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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不仅要研究这一精神的科学内涵，更要挖掘这一精神不同于其他精神的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要避免“移花接木”“牵强附会”“以今框史”的错误倾向，从而准确、完整地理解某一精神的实质，发挥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对于长征精神的研究，不仅要关注长征精神在长征过程中所形成的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等，更要看到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这一核心精神对于此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 长征精神；理想信念；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12&ZD058）； 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2015FRLX19）；2015年度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全面从严治党的 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罗 邈（1990—），男，汉族，河北三河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中共党史。
[中图分類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2-0065-06 [收稿日期] 2016-06-27
一
精神属于哲学范畴，就内涵来说，是对过去事和物的记录以及这些记录的重演和再现；就外延来说，包括所有精神事件和精神物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和物质文明的高速进步，学界对于体现这些物质文明的精神事件和精神物件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中国精神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聚焦就是鲜明体现。所谓中国精神，是指贯穿中华民族文明、蕴蓄于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具有集聚、动员和感召效应的活力、状态和风貌，是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
中国精神包括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近代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征程中逐步形成的时代精神。前者包括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勤劳、感恩、互助、包容、进取、谦逊、厚德、务实、诚信、奋进、好学、谦虚、兼容、互利、互信、互惠、协商、尊重、民主、平等、兼爱、平和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厚德载物是其鲜明特点。中者指近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带领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亦称红色精神或红色文化、红色资源，主要包括中央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后者指的是在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各行各业中所形成的雷锋精神、鞍钢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奥运精神等。总之，中国人民不断地从中国精神中汲取营养，并根据时代要求赋予民族精神新的内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地相互交融，为伟大的中国精神注入新的元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毫无疑问，深入研究红色文化，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弘扬并传播革命精神是研究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长征精神在中国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长征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日本侵略中国这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共进行的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当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战略大转移1。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1]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长征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二是长征精神的科学含义，即它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不仅包括它的本质属性和内容，更包括它极其丰富的原生态意义。长征精神的内涵是有限的，限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长征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体现当时那个时代要求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作风（思想、道德、精神风貌等）。外延是指适合于某一概念的一切对象及其试用范围，即长征精神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不仅是历史范畴，更具有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的产物，与长征时期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相关。长征时期的实践，既具有中国革命实践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研究长征精神，既要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联系起来，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和共性，又要总结长征精神自身独特的品质和内涵。
然而近年来，对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的研究出现了“移花接木”“牵强附会”“以今框史”的错误倾向2[2]，这些错误倾向给学界的研究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克服这些错误倾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同样，对于长征精神的研究、理解、传播和发扬也不例外。
那么，什么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当从其原生态意义和最核心的本质内涵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尤其是对于前者的理解。
所谓原生态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两年的长征时期所形成和体现的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严守纪律、一心为民、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 第一，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对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是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途中战胜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源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能在铁流万里的长征途中，在饥渴、寒冷、疾病和死亡面前，始终保持这笑谈明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曾这样描述长征途中遇到的艰难困苦，他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前线。红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广大指战员们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信念，靠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革命理想大于天！”[3]
第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跨越十几个省，在长征途中，既有终年雪山、空气稀薄的崇山峻岭，又有杳无人迹、遍地沼泽的茫茫草地。红军所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来自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党在井岡山和延安时期不同，长征是无后方、无战略依托的长途机动作战，供给非常困难，常常以树皮、草根充饥。过雪山的时候，很多官兵穿着单衣草鞋。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不少官兵倒在了长征的路上。“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原就有希望”的口号[3]的鼓舞下，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正是在这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精神的鼓舞下，红军战士不光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在与国民党的生死较量中创造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军事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三，严守纪律、一心为民、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忠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处处关心和爱护人民，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在长征途中，红军纪律极为严明，不违反禁令，公平买卖，救死扶伤，并且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用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赢得劳苦大众的爱戴，红军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菩萨兵”。特别是在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一度成为佳话。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原生态意义上的长征精神，在许多方面与此前的中央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和之后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既相互关联又一脉相承，更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如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根本宗旨等方面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是不会改变也永远不能改变的。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特点”的界定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和本质属性，即在坚持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同属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一种精神之所以用特定的名字来命名，此精神必有其特别意义与特殊属性，亦即最核心的本质内涵。长征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有很多共性和内在联系，但由于它与其他精神产生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主题和历史课题的不同，必然决定了它有特殊的本质和更为核心的内容，即独立自主的精神。
从实践层面看，长征以及长征精神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所“倒逼”出来的。对外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民族矛盾，对内面临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阶级矛盾。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正是在长征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使得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遵义会议，结束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件是召开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分裂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战胜了退却逃跑并实行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
遵义会议以前，尽管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壮大，但总的说来，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特别是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这些指示性的意见有些虽是正确的，但由于其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而深入的了解以及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导致有些指示又是不正确的，党内一些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良影响，造成了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强调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并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下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这一我们党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4] 俄界会议是中央政治局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计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促其北上。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10月5日，在松岗附近的卓木碉，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公然另立“中央”，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张国焘在南下路线失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信号。7月，在第二、第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
