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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读了这样一首诗：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是说有一个国家同中国一样，身穿汉服，遵行唐朝的法令与制度，并且用的是汉的君臣礼仪，那里气候适宜，二三月的时候遍开桃花。
这首诗的主人是一位日本使者，他在明代洪武年间来到中国，向朱元璋献上国书，希望互通友好，谁知朱老板不买他的账，不仅没有向他表示友好，而且勃然大怒，并派使者到日本去申斥其国王。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首诗上，俗话说：祸从口出，不知道这使者是诗兴大发，还是不懂行情，当着朱老板的面，说什么国比中原国，朱老板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的领导，听着一番不堪入耳的鸟语，再加上对这句话有极大的不满，于是就有了“朱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最后差点兵刃相向。
其实，这首诗，乃至这个故事，给我的不仅是“祸从口出”这一启示，更多的是几分自豪与崇敬。想当年，华夏一脉在中原王朝的庇佑下，文化何其繁盛，国力何其强大，礼仪、制度、风俗、诗歌令四方艳羡不已，于是，所谓的“遣唐使”络绎不绝，以日本最繁，因为早在曹魏时期，日本女王卑弥呼便遣使朝贺，魏主曹睿封其为安东都督府都督，所以到了唐，日本依然把中原的华夏文明作为其学习的标榜，才有了诗中的“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但是在明朝初年，这种老师与学生，领导与下属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改变，所以当使者随口一句“国比中原国”时，招来的是怒火，而不是赏赐，你想，如果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话，还算是上下有别吗？
中原，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文明与历史的土地曾经诞生出举世无双的辉煌篇章，所以，它的所属国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然，它也犹若一个人的一生一样，在漫长的时间里，充满了坎坷与挫折，甚至血腥与悲鸣；每一次天灾，每一次战争，都无法阻挡中原儿女在盛世与乱世交替出现的道路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并且从未停息过，直至满清时代。因而历代在中原立足的汉族政权都骄傲地称赞各自统治下的文化与思想，道德价值与律法体系为“正统”，虽然，这其中的“正统”不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以为己用，但始终焕发出盎然的生命力。中原，即便在盛行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元代，也留下过马可波罗充满艳羡的足迹，他甚至为这片土地付出过心血，当然，也为这里数不清的黄金宝石，绫罗绸缎而痴狂；更为这里优异的精神文明与先于欧洲几百年的制度而惊叹。丰富的物质与文化精神同样也孕育出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甚至实干家，从明末的徐光启到王夫之、顾炎武，他们既没有引经据典地把“古圣先贤”的语录作为武装自己头脑的唯一武器而对其他外来学术与文化加以排斥，也没有像后世一般盲目将西方思想作为基本的工具，而是自成体系地提出了符合时代与本土特色的，一种较为开明先进的君主制度，尤其是徐光启将欧洲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极大地体现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而无论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还是有助于启蒙近代科学的《几何原本》，都随着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灭亡，中原被迫接受满洲统治的命运而中断了继承。此后的中原，是“固步自封，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所谓的“野蛮民族在征服文明民族的同时，也为文明所征服”也暂时得不到验证，因为倾心汉化的康熙乾隆之流在初步感受到中原文化，儒家先进道统对于政权的巨大影响力时害怕了，极力赞誉与模仿效法之余也生出了这样一种恐惧：金与元等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为何无法长久立足于这片土地？不正是被中原先进文化所征服了吗？