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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首次提出日本“耻文化”概念。在她看来，日本文化的根基在于“耻文化”。“耻文化”的存在，对日本社会礼仪的规范、等级制度的维护、集体意识的健全、人际交往的发展等影响深远，并深刻烙印在日本民众生产、生活之中。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耻文化
二战时期奉政府之命，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基于对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性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菊与刀》一书，此书已经出版便被奉为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圣经”。全书重点探讨日本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儿童培养方式等维系日本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独特文化及价值观念。其中对“耻文化”的研究颇为深刻，对日本“耻文化”形成原因、主要特征以及影响等作出细腻且准确的描述分析，是研究日本“耻文化”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一、“耻”与“耻文化”
文化即“以文化人”，是指在历史长河中自发形成与凝结的具有稳定性的生产实践、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民族的性格及价值观念的形成。认知日本“耻文化”，先要了解日语中“耻”的含义。“耻”在日语中写作“恥”，由“耳”和“心”两部分构成，意为当自我心里感到羞愧、内疚时，心就会如同耳朵般柔软。与“恥”相对应的和语，表达之意为当人们的生产、生活脱离本来目的、意图后，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羞耻感。这种“恥”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日本民族的心理，并支配其采取相应的行动。
“耻文化”是日本民众内心的精神信仰，是其国民性的集中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就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在她看来，日本人将“耻”当做一种文化来尊崇，时刻以“耻文化”标准约束日常行为。正是在“耻文化”影响下，日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过着极其有纪律性的、严格规范的、等级森严的生活，最终“耻文化”成为了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
二、日本“耻文化”的来源
（一）日本“耻文化”的外部来源
《菊与刀》对日本“耻文化”的形成路径与方式有着独特且精辟的见解，这一点与日本主流学术界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日本“耻文化”实际上来源于中国传统“羞耻文化”。中国传统“羞耻文化”认为人们的羞耻感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即发自人们内心的羞耻感和外界某种羞辱下产生的羞耻感。从夏商时期的“瓶之罄矣，维罍之耻”到孟子的“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最终形成了当今被中华民族认同的传统“羞耻文化”。与中国自发的“羞耻文化”不同，《菊与刀》认为日本“耻文化”最早可追溯到镰仓幕府时期，是在吸收、借鉴中国“羞耻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耻文化”。“恥文化”形成的众多因素中，起决定性因素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从7世纪开始的大化改新，使日本逐步演变成具有严格的阶级和拥有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习惯的社会。人们在衣着、姓氏、住所等方面受到严格的身份限制，越界意味着受到羞辱，无形的外在约束力导致了“耻文化”的发生。等级制度与“耻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等级制度孕育了“耻文化”，“耻文化”反过来又维护了等级制度。
（二）日本“耻文化”的内部因素
日本作为岛国，土地资源匮乏、自然条件险恶。在争取生存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协作。个人采取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的方法、依托集体力量才拥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这些因素促使日本民族形成共同体。个体在共同体社会中自觉存地存在感恩情怀，在《菊与刀》“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中写道：“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然而当个体因做错事情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时，内心便会产生羞耻感，随着羞耻感的无限放大，自杀成为消除生前耻辱的最佳方式，只有这样集体才能原谅其过错。
三、日本“耻文化”主要特征
（一）重“外辱”轻“内省”
“内省”和“外辱”是构成“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内省”式是指人们面对未来可能受到的耻辱，希望通过自觉、自律等方式将其避免;而“外辱”式是一种他律性的道德约束，即人们注重“耻”的动力来源于外部事物。
与中国强调“内省”式“耻文化”不同，日本“耻文化”更注重“外辱”。《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民族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他人的评价。大和民族是一群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担心被褥的民族，在他们开来，其人生價值完全依赖于他人对自己所作出的评价。一个人感到耻辱，是因为所做羞辱之事被公开、或被他人看到，耻辱感来源于他人在场或他人知道;而当他人不知晓或自己所做羞耻之事不公开时，他们也不会因恐惧、忏悔产生羞耻感。因此，日本“耻文化”表现出重“外辱”轻“内省”的特征。
（二）无“仁”而谈“忠孝”
