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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塞尔把现象定位于 “纯粹意识”。它以 “契合性”作为感知的标准来论证把握心理现象的可靠性。根据他的理论我们更能够全方位深入了解日本人这几百年来的心理变化，行为方式以及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而通过“菊”与“刀”的深刻比喻反映了日本人根植心里的等級观念与制度，我们从几个方面解读，方便了解日本人一些不为人知的行为方式。
关键词：现象学;武士;等级制度;恩情
根据胡塞尔1的现象学理论认为对意识现象而言，概念因素的介入否定了感觉内容与感知对象之间的直接同一性。也就是对于在日本问题认知上要根据日本的国情，传统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而不能单单从表面现象来定性日本人。在书中作者是这样表达的：与以往研究世界其他民族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论证日本人拥有某项特质的时，又会拿出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例如日本人拥有“彬彬有礼”的民族性格，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倨傲和蛮横”;这民族有顽固和保守的思想，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进行激烈的改革;他们在意别人对其行为的评价，但在没人了解其劣迹的情况下，又很容易臣服于罪恶膝下。把他们单纯归于是意识形态起的作用又不全面。我认为日本的这种矛盾来自于
两方面，一是自古以来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二是日本地理环境，资源拥有以及相邻西方国家。与此形成的矛盾使日本既拥有中华民族的谦和传统又崇尚西方国家的军事侵略性。菊花代表了日本人文化中谦虚，温和，不畏严寒的坚强精神世界，而刀则代表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承载着日本人的希望，毅力以及骨子里争强好胜的一面。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旷神怡的秋菊，毫无冲突的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
日本的等级制度十分的森严。在日本人的盲目自信以及对天皇的信服中对他国的侵略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人认为自己在国际制度金字塔的顶端，把使其他国家“各得其所”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最终目标。但是日本人忽略了自身军事实力，使大多数的侵略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由此签订了多份的投降协议，但是在日本人的心底并不认为失败是一件丢人的事，觉得能服从天皇的安排和命令是无上的荣光，一点都没有战败感的羞耻。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日本人从中国汲取到了“忠”、“孝”、“仁”，但对于这些品德的理解上也稍有偏差。如中国的祠堂文化可以追溯到祖宗十几代，而日本人不会溯本清源，他们认为基因的先天遗传在多代之间缓缓减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羁绊，或者说因果也越来越淡，直至不复存在。这些感情有时会被日本人迅速淡忘，这一点倒是与西方国家十分相似。纵观日本人的漫长历史，这一直是有着森严等级制度的国家。漫长的等级制度为日本民族培养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优点，同时也造成了日本民族难以舍弃的不足。中国人的官位是授予科举考试中取得合格成绩、包含各种阶级成员的读书人的;而在日本却把这样的官衔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他们希望的实现的是将权力分别适当地分配给不同阶级并将各自的权力使用范围规定清楚。日本人普遍认定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遵守本分。”2《家康遗训百条》云：“士为四民之长，农工商者皆不可对士无礼。若无礼，则心中无士也。若心中无士者，则士可击之。”虽有法律文献的保护，但无疑也增加了两个阶级的疏离、矛盾。对于其共主而言，武士和庶民平衡也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这对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反映的是严重的矛盾体，农民一方面想越过这个等级制度去上诉提出自己的不满，一方面却又默认这个等级制度对农民代表的处决。尽管建宗祠祭拜，但这确实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即使等级制度在日本存在着一些弊端，但当德川幕府结束自己的统治时，并没有哪个阶级去主张革除某种规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民之所以不废除等级制度，是因为人民觉得自己这千百年来的安定得益于此。等级制度因此更像是一种精神寓所，成为治士安民的强心剂，理所应当地潜藏在不集体无意识中。老子曰：“圣人治世…恒使民无知无欲也。”说明幕府统治也十分高明，在民众中树立起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推行无为而治。
日本人普遍认定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遵守本分。”在后来明治政治家对于宗教领域中的离奇制度也有了印证。他们在不超出自己阶级权限的范围内，塑造象征民族统一和本民族优越性的特殊宗教——神道教，国家要求所有国民信奉神道教，但除此之外民众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信仰。各得其所使各自都得到了最好的安排，这种思想灌输当然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的统治稳定性与权威性，因此统治者要不断加固这层“意识枷锁”;而作为大部分民众在接受久而久之的灌输后，觉得这种观念理所应当。这种行为有益于执行效率的提升，但是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反抗意识，没人想过去奋斗拼搏进取，阶级流通性有限，阶级固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限制了民众的思想表达的多元性，容易形成禁锢和众愚。但是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一切在应有的轨道上运行，日本的整个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度很高。绝对的规则带来了绝大的自由。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其实也解决了它们的后顾之忧，也让人安于现状，没有非分之想，只安心于眼下的工作，这或许也是日本匠人精神的成因之一吧。