于是打着“消除民族隔阂”旗号，开始了长达两三百年的“文字狱”，通过扭曲与利用中原已有的文化与道统，制造无形的统治高压，将天下汉人士子置于“顺民”的行列，在这个行列里，没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改革，只有出于对满清贵族效忠的唯命是从与奴性，就这样，大到士子官人，小至市井之人，整个国家弥漫着一股被扭曲的本土文化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百姓只关注各自的利益，官员大都盼着升官发财；所以这就不难解释“巨贪”和珅出现的原因；虽然统治者在满清定鼎中原之初，时局不稳，统治根基不牢的情况下，出于利用与拉拢汉族士子的目的，不得不让中原华夏文化继续它的繁荣，但在此后的文化思想的统御上，他们一点也不比秦始皇差，如果说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们的思想，那么这些人灭绝的便是华夏千百年来的正统文化，从剃发易服到四库全书，从肉体发肤到精神骨髓，完完整整对这个千年礼仪之邦进行了改质禁锢，目的就是在政权与民族这层涉及到他们统治利益的意义上灭绝优秀的中原华夏文化与道统，为的是彻底扫平明末残余势力的抵抗，并长久盘踞在这片土地上。
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君主制王朝交替的时间里，也和其他王朝之间的变换史一样，充满着血雨腥风，但在此之后的华夏，再也不是那个文化繁盛与思想开放的代名词，再也不是利玛窦口中处处流露着温雅谈吐的乐土，思想与文化的倒退，就像一把铁链，锁住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直到他的灵魂在无尽的沉睡中慢慢地枯萎，死去……直至清末，在与外国的作战与交涉中，早已遭到扼杀的近代科学技术无法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于是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又转向利用西方现成科技与枪炮来充实国防；但是，经受两百多年奴性文化“陶冶”的大清国民，仍旧把君主制度看作平定乱世的救星，结果，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与统治危机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而武昌起义的炮响则震碎了国民们寄托在“救星”身上仅存的希望；但为时已晚，世界其他大国在得到工业革命与新兴制度所带来的利益之后，抓紧抢占殖民市场，因此发展极为迅速，而中国这头在“万马齐喑”的文化思想氛围中酣睡已久的狮子，无法摆脱被侵略与鱼肉的命运，直至在八年抗战后才得以重获新生。
满清一朝，大兴“文字狱”，受害的不是这个国家，而是它最优秀的东西。解铃还须系铃人，系铃人既然已入土，铃也没法解。时至今日，在日本，除了能找到几本反映满清残暴的书籍如《江变季略》和《扬州十日记》外，还能看到华夏衣冠那如泣如诉般孤寂的疏影，以及在空气中飘散着的如千年老酒散发出的汉家清香。
回望，不是躺着豪杰的坟墓，徜徉，也不再是没有花酒的田园。
华夏正统今何在，衣襟飘然扶桑来；难道这就是现今的中原给所有轩辕民的答案？
这首诗是说有一个国家同中国一样，身穿汉服，遵行唐朝的法令与制度，并且用的是汉的君臣礼仪，那里气候适宜，二三月的时候遍开桃花。
这首诗的主人是一位日本使者，他在明代洪武年间来到中国，向朱元璋献上国书，希望互通友好，谁知朱老板不买他的账，不仅没有向他表示友好，而且勃然大怒，并派使者到日本去申斥其国王。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出在这首诗上，俗话说：祸从口出，不知道这使者是诗兴大发，还是不懂行情，当着朱老板的面，说什么国比中原国，朱老板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的领导，听着一番不堪入耳的鸟语，再加上对这句话有极大的不满，于是就有了“朱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最后差点兵刃相向。
其实，这首诗，乃至这个故事，给我的不仅是“祸从口出”这一启示，更多的是几分自豪与崇敬。想当年，华夏一脉在中原王朝的庇佑下，文化何其繁盛，国力何其强大，礼仪、制度、风俗、诗歌令四方艳羡不已，于是，所谓的“遣唐使”络绎不绝，以日本最繁，因为早在曹魏时期，日本女王卑弥呼便遣使朝贺，魏主曹睿封其为安东都督府都督，所以到了唐，日本依然把中原的华夏文明作为其学习的标榜，才有了诗中的“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但是在明朝初年，这种老师与学生，领导与下属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改变，所以当使者随口一句“国比中原国”时，招来的是怒火，而不是赏赐，你想，如果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话，还算是上下有别吗？