俄界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和俄界会议都是中國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结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自觉性和自主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过程中百折不挠、力挽狂澜的坚强意志和勇气智慧。独立自主精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历届党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和强调长征精神中所体现的独立自主精神（或称独立自主原则）。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十分重视独立自主。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总结同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时说道：“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5]（P42）他执行了共产国际“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其主要错误仍然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5]（P133），才选择与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在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我党的力量，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关键一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提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5]（P123），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动摇，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尊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复强调独立自主这一根本的立足点，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P2-3）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模式，走自己路的曲折历程，我们更加感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切体会到邓小平上述历史经验总结的精辟和深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从正反历史经验中总结教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辉煌成就，更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后，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对于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进行了重要阐释。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红军长征之所以成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由波折坎坷走向蓬勃发展的重大转折，关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4]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人对长征精神所体现的最具核心和本质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原则的阐释与强调是一致的，既相通相融又一脉相承。
三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对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历史启示。理想信念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必须经常讲、反复讲。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7]长征精神所昭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必定胜利、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坚定信念，对于当前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深刻思考并正确回答“什么是中国梦，怎么样实现中国梦，我能为中国梦做什么”等思想认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二，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是中国共產党人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料而涵养生成的，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独特而鲜明的精神标识。长征途中所体现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力挽狂澜、依靠人民、践行宗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励志精神和求实态度，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同源、同质、同向的，因此，对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弘扬和发展，是培育、践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特定的“精神”，在领会其共性和内在联系的科学内涵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质”的特殊性，避免出现“牵强附会”“移花接木”或“以今框古”等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才能结合时代特征准确地把握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的实质，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们特有的优秀文化和宝贵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2] 陈答才.关于长征精神的几点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 2015，（6）
[3]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试 论长征精神的内涵[N].光明日报，2006-09-11.
[4]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22/content
_5235987.htm，2006-10-22.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Abstract ： Red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The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be focused on the spir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but also the inherent essence， to develop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ovide power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 study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is focused on the ideals and belief， heroism and noble morality on one han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dependent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 Long March spirit ； ideal and belief ； independence ； socialist core values
[责任编校：彭澜]
[关键词] 长征精神；理想信念；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12&ZD058）； 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2015FRLX19）；2015年度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全面从严治党的 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罗 邈（1990—），男，汉族，河北三河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中共党史。
[中图分類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2-0065-06 [收稿日期] 2016-06-27
一
精神属于哲学范畴，就内涵来说，是对过去事和物的记录以及这些记录的重演和再现；就外延来说，包括所有精神事件和精神物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和物质文明的高速进步，学界对于体现这些物质文明的精神事件和精神物件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中国精神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聚焦就是鲜明体现。所谓中国精神，是指贯穿中华民族文明、蕴蓄于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具有集聚、动员和感召效应的活力、状态和风貌，是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
中国精神包括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近代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征程中逐步形成的时代精神。前者包括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勤劳、感恩、互助、包容、进取、谦逊、厚德、务实、诚信、奋进、好学、谦虚、兼容、互利、互信、互惠、协商、尊重、民主、平等、兼爱、平和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厚德载物是其鲜明特点。中者指近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带领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亦称红色精神或红色文化、红色资源，主要包括中央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后者指的是在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各行各业中所形成的雷锋精神、鞍钢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奥运精神等。总之，中国人民不断地从中国精神中汲取营养，并根据时代要求赋予民族精神新的内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地相互交融，为伟大的中国精神注入新的元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毫无疑问，深入研究红色文化，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弘扬并传播革命精神是研究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长征精神在中国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长征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日本侵略中国这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共进行的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当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战略大转移1。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极其罕见，[1]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长征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二是长征精神的科学含义，即它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不仅包括它的本质属性和内容，更包括它极其丰富的原生态意义。长征精神的内涵是有限的，限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长征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体现当时那个时代要求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作风（思想、道德、精神风貌等）。外延是指适合于某一概念的一切对象及其试用范围，即长征精神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不仅是历史范畴，更具有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的产物，与长征时期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相关。长征时期的实践，既具有中国革命实践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研究长征精神，既要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联系起来，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和共性，又要总结长征精神自身独特的品质和内涵。
然而近年来，对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的研究出现了“移花接木”“牵强附会”“以今框史”的错误倾向2[2]，这些错误倾向给学界的研究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克服这些错误倾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同样，对于长征精神的研究、理解、传播和发扬也不例外。
那么，什么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当从其原生态意义和最核心的本质内涵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尤其是对于前者的理解。
所谓原生态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两年的长征时期所形成和体现的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严守纪律、一心为民、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 第一，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对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是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途中战胜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源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能在铁流万里的长征途中，在饥渴、寒冷、疾病和死亡面前，始终保持这笑谈明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曾这样描述长征途中遇到的艰难困苦，他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前线。红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广大指战员们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信念，靠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革命理想大于天！”[3]
