民日报》走过的改革之路不同寻常。2003年，视点新闻版创办。这个版面聚焦当日热点、推进深度调查，被称为《人民日报》新闻版改革的试验田。随后几年，改革以越来越大的力度进发——体育新闻版、经济新闻版、政治新闻版、文化新闻版、社会新闻版相继创办，整个报纸亦逐步扩至24个版面。
这其中，从视点新闻版主编到总编室副主任，我始终是一线的参与者。在缺乏机制保障的情况下，我和同事只能坚持“惟其艰难，更有价值”的理念，探索“没有前路可循”的创新模式。一条当天的新闻，要做成篇深度报道，记者当天要完成多个不同侧面的采访、拿回数千字的稿件，这在10年前的《人民日报》简直不可想象。然而，在持之以恒的推动和坚持中，总编室年轻的团队做到了。如今，“当日新闻深度报道”已成为《人民日报》所有新闻版的主打产品，成为版面常态。
站在改革创新的起点，不会有机制鼓励你去创新，还会有阻力。但我们可以通过慢慢努力，逐步摸索出一个样本，并使它呈现出更大的意义。这时，原来的阻力会慢慢消失，新的机制会生根发芽，原来称之为创新的东西就渐渐成为常态，我们又要启动新一轮的创新……
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开通之后，以“不同于《人民日报》”的风格引起关注和赞誉，短短几月粉丝量超过300万，微博既是《人民日报》开拓新媒体领域的重要一步，也是《人民日报》10年改革成果的体现和延续。
作为《人民日报》的一员，我觉得自己更像海里的一滴水，得以照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记录历史、推动进步的使命，见证一份大报革故鼎新的力量，记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向上生长的轨迹。做媒体人，很幸福。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
尹生：真正杀死纸媒的，是纸媒自己
纸媒《新闻周刊》将在12月31日死去，《德国金融时报》、《法兰克福评论报》、《纽伦堡晚报》等德国纸媒巨头，也已经于过去的几个月间倒下，纸媒之死，似已成定势，而纸媒最有可能转世投胎的电子媒体，却仍然看不到生路——自从新闻集团旗下的iPad电子媒体《The Daily》被判死之后。
作为一名纸媒业的从业者，我认为此时一味的恐慌没有任何意义。客观的、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重新审视纸媒之盛与衰，就像纸媒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对其他企业和个人的盛与衰所做的那样，也许才是救赎的良途。
在纸媒那里，大部分纸媒都采取单一的盈利模式——广告，面对互联网无招架之力；纸媒宣称客观公正，但受到各种压力和诱惑，时常丧失这些原则，而互联网完全采取“交给读者”评判的方式；纸媒自上而下的新闻采写模式不敌互联网的平台运营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由少数人甚至是金字塔尖的几个人根据假想的目标读者的需求，对新司进行选择、采写和加工，然后提供者读者。而互联网采取的则是运营模式，即网站本身只提供一个平台，信息的产生、编辑甚至传播，都由用户本身完成。
你现在该明白，为什么很多纸媒在试图与互联网内容门户展开竞争时，会进展迟缓甚至失败——由于他们继续沿用自主研发模式，虽然网络的读者规模会成倍增加，但平均每个读者的广告价值却也成倍下降，不足以弥补其较高的内容获取成本，而同时它们提供给用户的却只是有限的信息。
最终，大多数的纸媒在原有的作为信息源的价值定位和运营模式下，将难免一死。除非它们找到适合自己资源和能力的新的价值定位和相应的运营模式。
不过，由于在全球范围内，新闻仍然不那么自由，新闻的自由市场尚未建立，人为的新闻垄断和干预仍然存在，因此一些在原有的价值模式下掌握着核心能力的纸媒，仍然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甚至可能由于大量不那么具有竞争力的纸媒的消失，少数主流纸媒仍然能保持增长。
（摘自《福布斯中文网》2012年12月）
在文化领域，资本够不着的地方，通常就应该由政府去发挥作用：
第一，繁荣文化事业，现在表述为“建设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事业之间有联系，也不完全等同。按照常规理解，文化事业是政府投入、政府买单，而公共文化服务是分层级的。第一个层级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这部分必须要由政府来负责。第二个层级是提供保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可持续循环发展。第三个层级是对一部分有条件、有需求的人提供有偿的文化服务。比如说，精品演出，这也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
第二，发展文化产业，现在表述为“逐步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内经济支柱型产业。”这句话的含义：一是文化产业有经济属性和产业特征；二是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支柱性产业按照世界通行标准是有量化指标的，要达到国民经济GDP的5%以上，工业总产值的8%以上，要有市场引领度和占有率，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国家目标。中国地大物博，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有很大差异，城市和乡村有很大差异，发达的大都市和小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做到这一目标。
因此，发展文化的最后落脚点，应该是老百姓的满意度。没有来的人心向往之，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住在这里的人安居乐业。
（摘自《新华日报》2012年12月）
赵振宇：官员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
正确有效地面对媒体，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的形势发展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项新要求。有研究机构曾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习培训的500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关于“中国领导干部媒体关系”的问卷调查。从调查的整体来看能够正确对待媒体、接受记者访问的还是多数，但是，这其中有少数“不知该如何面对”、“回避拒绝采访”的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面对领导干部的如此现状，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需要研究：