在日本，另一个通过意识世界反映过来的现象便是背负着历史和社会恩情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意志和行为都是基于一种感恩的理念。这是由于东西方人在行为习惯与意识习惯的不同造成的现象。西方人在相处时喜欢一种距离感，人与人之间不会太过亲密，有时候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会觉得有些冷漠。而在东方，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维系社会发展的纽带基本上都是血缘亲属关系，又因为我们推崇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所以从古至今整个社会都会更看重人情。这个方面是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作用下的共同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效率，公民社会的不断兴起人越来越多的被放置在高强度高隔离的疏远型社会，所以疏离感更强。东方的小农经济从封建社会开始就是强大的农业社会，乡村文化盛行，邻里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人情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温暖，但是有时出于人情考虑不情不愿做的事也令人疲惫。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在日本人眼中的承恩变成了一种责任，对于皇恩被理解为是等级制度下的强制要求。日本人虽然看重恩情，但他们对于被给予恩情远远大过受恩者自己的意愿。“未报恩与万一”3也代表了他们对于恩情的看重。 日本人有一个表示自己负恩心情的词，叫做‘诚惶诚恐’，有“受惊”和“感激”两个意思。日语词典的解释是：在接受到特别的恩惠时让你感到羞愧和吃惊，因为觉得自己本来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恩惠。这些以经验意识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其实是以现象的方式显示出的现实，人的行为始终来自于自身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养成的这种习惯同时也是对自己意识世界的投射。对于恩情的理解和实践，日本提倡的有恩必报，和西方国家提倡的越是没有目的的恩情越伟大道理类似，只不过站的立场不同罢了。一个被施恩的立场认为恩很重要，一个施恩立场认为恩虽然重要，但我更重视你这个人，所以没必要偿还。毕竟日本思想大部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价值观。他们将“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就是‘孝’，另一类是天皇的恩赐，也就是‘忠’。在这种恩的影响下，表面上看是很沉重的包袱，忠义的信仰真的可以在面对困难，打击，抉择的时候把问题变得简单，让人生变得有一种制式化的规整。这些都是通过意识世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士兵对于天皇这种无可置疑的“忠”，使他们前赴后继的听从命令前往战场，把被俘虏和投降看作是耻辱了。日本人对道德的态度也是绝对的，不管你对外怎么暴虐，残酷，但只要在他们自己认为的道德范畴内，你都是大家心目中值得尊重的人。对比中国来看，忠义之前还有‘仁’，如果有人为官不仁善，不管职位多高都会遭人唾弃，所以也会有“彪炳千古”和“遗臭万年”之说。
至此，对于日本人这些种种矛盾的行为和现象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并且不断在融合东西方的制度文化，可是创新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模仿并突破是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但总有些领域需要自己的不断探寻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通过现象学对日本这个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剖析，更深刻的揭示了本质，现象并不会阻碍我们对本质的认识;相反，现象是我们达及本质的通道，这由意识能动性所决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了解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学习到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汲取文化，如日本的崇强精神，团队精神和专业匠人精神，更好的在时代的发展中稳步前进。
注释：
1 胡塞尔的理论陈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从早期对逻辑和意向性的分析开始，经过其成熟时期对还原和构成的先验哲学分析，到晚期对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分析。
2 日本天皇所恪守的治国理论，出自《素书·原始章》
3 对于日本人来讲，“报恩”是积极的，紧如张弦，是刻不容缓的偿还。为报恩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参考文献：
[1]刘锋译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菊与刀【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1
[2][德]胡塞尔： 《純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 卷，《胡塞尔全集》第 3 卷，海牙： 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6