第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跨越十几个省，在长征途中，既有终年雪山、空气稀薄的崇山峻岭，又有杳无人迹、遍地沼泽的茫茫草地。红军所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来自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党在井岡山和延安时期不同，长征是无后方、无战略依托的长途机动作战，供给非常困难，常常以树皮、草根充饥。过雪山的时候，很多官兵穿着单衣草鞋。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不少官兵倒在了长征的路上。“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原就有希望”的口号[3]的鼓舞下，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正是在这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精神的鼓舞下，红军战士不光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在与国民党的生死较量中创造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军事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三，严守纪律、一心为民、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忠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处处关心和爱护人民，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在长征途中，红军纪律极为严明，不违反禁令，公平买卖，救死扶伤，并且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用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赢得劳苦大众的爱戴，红军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菩萨兵”。特别是在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一度成为佳话。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原生态意义上的长征精神，在许多方面与此前的中央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和之后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既相互关联又一脉相承，更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如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根本宗旨等方面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是不会改变也永远不能改变的。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特点”的界定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和本质属性，即在坚持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同属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一种精神之所以用特定的名字来命名，此精神必有其特别意义与特殊属性，亦即最核心的本质内涵。长征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有很多共性和内在联系，但由于它与其他精神产生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主题和历史课题的不同，必然决定了它有特殊的本质和更为核心的内容，即独立自主的精神。
从实践层面看，长征以及长征精神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所“倒逼”出来的。对外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民族矛盾，对内面临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阶级矛盾。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正是在长征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使得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遵义会议，结束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件是召开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分裂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战胜了退却逃跑并实行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
遵义会议以前，尽管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壮大，但总的说来，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特别是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这些指示性的意见有些虽是正确的，但由于其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而深入的了解以及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导致有些指示又是不正确的，党内一些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良影响，造成了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强调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并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下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这一我们党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4] 俄界会议是中央政治局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计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促其北上。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10月5日，在松岗附近的卓木碉，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公然另立“中央”，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张国焘在南下路线失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信号。7月，在第二、第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
俄界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和俄界会议都是中國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结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自觉性和自主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过程中百折不挠、力挽狂澜的坚强意志和勇气智慧。独立自主精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历届党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和强调长征精神中所体现的独立自主精神（或称独立自主原则）。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十分重视独立自主。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总结同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时说道：“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5]（P42）他执行了共产国际“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其主要错误仍然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5]（P133），才选择与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在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理和国民党的关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我党的力量，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关键一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提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5]（P123），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动摇，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尊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复强调独立自主这一根本的立足点，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P2-3）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模式，走自己路的曲折历程，我们更加感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切体会到邓小平上述历史经验总结的精辟和深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从正反历史经验中总结教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辉煌成就，更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后，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对于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进行了重要阐释。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红军长征之所以成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由波折坎坷走向蓬勃发展的重大转折，关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4]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人对长征精神所体现的最具核心和本质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原则的阐释与强调是一致的，既相通相融又一脉相承。
三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对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历史启示。理想信念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必须经常讲、反复讲。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7]长征精神所昭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必定胜利、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坚定信念，对于当前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深刻思考并正确回答“什么是中国梦，怎么样实现中国梦，我能为中国梦做什么”等思想认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二，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是中国共產党人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料而涵养生成的，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独特而鲜明的精神标识。长征途中所体现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力挽狂澜、依靠人民、践行宗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励志精神和求实态度，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同源、同质、同向的，因此，对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弘扬和发展，是培育、践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特定的“精神”，在领会其共性和内在联系的科学内涵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质”的特殊性，避免出现“牵强附会”“移花接木”或“以今框古”等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才能结合时代特征准确地把握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的实质，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们特有的优秀文化和宝贵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2] 陈答才.关于长征精神的几点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 2015，（6）
[3]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试 论长征精神的内涵[N].光明日报，2006-09-11.
[4]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22/content
_5235987.htm，2006-10-22.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Abstract ： Red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The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be focused on the spir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but also the inherent essence， to develop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ovide power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 study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is focused on the ideals and belief， heroism and noble morality on one han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dependent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 Long March spirit ； ideal and belief ； independence ； socialist core values
[责任编校：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