《菊与刀》指出，在日本“耻文化”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仁”因与天皇制度相违背，而被排斥在外。日本“耻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无“仁”环境下的“忠”、“孝”文化。
“忠”在日本古代是指对天皇的忠诚。无论天皇传达出何种信息，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要绝对服从的圣旨。随着“忠”的发展，到近代是指对上级领导指示的服从。“忠”集中表现在工作上，绝大部分日本民众从工作伊始到退休，即便跳槽会有更好的待遇，一生也只“忠”于一家企业。对天皇、上级领导之意的亵渎，是不忠的表现，羞耻感由此产生。日本民族在奉行“忠”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孝”。《菊与刀》指出，日本奉行“孝”道的根本动机在于报恩。“恩情”在日本民众意识中是一张错综复杂且繁琐的社会关系网，其中最大的恩情来自于父母。回报“恩情”如同偿还“债务”，贯穿一生。日本民众从出生起就需要承担“债务”，因而从出生起就需向父母尽孝道，不孝即意味着“欠债”和羞辱。 （三）嘲讽式的“文化教育”
在日本社会中，幼儿享受着极大的道德自由和特权，因而养成了自以为是的暴怒脾气。好景不长，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日本父母逐渐采取嘲讽式文化教育，使孩子感受到羞辱与冷落，如嘲笑其不像男子汉、不听话等。日本父母总是以传达否定信息的方式达到嘲讽孩子的目的，通过抬高别人家孩子的方式使自己的孩子知道何为羞耻。随着孩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种羞耻感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心理阴影。工作中、生活中注重自我行为的约束，时刻避免可能受到的耻笑。嘲讽式文化教育成为培养日本“耻文化”的沃土，使得日本民众从幼年时期始，便拥有强烈的自我否定感、羞耻感，对周围环境、事物充满戒心，谨慎做事以免蒙受耻辱。
四、日本“耻文化”的影响
“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对其国民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一）对礼仪制度、等级观念的影响
日本“耻文化”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个体被群体认可程度，因而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十分注重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即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日本人也会谨慎做事，因而不会因自己行为过错或言语不当蒙受羞耻。在日常语言中存在大量的敬语表达，要求讲话者根据不同的交往对象，在不同场合使用恰当的敬语形式。在说话的同时，辅以鞠躬、跪拜等形式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程度。然而这种礼仪制度、等级观念并非日本民众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一种习惯，即不能留给他人羞辱自己的机会。受“耻文化”的影响，日本民众用礼仪制度严格要求言行符合自身等级身份，以防出现越界受辱情况。
（二）对集体意识、人际交往的影响
强烈的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特性之一。在集体生活中个体十分重视集体对自己的评价，一旦因自己的过错、失误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内心认同的“耻文化”便会被无限放大，在“耻文化”影响下个体往往选择以死谢罪。因此，在日本集体生活中为避免被褥，为人处事需十分谨慎。在日本民众思维模式里，生活中谨言慎行会给自己带来良好的个人形象和声誉。个人形象和声誉越好，被他人抓住羞辱自己的机会才会越少。例如，在日本乡下，當家中有客人来访时，家中的主人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穿上得体衣服来会见宾客。在他们看来，尊敬客人就如同尊敬自己，让客人委屈如同自己受辱一般。
（三）对“忠”、“孝”观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忠”、“孝”观念产生的根基来自于“耻文化”。“忠”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在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指出，“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对“不忠”之人予以惩戒，对“忠诚”之人给予奖赏。之后的日本统治者进一步提升“忠”的地位，要求民众对将军、天皇都要无条件“忠”，“忠”的作用从维护统治逐步演变成全民的道德要求。而“孝”的观念产生于公元714年，元明天皇提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申太政官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鼓励人们行“孝”。随着时代的发展，以“耻”为根基的“孝”的观念被统治阶级和民众共同接纳，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道德规范。
（四）对日本武士生死觀的影响
“耻文化”在对日本民众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对日本武士阶级影响更为深远。当日本武士受到羞耻、面对生死问题时，往往采取“重死”的方式结束生命，即他们信奉武士道是通往死亡之道，死亡是他们最大的光荣，切腹式死亡法是消除羞耻的最好形式。在《太平记》书中写到“二千六百四十名自杀身死的武士中，以切腹自尽的就有二千一百五十九人”，武士们崇尚剖腹自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洗脱自己罪恶、恢复自身名誉，消除自身受到的耻辱。同时日本推崇“赐死”，在自己家中自杀是对自身名誉和尊严的维护。日本武士道之所以“重死”在于受到日本特殊自然环境影响，众多美好的东西很容易遭受地震等突如其来的迫害。就像日本民族推崇樱花一样，认为“人就应该像樱花那样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候发光发热，也应该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候寻求死亡”④，“重死”才能消除自己的羞耻感。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3]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日本武士道研究[M].台北：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89.