[3]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梅洛 - 庞蒂：《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关键词：现象学;武士;等级制度;恩情
根据胡塞尔1的现象学理论认为对意识现象而言，概念因素的介入否定了感觉内容与感知对象之间的直接同一性。也就是对于在日本问题认知上要根据日本的国情，传统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而不能单单从表面现象来定性日本人。在书中作者是这样表达的：与以往研究世界其他民族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论证日本人拥有某项特质的时，又会拿出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例如日本人拥有“彬彬有礼”的民族性格，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倨傲和蛮横”;这民族有顽固和保守的思想，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进行激烈的改革;他们在意别人对其行为的评价，但在没人了解其劣迹的情况下，又很容易臣服于罪恶膝下。把他们单纯归于是意识形态起的作用又不全面。我认为日本的这种矛盾来自于
两方面，一是自古以来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二是日本地理环境，资源拥有以及相邻西方国家。与此形成的矛盾使日本既拥有中华民族的谦和传统又崇尚西方国家的军事侵略性。菊花代表了日本人文化中谦虚，温和，不畏严寒的坚强精神世界，而刀则代表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承载着日本人的希望，毅力以及骨子里争强好胜的一面。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旷神怡的秋菊，毫无冲突的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
日本的等级制度十分的森严。在日本人的盲目自信以及对天皇的信服中对他国的侵略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人认为自己在国际制度金字塔的顶端，把使其他国家“各得其所”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最终目标。但是日本人忽略了自身军事实力，使大多数的侵略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由此签订了多份的投降协议，但是在日本人的心底并不认为失败是一件丢人的事，觉得能服从天皇的安排和命令是无上的荣光，一点都没有战败感的羞耻。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日本人从中国汲取到了“忠”、“孝”、“仁”，但对于这些品德的理解上也稍有偏差。如中国的祠堂文化可以追溯到祖宗十几代，而日本人不会溯本清源，他们认为基因的先天遗传在多代之间缓缓减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羁绊，或者说因果也越来越淡，直至不复存在。这些感情有时会被日本人迅速淡忘，这一点倒是与西方国家十分相似。纵观日本人的漫长历史，这一直是有着森严等级制度的国家。漫长的等级制度为日本民族培养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优点，同时也造成了日本民族难以舍弃的不足。中国人的官位是授予科举考试中取得合格成绩、包含各种阶级成员的读书人的;而在日本却把这样的官衔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他们希望的实现的是将权力分别适当地分配给不同阶级并将各自的权力使用范围规定清楚。日本人普遍认定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遵守本分。”2《家康遗训百条》云：“士为四民之长，农工商者皆不可对士无礼。若无礼，则心中无士也。若心中无士者，则士可击之。”虽有法律文献的保护，但无疑也增加了两个阶级的疏离、矛盾。对于其共主而言，武士和庶民平衡也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这对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反映的是严重的矛盾体，农民一方面想越过这个等级制度去上诉提出自己的不满，一方面却又默认这个等级制度对农民代表的处决。尽管建宗祠祭拜，但这确实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即使等级制度在日本存在着一些弊端，但当德川幕府结束自己的统治时，并没有哪个阶级去主张革除某种规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民之所以不废除等级制度，是因为人民觉得自己这千百年来的安定得益于此。等级制度因此更像是一种精神寓所，成为治士安民的强心剂，理所应当地潜藏在不集体无意识中。老子曰：“圣人治世…恒使民无知无欲也。”说明幕府统治也十分高明，在民众中树立起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推行无为而治。
日本人普遍认定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遵守本分。”在后来明治政治家对于宗教领域中的离奇制度也有了印证。他们在不超出自己阶级权限的范围内，塑造象征民族统一和本民族优越性的特殊宗教——神道教，国家要求所有国民信奉神道教，但除此之外民众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信仰。各得其所使各自都得到了最好的安排，这种思想灌输当然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的统治稳定性与权威性，因此统治者要不断加固这层“意识枷锁”;而作为大部分民众在接受久而久之的灌输后，觉得这种观念理所应当。这种行为有益于执行效率的提升，但是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反抗意识，没人想过去奋斗拼搏进取，阶级流通性有限，阶级固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限制了民众的思想表达的多元性，容易形成禁锢和众愚。但是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一切在应有的轨道上运行，日本的整个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度很高。绝对的规则带来了绝大的自由。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其实也解决了它们的后顾之忧，也让人安于现状，没有非分之想，只安心于眼下的工作，这或许也是日本匠人精神的成因之一吧。