第一，正确认识新闻媒体。中央多次提出，要让政府工作在阳光下运行。为什么？就是要做到公开、透明，让人们监督。而新闻媒体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最好工具和渠道。既然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当本部门工作出现问题和差错时，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笔者到过许多政府机关讲课，他们对于媒体的监督职能不理解，不知道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本单位的好人好事不感兴趣，而对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监督报道很上心，而且报社还要鼓励多计分。看来，媒体的朋友有空与政府官员交流沟通是有必要和益处的。
第二，学会在媒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接受媒体采访和回答记者提问与做工作报告不一样，它必须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而电视直播的现场要求更高。一方面，它要求用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简短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官员们注意自己的形态、语言、语气和现场回应；另一方面，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要做到这两点其实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需要来学习提高。“电视问政”节目为了保证官员回答问题守时，采用了电脑读秒计时器，超时蜂鸣器就会发出声音直到关闭话筒。这些都为官员如何提高面对媒体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摘自《新闻记者》2012年10月）
叶蓁蓁：做媒体人很幸福
10年来，《人民日报》走过的改革之路不同寻常。2003年，视点新闻版创办。这个版面聚焦当日热点、推进深度调查，被称为《人民日报》新闻版改革的试验田。随后几年，改革以越来越大的力度进发——体育新闻版、经济新闻版、政治新闻版、文化新闻版、社会新闻版相继创办，整个报纸亦逐步扩至24个版面。
这其中，从视点新闻版主编到总编室副主任，我始终是一线的参与者。在缺乏机制保障的情况下，我和同事只能坚持“惟其艰难，更有价值”的理念，探索“没有前路可循”的创新模式。一条当天的新闻，要做成篇深度报道，记者当天要完成多个不同侧面的采访、拿回数千字的稿件，这在10年前的《人民日报》简直不可想象。然而，在持之以恒的推动和坚持中，总编室年轻的团队做到了。如今，“当日新闻深度报道”已成为《人民日报》所有新闻版的主打产品，成为版面常态。
站在改革创新的起点，不会有机制鼓励你去创新，还会有阻力。但我们可以通过慢慢努力，逐步摸索出一个样本，并使它呈现出更大的意义。这时，原来的阻力会慢慢消失，新的机制会生根发芽，原来称之为创新的东西就渐渐成为常态，我们又要启动新一轮的创新……
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开通之后，以“不同于《人民日报》”的风格引起关注和赞誉，短短几月粉丝量超过300万，微博既是《人民日报》开拓新媒体领域的重要一步，也是《人民日报》10年改革成果的体现和延续。
作为《人民日报》的一员，我觉得自己更像海里的一滴水，得以照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记录历史、推动进步的使命，见证一份大报革故鼎新的力量，记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向上生长的轨迹。做媒体人，很幸福。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
尹生：真正杀死纸媒的，是纸媒自己
纸媒《新闻周刊》将在12月31日死去，《德国金融时报》、《法兰克福评论报》、《纽伦堡晚报》等德国纸媒巨头，也已经于过去的几个月间倒下，纸媒之死，似已成定势，而纸媒最有可能转世投胎的电子媒体，却仍然看不到生路——自从新闻集团旗下的iPad电子媒体《The Daily》被判死之后。
作为一名纸媒业的从业者，我认为此时一味的恐慌没有任何意义。客观的、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重新审视纸媒之盛与衰，就像纸媒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对其他企业和个人的盛与衰所做的那样，也许才是救赎的良途。
在纸媒那里，大部分纸媒都采取单一的盈利模式——广告，面对互联网无招架之力；纸媒宣称客观公正，但受到各种压力和诱惑，时常丧失这些原则，而互联网完全采取“交给读者”评判的方式；纸媒自上而下的新闻采写模式不敌互联网的平台运营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由少数人甚至是金字塔尖的几个人根据假想的目标读者的需求，对新司进行选择、采写和加工，然后提供者读者。而互联网采取的则是运营模式，即网站本身只提供一个平台，信息的产生、编辑甚至传播，都由用户本身完成。
你现在该明白，为什么很多纸媒在试图与互联网内容门户展开竞争时，会进展迟缓甚至失败——由于他们继续沿用自主研发模式，虽然网络的读者规模会成倍增加，但平均每个读者的广告价值却也成倍下降，不足以弥补其较高的内容获取成本，而同时它们提供给用户的却只是有限的信息。
最终，大多数的纸媒在原有的作为信息源的价值定位和运营模式下，将难免一死。除非它们找到适合自己资源和能力的新的价值定位和相应的运营模式。
不过，由于在全球范围内，新闻仍然不那么自由，新闻的自由市场尚未建立，人为的新闻垄断和干预仍然存在，因此一些在原有的价值模式下掌握着核心能力的纸媒，仍然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甚至可能由于大量不那么具有竞争力的纸媒的消失，少数主流纸媒仍然能保持增长。
（摘自《福布斯中文网》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