中原，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文明与历史的土地曾经诞生出举世无双的辉煌篇章，所以，它的所属国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然，它也犹若一个人的一生一样，在漫长的时间里，充满了坎坷与挫折，甚至血腥与悲鸣；每一次天灾，每一次战争，都无法阻挡中原儿女在盛世与乱世交替出现的道路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并且从未停息过，直至满清时代。因而历代在中原立足的汉族政权都骄傲地称赞各自统治下的文化与思想，道德价值与律法体系为“正统”，虽然，这其中的“正统”不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以为己用，但始终焕发出盎然的生命力。中原，即便在盛行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元代，也留下过马可波罗充满艳羡的足迹，他甚至为这片土地付出过心血，当然，也为这里数不清的黄金宝石，绫罗绸缎而痴狂；更为这里优异的精神文明与先于欧洲几百年的制度而惊叹。丰富的物质与文化精神同样也孕育出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甚至实干家，从明末的徐光启到王夫之、顾炎武，他们既没有引经据典地把“古圣先贤”的语录作为武装自己头脑的唯一武器而对其他外来学术与文化加以排斥，也没有像后世一般盲目将西方思想作为基本的工具，而是自成体系地提出了符合时代与本土特色的，一种较为开明先进的君主制度，尤其是徐光启将欧洲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极大地体现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而无论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还是有助于启蒙近代科学的《几何原本》，都随着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灭亡，中原被迫接受满洲统治的命运而中断了继承。此后的中原，是“固步自封，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所谓的“野蛮民族在征服文明民族的同时，也为文明所征服”也暂时得不到验证，因为倾心汉化的康熙乾隆之流在初步感受到中原文化，儒家先进道统对于政权的巨大影响力时害怕了，极力赞誉与模仿效法之余也生出了这样一种恐惧：金与元等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为何无法长久立足于这片土地？不正是被中原先进文化所征服了吗？于是打着“消除民族隔阂”旗号，开始了长达两三百年的“文字狱”，通过扭曲与利用中原已有的文化与道统，制造无形的统治高压，将天下汉人士子置于“顺民”的行列，在这个行列里，没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改革，只有出于对满清贵族效忠的唯命是从与奴性，就这样，大到士子官人，小至市井之人，整个国家弥漫着一股被扭曲的本土文化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百姓只关注各自的利益，官员大都盼着升官发财；所以这就不难解释“巨贪”和珅出现的原因；虽然统治者在满清定鼎中原之初，时局不稳，统治根基不牢的情况下，出于利用与拉拢汉族士子的目的，不得不让中原华夏文化继续它的繁荣，但在此后的文化思想的统御上，他们一点也不比秦始皇差，如果说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们的思想，那么这些人灭绝的便是华夏千百年来的正统文化，从剃发易服到四库全书，从肉体发肤到精神骨髓，完完整整对这个千年礼仪之邦进行了改质禁锢，目的就是在政权与民族这层涉及到他们统治利益的意义上灭绝优秀的中原华夏文化与道统，为的是彻底扫平明末残余势力的抵抗，并长久盘踞在这片土地上。
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君主制王朝交替的时间里，也和其他王朝之间的变换史一样，充满着血雨腥风，但在此之后的华夏，再也不是那个文化繁盛与思想开放的代名词，再也不是利玛窦口中处处流露着温雅谈吐的乐土，思想与文化的倒退，就像一把铁链，锁住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直到他的灵魂在无尽的沉睡中慢慢地枯萎，死去……直至清末，在与外国的作战与交涉中，早已遭到扼杀的近代科学技术无法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于是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又转向利用西方现成科技与枪炮来充实国防；但是，经受两百多年奴性文化“陶冶”的大清国民，仍旧把君主制度看作平定乱世的救星，结果，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与统治危机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而武昌起义的炮响则震碎了国民们寄托在“救星”身上仅存的希望；但为时已晚，世界其他大国在得到工业革命与新兴制度所带来的利益之后，抓紧抢占殖民市场，因此发展极为迅速，而中国这头在“万马齐喑”的文化思想氛围中酣睡已久的狮子，无法摆脱被侵略与鱼肉的命运，直至在八年抗战后才得以重获新生。
满清一朝，大兴“文字狱”，受害的不是这个国家，而是它最优秀的东西。解铃还须系铃人，系铃人既然已入土，铃也没法解。时至今日，在日本，除了能找到几本反映满清残暴的书籍如《江变季略》和《扬州十日记》外，还能看到华夏衣冠那如泣如诉般孤寂的疏影，以及在空气中飘散着的如千年老酒散发出的汉家清香。
回望，不是躺着豪杰的坟墓，徜徉，也不再是没有花酒的田园。
华夏正统今何在，衣襟飘然扶桑来；难道这就是现今的中原给所有轩辕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