[4]李建军.日本人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J].社会学研究，1995.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耻文化
二战时期奉政府之命，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基于对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性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菊与刀》一书，此书已经出版便被奉为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圣经”。全书重点探讨日本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儿童培养方式等维系日本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独特文化及价值观念。其中对“耻文化”的研究颇为深刻，对日本“耻文化”形成原因、主要特征以及影响等作出细腻且准确的描述分析，是研究日本“耻文化”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一、“耻”与“耻文化”
文化即“以文化人”，是指在历史长河中自发形成与凝结的具有稳定性的生产实践、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民族的性格及价值观念的形成。认知日本“耻文化”，先要了解日语中“耻”的含义。“耻”在日语中写作“恥”，由“耳”和“心”两部分构成，意为当自我心里感到羞愧、内疚时，心就会如同耳朵般柔软。与“恥”相对应的和语，表达之意为当人们的生产、生活脱离本来目的、意图后，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羞耻感。这种“恥”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日本民族的心理，并支配其采取相应的行动。
“耻文化”是日本民众内心的精神信仰，是其国民性的集中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就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在她看来，日本人将“耻”当做一种文化来尊崇，时刻以“耻文化”标准约束日常行为。正是在“耻文化”影响下，日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过着极其有纪律性的、严格规范的、等级森严的生活，最终“耻文化”成为了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
二、日本“耻文化”的来源
（一）日本“耻文化”的外部来源
《菊与刀》对日本“耻文化”的形成路径与方式有着独特且精辟的见解，这一点与日本主流学术界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日本“耻文化”实际上来源于中国传统“羞耻文化”。中国传统“羞耻文化”认为人们的羞耻感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即发自人们内心的羞耻感和外界某种羞辱下产生的羞耻感。从夏商时期的“瓶之罄矣，维罍之耻”到孟子的“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最终形成了当今被中华民族认同的传统“羞耻文化”。与中国自发的“羞耻文化”不同，《菊与刀》认为日本“耻文化”最早可追溯到镰仓幕府时期，是在吸收、借鉴中国“羞耻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耻文化”。“恥文化”形成的众多因素中，起决定性因素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从7世纪开始的大化改新，使日本逐步演变成具有严格的阶级和拥有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习惯的社会。人们在衣着、姓氏、住所等方面受到严格的身份限制，越界意味着受到羞辱，无形的外在约束力导致了“耻文化”的发生。等级制度与“耻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等级制度孕育了“耻文化”，“耻文化”反过来又维护了等级制度。
（二）日本“耻文化”的内部因素
日本作为岛国，土地资源匮乏、自然条件险恶。在争取生存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协作。个人采取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的方法、依托集体力量才拥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这些因素促使日本民族形成共同体。个体在共同体社会中自觉存地存在感恩情怀，在《菊与刀》“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中写道：“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然而当个体因做错事情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时，内心便会产生羞耻感，随着羞耻感的无限放大，自杀成为消除生前耻辱的最佳方式，只有这样集体才能原谅其过错。
三、日本“耻文化”主要特征
（一）重“外辱”轻“内省”
“内省”和“外辱”是构成“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内省”式是指人们面对未来可能受到的耻辱，希望通过自觉、自律等方式将其避免;而“外辱”式是一种他律性的道德约束，即人们注重“耻”的动力来源于外部事物。
与中国强调“内省”式“耻文化”不同，日本“耻文化”更注重“外辱”。《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民族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他人的评价。大和民族是一群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担心被褥的民族，在他们开来，其人生價值完全依赖于他人对自己所作出的评价。一个人感到耻辱，是因为所做羞辱之事被公开、或被他人看到，耻辱感来源于他人在场或他人知道;而当他人不知晓或自己所做羞耻之事不公开时，他们也不会因恐惧、忏悔产生羞耻感。因此，日本“耻文化”表现出重“外辱”轻“内省”的特征。
（二）无“仁”而谈“忠孝”
《菊与刀》指出，在日本“耻文化”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仁”因与天皇制度相违背，而被排斥在外。日本“耻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无“仁”环境下的“忠”、“孝”文化。