在日本，另一个通过意识世界反映过来的现象便是背负着历史和社会恩情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意志和行为都是基于一种感恩的理念。这是由于东西方人在行为习惯与意识习惯的不同造成的现象。西方人在相处时喜欢一种距离感，人与人之间不会太过亲密，有时候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会觉得有些冷漠。而在东方，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维系社会发展的纽带基本上都是血缘亲属关系，又因为我们推崇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所以从古至今整个社会都会更看重人情。这个方面是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作用下的共同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效率，公民社会的不断兴起人越来越多的被放置在高强度高隔离的疏远型社会，所以疏离感更强。东方的小农经济从封建社会开始就是强大的农业社会，乡村文化盛行，邻里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人情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温暖，但是有时出于人情考虑不情不愿做的事也令人疲惫。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在日本人眼中的承恩变成了一种责任，对于皇恩被理解为是等级制度下的强制要求。日本人虽然看重恩情，但他们对于被给予恩情远远大过受恩者自己的意愿。“未报恩与万一”3也代表了他们对于恩情的看重。 日本人有一个表示自己负恩心情的词，叫做‘诚惶诚恐’，有“受惊”和“感激”两个意思。日语词典的解释是：在接受到特别的恩惠时让你感到羞愧和吃惊，因为觉得自己本来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恩惠。这些以经验意识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其实是以现象的方式显示出的现实，人的行为始终来自于自身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养成的这种习惯同时也是对自己意识世界的投射。对于恩情的理解和实践，日本提倡的有恩必报，和西方国家提倡的越是没有目的的恩情越伟大道理类似，只不过站的立场不同罢了。一个被施恩的立场认为恩很重要，一个施恩立场认为恩虽然重要，但我更重视你这个人，所以没必要偿还。毕竟日本思想大部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价值观。他们将“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就是‘孝’，另一类是天皇的恩赐，也就是‘忠’。在这种恩的影响下，表面上看是很沉重的包袱，忠义的信仰真的可以在面对困难，打击，抉择的时候把问题变得简单，让人生变得有一种制式化的规整。这些都是通过意识世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士兵对于天皇这种无可置疑的“忠”，使他们前赴后继的听从命令前往战场，把被俘虏和投降看作是耻辱了。日本人对道德的态度也是绝对的，不管你对外怎么暴虐，残酷，但只要在他们自己认为的道德范畴内，你都是大家心目中值得尊重的人。对比中国来看，忠义之前还有‘仁’，如果有人为官不仁善，不管职位多高都会遭人唾弃，所以也会有“彪炳千古”和“遗臭万年”之说。
至此，对于日本人这些种种矛盾的行为和现象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并且不断在融合东西方的制度文化，可是创新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模仿并突破是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但总有些领域需要自己的不断探寻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通过现象学对日本这个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剖析，更深刻的揭示了本质，现象并不会阻碍我们对本质的认识;相反，现象是我们达及本质的通道，这由意识能动性所决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了解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学习到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汲取文化，如日本的崇强精神，团队精神和专业匠人精神，更好的在时代的发展中稳步前进。
注释：
1 胡塞尔的理论陈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从早期对逻辑和意向性的分析开始，经过其成熟时期对还原和构成的先验哲学分析，到晚期对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分析。
2 日本天皇所恪守的治国理论，出自《素书·原始章》
3 对于日本人来讲，“报恩”是积极的，紧如张弦，是刻不容缓的偿还。为报恩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参考文献：
[1]刘锋译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菊与刀【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1
[2][德]胡塞尔： 《純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 卷，《胡塞尔全集》第 3 卷，海牙： 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6
[3]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梅洛 - 庞蒂：《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