“忠”在日本古代是指对天皇的忠诚。无论天皇传达出何种信息，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要绝对服从的圣旨。随着“忠”的发展，到近代是指对上级领导指示的服从。“忠”集中表现在工作上，绝大部分日本民众从工作伊始到退休，即便跳槽会有更好的待遇，一生也只“忠”于一家企业。对天皇、上级领导之意的亵渎，是不忠的表现，羞耻感由此产生。日本民族在奉行“忠”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孝”。《菊与刀》指出，日本奉行“孝”道的根本动机在于报恩。“恩情”在日本民众意识中是一张错综复杂且繁琐的社会关系网，其中最大的恩情来自于父母。回报“恩情”如同偿还“债务”，贯穿一生。日本民众从出生起就需要承担“债务”，因而从出生起就需向父母尽孝道，不孝即意味着“欠债”和羞辱。 （三）嘲讽式的“文化教育”
在日本社会中，幼儿享受着极大的道德自由和特权，因而养成了自以为是的暴怒脾气。好景不长，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日本父母逐渐采取嘲讽式文化教育，使孩子感受到羞辱与冷落，如嘲笑其不像男子汉、不听话等。日本父母总是以传达否定信息的方式达到嘲讽孩子的目的，通过抬高别人家孩子的方式使自己的孩子知道何为羞耻。随着孩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种羞耻感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心理阴影。工作中、生活中注重自我行为的约束，时刻避免可能受到的耻笑。嘲讽式文化教育成为培养日本“耻文化”的沃土，使得日本民众从幼年时期始，便拥有强烈的自我否定感、羞耻感，对周围环境、事物充满戒心，谨慎做事以免蒙受耻辱。
四、日本“耻文化”的影响
“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对其国民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一）对礼仪制度、等级观念的影响
日本“耻文化”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个体被群体认可程度，因而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十分注重礼仪制度和等级观念。即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日本人也会谨慎做事，因而不会因自己行为过错或言语不当蒙受羞耻。在日常语言中存在大量的敬语表达，要求讲话者根据不同的交往对象，在不同场合使用恰当的敬语形式。在说话的同时，辅以鞠躬、跪拜等形式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程度。然而这种礼仪制度、等级观念并非日本民众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一种习惯，即不能留给他人羞辱自己的机会。受“耻文化”的影响，日本民众用礼仪制度严格要求言行符合自身等级身份，以防出现越界受辱情况。
（二）对集体意识、人际交往的影响
强烈的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特性之一。在集体生活中个体十分重视集体对自己的评价，一旦因自己的过错、失误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内心认同的“耻文化”便会被无限放大，在“耻文化”影响下个体往往选择以死谢罪。因此，在日本集体生活中为避免被褥，为人处事需十分谨慎。在日本民众思维模式里，生活中谨言慎行会给自己带来良好的个人形象和声誉。个人形象和声誉越好，被他人抓住羞辱自己的机会才会越少。例如，在日本乡下，當家中有客人来访时，家中的主人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穿上得体衣服来会见宾客。在他们看来，尊敬客人就如同尊敬自己，让客人委屈如同自己受辱一般。
（三）对“忠”、“孝”观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忠”、“孝”观念产生的根基来自于“耻文化”。“忠”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在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指出，“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对“不忠”之人予以惩戒，对“忠诚”之人给予奖赏。之后的日本统治者进一步提升“忠”的地位，要求民众对将军、天皇都要无条件“忠”，“忠”的作用从维护统治逐步演变成全民的道德要求。而“孝”的观念产生于公元714年，元明天皇提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申太政官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鼓励人们行“孝”。随着时代的发展，以“耻”为根基的“孝”的观念被统治阶级和民众共同接纳，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道德规范。
（四）对日本武士生死觀的影响
“耻文化”在对日本民众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对日本武士阶级影响更为深远。当日本武士受到羞耻、面对生死问题时，往往采取“重死”的方式结束生命，即他们信奉武士道是通往死亡之道，死亡是他们最大的光荣，切腹式死亡法是消除羞耻的最好形式。在《太平记》书中写到“二千六百四十名自杀身死的武士中，以切腹自尽的就有二千一百五十九人”，武士们崇尚剖腹自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洗脱自己罪恶、恢复自身名誉，消除自身受到的耻辱。同时日本推崇“赐死”，在自己家中自杀是对自身名誉和尊严的维护。日本武士道之所以“重死”在于受到日本特殊自然环境影响，众多美好的东西很容易遭受地震等突如其来的迫害。就像日本民族推崇樱花一样，认为“人就应该像樱花那样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候发光发热，也应该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候寻求死亡”④，“重死”才能消除自己的羞耻感。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3]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日本武士道研究[M].台北：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89.
[4]李建军.日本人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J].社会学研究，1995.